- UID
- 31241
- 帖子
- 2678
- 积分
- 14009
- 阅读权限
- 70
- 注册时间
- 2006-10-10
- 最后登录
- 2014-2-8
- 在线时间
- 2507 小时
|
鲁迅、柏杨异同论
——评 《丑陋的中国人》
梁超然
并不是笔者忽发妙想,要把鲁迅先生与柏杨先生相提并论,比较一番,
而是 《丑陋的中国人》、《编后记》(下简称《编后记》)说了柏杨“继承
了鲁迅先生 ‘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正视现实的优良传统”,
说了 “柏杨先生(关于酱缸与 酱缸蛆)的这一分析和形容,就是把鲁迅先
生指出的 (昏乱)这个毛病观察和剖析得更透彻了”,说了柏杨的“崇洋”
“也就是对鲁迅‘拿来主义’的发挥”这样一些话,使笔者不禁将鲁迅先生
与柏杨先生进行了一番比较。比较的结果是大异而小同,深感<编后记> 所论
大谬不然,故只得握管为文,做此异同论,一来评一评 《丑归的中国人》,
二来说一说对 《编后记》的异议。
之所以要评一评 《丑陋的中国人》,是因为它在青年读者中广泛流传,
第一版就印了九万册;之所以要说一说对 《编后记》的异议,是因为《编后
记》所论关系着对一种思潮的评价,以及怎样引导青年读者的问题。 “非好
辩也”,实有此必要焉。
■脊梁与酱缸■
诚如 《编后记》所说,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湖南文艺出版社出
版,下引柏杨言论均出于此,不另注明)一书确实揭示了我们民族”种种 ‘丑
陋’的性格或心理状态”。通观全书,柏杨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有一个总的
看法,那就是: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酱缸”,一个“发酸发臭”的“酱缸”,
而中华民族文化的成员 (即柏杨笔下的“中国人”)则“上上下下,大大小
小” “大多数中国人”就是生活在这个“发酸发臭”的“酱缸”里的“酱缸
蛆”。 “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
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 “在这种长期酱在缸底的情形下,使
我们中国人变得自私、猜忌。”以至 “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故中国
人概而言之曰: “丑陋的中国人”云云。在柏杨先生眼里,中国文化传统应
该通通抛弃,因为 “中国文化的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据《编后
记》说,柏杨比鲁迅先生 “观察和剖析得更透彻了”。
鲁迅先生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也在探究中国的国民性,揭示民族文化
的劣根性,无情地抨击旧中国的旧思想、旧道德、旧习惯、旧习俗。鲁迅先
生也曾用过 “黑色染缸”形容中国文化传统的强大惰性。但是,即使鲁迅先
生还是一个进化论者的时候,他也没有把中国文化看成一团漆黑。他说过:
他自己对于中国的进步亦毫不悲观。他认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
示着将来的命运。”鲁迅在探究国民的劣根性时,始终把当权者、暴君和被
统治者区分开来。对于阿 Q 们,鲁迅也揭示他们的弱点、劣根性,但对阿 Q
他是抱有希望的。鲁迅先生曾说过: “中国倘不革命,阿Q 便不做 (指做革
命党——笔者),既然革命,就会做的。” (《鲁迅全集》三卷,《阿Q 正
传的成因》)而对赵太爷、假洋鬼子之类则完全不同,对他们,鲁迅先生是
怀着深深的憎恶感情给予猛烈抨击的。鲁迅先生这种是非好恶分明的态度越
到后来越清楚,后期的鲁迅先生曾十分明确地表白他对我们民族的坚定的信
念: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
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 ‘正史’,也往
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是何等崇高的民族自豪感!
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在我们这个民族里培育了多少这样的脊梁,他们支撑
着中华民族的躯体,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天地有正气”,中华民族的正
气是不容抹煞的,他们在人类文明史上烟熠生辉,光照古今,启迪后人。鲁
迅先生怀着豪迈的、热烈的感情赞美中国人民的优秀品质,读之令人精神振
奋,心怦怦然不能自己!它催人奋发,催人向上。
这说明鲁迅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之后,他对历
史对现实的分析就更深刻。早年,他从俄国革命胜利 “在刀光火色衰微中,
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这样的认识还只是一种膝陇的
觉醒。在现实斗争中,他进而认识了 “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认识了
“无产者是对于政治改造最有意味的阶级”。鲁迅先生以响彻云霄的豪迈之
声讴歌现实的革命者: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中国人的生存而流
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他对为中国的进步解放而奋
斗的中国**人的尊敬、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如果鲁迅先生生活在今天,
在中国大陆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纪,他会以上百倍的激情讴歌在中国大地上
切切实实奋斗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讴歌一切建设新世纪的爱国仁人志
士。因为鲁迅先生深深懂得,在中国**及其领导下的革命队伍身上 “寄
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
从这里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鲁迅先生与柏杨先生在历史观。现实观上
的本质区别。在柏杨眼里,中国人都是丑陋的,只是大大小小的酱缸蛆。这
是柏杨先生的观念、方法不对的缘故。如果不嫌冒昧,是不是请柏杨深刻地
思考五十多年前鲁迅先生的一段话: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上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与
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鲁迅全
集》第六卷, 《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
这里我们再套用鲁迅先生一句话赠给柏杨先生:说中国人丑陋,用以指
一部分则可,或者说中国人有丑陋的弱点则可,倘若用以加于全体,就是以
偏概全,那简直是诬蔑。
柏杨先生缺乏唯物辩证观点,原不足以为奇。可怪的是我们的出版家,
竟然会认为这样一些以偏概全、缺乏辩证观点的有害看法,比鲁迅先生 “观
察剖析得更透彻”,这究竟是何缘故呢?我们很想请教一下 《编后记》的作
者同志们,不知你们说这句话的根据何在?
■疗救与无救■
《编后记》认为柏杨先生也和鲁迅先生一样, “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
的注意。”柏杨自己也以 “医生”自居。细细分析,这又不能等量齐观。
医生治病首要是正确诊断病症。譬如说,病人只是得了胃溃疡,医生就
不应夸大为胃癌,已经无法可治;甚至诊断为癌细胞早已扩散全身,马上就
会身亡。确诊是疗救的基础。确诊之后还要找出病源,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使病人痊愈。如果将鲁迅先生与柏杨先生在这个方面进行对照,那么区别也
是十分明显的。譬如说 《一盘散沙》这个瘤疾吧。柏杨先生写过《一盘散沙》
这篇文章,他是怎样”诊断”这个疾病的呢?他说:
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多少都有点崇拜权势,但似乎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从
来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时权势这么痛狂,和这么融入骨髓。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
个人,也都有点自私,但同样的也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么自私到车
不可破。
大家注意了,柏杨这里说的是 “融入骨髓”“牢不可破”,说的是“从
来没有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那么,在柏杨眼下,中国人这种瘤疾是先天
性的、全民族的、全社会的,不仅是 “世界第一”,而且是“古今第一”,
这当然是无法治愈了。
鲁迅先生在 《南腔北调集》里,也有一篇《沙》,也是论述 《一盘散沙》
的。鲁迅先生又是怎样 “诊断”的呢?请看:
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
大家,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
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他们的像
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 “治绩”。
那么,中国就没有沙么?有是有的,但并非小民,而是大小统治者。
鲁迅先生以深邃的眼光,精到地分析了一盘散沙的问题。鲁迅先生深刻
地指出: “沙”主要是在大小统治者那里,一盘散沙乃是统治者的治绩;说
一盘散沙其实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小民”(亦即老百姓、群众之谓也)
在为自身的利益起而斗争时,是会团结起来的。在这里,谁的 “诊断”正确
呢?我想读者是不难辨别的。例如,在中国大陆,推翻了旧的统治阶级,人
民在中国**领导下,团结奋斗,还有多少散沙的影子呢? “一盘散沙”
这个痼疾,在中国广阔的大地上,正在被治愈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正在
进一步巩固发展。虽然柏杨先生不愿意谈这方面的问题,据说 “这是政治问
题”,但这样的现实存在,是任何一位爱国的炎黄子孙都乐于看到而且津津
乐道的,连 “洋人”也无法否认。这样的现实,证明了鲁迅先生诊断的正确。
大概当医生的都会知道,要治疗病痛,精神的力量是很重要的,要鼓舞
起病者的信心,使病者满怀信心去和疾病作斗争 (这种信心在一个社会一个
民族里就叫做 “民族气”、“民族精神”)。不知道这一条,就不是一个医
生,至少不是一个称职的医生。夸大病的严重程度,使病者看了诊断完全泄
了气,丧失了和疾病作斗争的信心,则是一个坏医生。例如,一个病人,长
了一个疮,固然不能像 “昏蛋”那样去“赞美”什么“红肿之处,艳若桃花;
溃烂之时,美如乳酪”,但也不应说,你得了全身溃烂之症,行将就木。这
样一说,病者精神吓瘫了、崩溃了,也就根本没有信心和力量与病痛作斗争。
这样的医生,其用心就很值得考究了。
柏杨的 “揭示”所起的作用,正有似于此。我们不必举太多的例子,他
在演讲 《人生文学与历史》这个题目时听众的反应就很说明问题了。听众H
提出:“我(听后)有个印象,中华民族是有这么多缺点,自私得没有救药。”
听众M:“我们心里感触很深,觉得很痛心,很泄气,很难过。”听众L “今
天他 (指柏杨)说的话,把我们五千年的历史说到坟墓去了,不能使我们唤
起民族精神,这一点我今天来听,觉得很遗憾。”这些听众的反应,正道出
了柏杨的根本问题之所在。柏杨夸大、展览中华民族的缺点,只能起毁灭我
们的民族自尊心,打击民族自信心的效果。本来是可以疗救的,也变成了无
可救药。
鲁迅先生批判国民劣根性,揭出病苦引起疗救注意之时,总是恰当指出,
给人以希望,鼓舞起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鼓舞人们前进。他总是对未来
充满希望,他总是把现实的黑暗面与光明面区别开来,要人们 “有正视这些
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 “旧象愈摧破,人类便愈进步。”鲁迅先生满怀热
切的心情说: “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培养,却的确长出了
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和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 (《鲁迅全集》
第三卷, 《黄花节的杂感》读鲁迅的作品总是能够对前途充满乐观,充满希
望,增强奋勇前进的勇气。
柏杨先生与鲁迅的优良传统虽不必说是南辕北辙,但至少也是差之千里
了。可惜我们 《编后记》的作者们竟看不到个中之质的不同,反而把柏杨与
鲁迅等同起来,甚至以为超过了鲁迅,他们的眼光反而比不上住在国外的听
众。这样一来给青年读者以怎样的影响,难道不值得我们深长而思之吗?
■革命与西化■
如果说柏杨先生与鲁迅先生在诊断上差之千里,那么所开的药方则是毒
剂与良药之别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我们知道,鲁迅先生在揭出病苦之后,给人们指出一条非常正确的道路,
那就是:革命、改革。鲁迅先生以为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路。鲁迅先生挖出
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看清楚其弊害, “因为倘不看清就无
从改革”。鲁迅先生也主张向外国学习,然而他从来反对把 “洋”的一套全
盘搬过来。他认为的 “洋”的一套“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只要是优
点我们也应学习”。但鲁迅先生始终认为改造国民性的根本道路在于改革,
在于革命。他说 “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 “所以我
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鲁迅先生遵革命前驱的将令,热情讴歌革
命,参与英勇的斗争。他说道:“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
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他认为 “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
唯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鲁迅先生这样总结自己的思
想历程:
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
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 “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
才知道这 “新的”社会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使我确切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了许多
勇气了。
鲁迅先生也以自己的笔参加了中国革命的斗争。他所开出的 “药方”为
中国的革命进程所证实了。革命、改革是医治国民劣根性的应验良方。
那么,柏杨给中国开了什么 “药方”呢?他也认为中国人只有一条路可
走,什么路呢?他说: “洋大人纷纷崛起,打也打不过,骂也骂不赢,只好
往事如烟。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学学他们那一套,而且也只有这一条路可
走。”柏杨要中华民族学西洋 “那一套”是《编后记》所说的“其实是专指
以我为主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科学和他们比较文明合理的那一部分社会风习而
言?”吗?不对了!柏杨所说的 “那一套”,就柏杨笔下所提到的“那一套”
至少包括 “政治制度”、“民主政治”,“洋枪,洋炮,铁甲船”、“教育、
艺术、礼仪、做人的道理,和处世的精神”,甚至连笑容也要搬 “洋大人”
的。这种全盘 “洋”化的理论,我们是十分耳熟的了。
柏杨先生说他 “彻底崇洋”,又辩解说“绝对崇洋,但不媚外。”如他
能真正恪守这样的原则倒也可说,然而,事实恐不像柏杨先生的 “宣言”说
的那样。在 《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场面:
听众 K (美国人):您今天演讲的题目好像是专门说中国人的坏话,我
想请您也说说美国人的坏话 (笑声),就您所看到的书,及您在美国所看到
的事,您觉得美国有什么地方,应该向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学习?
柏杨: “关于美国人的坏话,美国人自己已讲得太多了,这是我非常羡
慕的地方,因为美国有自我平衡,自我反省,自我调整的力量。自己有错的
地方,都自己讲出来,自己接受,自己能鉴赏,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不能。??
美国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美国当然不可能十全十美,因为世界上没
有十全十美,至少美国的邮政就坏,投递既慢,而又经常放假。但我们也应
该庆幸美国不十全十美,假如美国是那样,他就僵化了。”
请看,这就有点 “媚”了吧?是不是有点“媚”态可掬了呢?鲁迅先生
曾经深刻地讽刺新月社对党国的 “微词”,说这只不过是说主人老爷的衣服
有点脏罢了,其实是献 “媚”。那么,说美国邮政投递慢之类“微词”,大
概只等于说洋大人的衣角有一点点灰尘了, “媚”中之媚了吧?在上列引文
中略去之处 (因为太长了)柏杨还声言要“彻底崇洋”。该又是崇也者,崇
拜之谓也;崇拜而到了 “彻底”,就是到了极致,那就是五体投地。到了五
体投地,非 “媚”而何?所以柏杨主张把“西洋文明”“那一套”搬过来,
包括笑容,以为这是唯一的出路,这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编后记》又认为柏杨的 “崇洋”“也就是对鲁迅的‘拿来主义’的发
挥。”这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类比了。鲁迅先生 “拿来”绝对不是“崇洋”,
也不是主张把西洋 “那一套”全搬过来,连同笑容。众所周知,鲁迅先生提
出的 “拿来主义”,主张“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占有,
挑选。”区分 “鱼翅”和“鸦片”,分别处置;更不能“吸剩下的鸦片”。
如上所述,鲁 迅先生认为根本出路在于自身的改革与革命, “拿来”仅是
自身改革过程中的一个辅助手段,绝不是什么 “唯一的办法”。
简而言之,以自身的革命与改革为出路的乃是千金良方;而以仿效西洋,
把西洋 “那一套”全搬过来作为“唯一办法”的主张乃一贴毒剂。我们切不
可像 《编后记》所说的,“吃下这颗丸药”。否则,乱投药石,必将贻害身
心,贻害民族!这是至关紧要的原则。
其他方面鲁迅先生与柏杨先生尚多有异者。例如鲁迅先生历来反对 “辱
骂”,他的名言是 “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可是柏杨先生左一个“他妈
的”,右一个 “大酱缸蛆”,无乃太缺少气度。又如柏杨先生在对比时,常
常是以中之古比洋之今,跨越时间长河去类比,违反了逻辑。鲁迅先生绝不
作这样的比较。当然,最主要的是鲁迅先生 “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
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对于柏杨先生,我觉得
他在海峡的那一面,能勇敢地揭示政治社会的弊端,是有勇气的,值得肯定。
但是他的作品缺乏辩证观点,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带有极大的片面性
与偏见。
由此,我想到在对外开放时,我们出版界应该向外 “拿来”(包括向港
澳台湾 “拿来”),但是还是要像鲁迅先生所说的,要“沉着,勇猛,有辨
别,不自私”, “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确实给读者以有益的
精神食粮。而一些沙石俱下的作品,则应本着 “有辨别”的原则,以负责的
态度给读者以引导,使读者免受污染。这就要求出版家有眼光,这里自然是
指政治眼光和艺术眼光,而不是 “一切向钱看”的眼光。不知出版界的同志
们以为然否?
编者按:作者是民盟中央委员,现在西北大学中文系工作。
——原载一九八七年第三期《文艺理论与批评》并见同年第二期北京《中
国图书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