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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中国人的劣根性" [打印本页]

作者: 大枪 时间: 2008-3-21 17:45
标题: 关于"中国人的劣根性"
这几年网络上这个词如此之泛滥，我想柏杨老先生那几本书“功不可没”啊

贴几篇当年的评论看看

中国人丑陋吗？
一九八七年十月 ——原载一九八八年第一期北京《文艺理论与批评》

                        ——就教于柏杨先生
孙国栋

   多年前，我读《汉书》，对夏侯胜和黄霸十分钦佩。后来听说柏杨先生

因文字而下狱，在狱中读史、著述不辍。我觉得柏杨先生颇有胜、霸之风，

对柏杨先生亦心仪不已。但一直工作忙，竟未读到柏杨先生的作品。最近有

偶然机会买到林白出版社刊行的《丑陋的中国人》第九版，内收柏杨先生近

年在美国各大学的演讲，并选载柏杨先生各文集中的散文。我一口气读完，

觉得有些话，如骨鲤在喉，不吐不快，乃草此文，以就教柏杨先生。

   一

   柏杨先生把中国人今日的劣行，完全归罪于中国五千年有毒的文化，这

是夸张的说法。我们先看柏杨先生的理据。

   柏杨先生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时说：

   “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

都不能痊愈。有人说： ‘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个大漏洞。记得

易卜生先生有一出名剧（《群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有梅毒的儿子，

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地说： ‘我不要这个药，我

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身体？’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24

页）

   柏杨先生根据此一推埋，于是认定今日的艰难是传统文化的罪过，认定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充满罪恶。但是柏杨先生的推理也有一个大漏洞。《群

鬼》剧中儿子所受的灾难，不错，是由他父母患了梅毒所致。但是父母身上

的梅毒是否由五千年以前祖宗相传的病毒，抑或由他自己行为不端染来？如

果这个家族，于五千年前已患了梅毒，则这家族一定早就灭亡了，不可能生

存至今日。所以今日孩子的痛苦，可以归罪于父母的作孽，不可以归罪五千

年前祖宗的作孽。中国今日的灾难，不必归罪于五千年前的祖先，近几百年

来子孙的不长进应负更大的责任。

   柏杨先生用这错误的推理看中国文化，于是对影响中国文化有力的儒学

处处加以诬蔑，他说：

   “儒家最高的理想境界似乎只有两个项目：一个项目是教小民如何藏头

缩尾，国家事管他娘，而只去维护自己的身家财产。另一个项目则是求求当

权派手下留情，垂怜小民无依无靠，用御脚乱踩的时候稍微轻一点。” （126

页）又说：

   “儒家的全部教训中，很少激发性灵，很少鼓励竞争，而只一味要他的

徒子徒孙安于现状，踌躇满志，啥都可干，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险。” （126

页）

   这两番话，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最恶毒的诬蔑。中国古代学术，自先秦

诸学派兴起以后，对人生态度有两种思潮：一是儒学，代表刚健的一面，他

教人的最高标准是成仁取义；一是老子和杨朱，代表阴柔一面，他教人应顺

客观的规律，以全身贵生为宗旨。这两种思潮在社会流布，都发生很大的影

响。儒家的面目却是极鲜明的。孔子说：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

身以成仁”、 “见义不为无勇也”、“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这些都是世人所熟知的儒家教训、这是教人 “藏头缩尾”吗？这是毫无性灵

的吗？所以历来为国家民族殉难死命的志士，大多是儒家。现《廿四史》所

载，忠愤耿耿死节之士无虑千人，大多受儒家熏陶，尤其《廿四史》中之《忠

义传》、《节义传》、《诚节传》中守死不屈的人物，更多服膺儒学。至于

集体对抗当权派，如东汉李膺、陈蕃等领导受经学的太学生与宦官恶势力的

斗争，以至造成惨烈的党锢之祸；晚明东林党人与阉党斗争，所造成血淋淋

的史实，都可以说明儒学的精神。请问这是柏杨先生所说的： “国家事管他

娘”吗？这是 “啥事都可干，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险”吗？柏杨先生时时拾取

一些市井俗言如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诬蔑儒学，这几

近恶史之栽赃、学术之欺诈。

   儒学重视仁义，柏杨先生说： “仁是当权派对小民的一种怜恤和同情，

乃施舍的焉、赐予的焉、表示慷慨大度的焉、幼稚园教习对小孩子的焉。”

（116页）仁是发自自己的内心的真情，由此实践而为各种善行。所以说“侧

忍之心，仁端也”、 “仁远平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博学而笃志，切

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巧言令色，鲜矣仁”，

都从你自己内心出发，为什么一定是当权派的呢？施舍的呢？

   柏杨先生又说：“孟轲先生的学说便是‘何必曰利，唯有仁义而已’的，

这位不曰利的祖师爷，为千万个酱缸蛆制下了仁义的假面具，明明害了杨梅

大疮，鼻子都塌啦，却把面具一戴，喊曰： ‘都来看呀，俺好漂亮呀’。”

（123页）

   这真是最粗鄙恶俗的奇文！为什么教人轻利害、重仁义是为后代制造遮

掩生杨梅大疮塌了鼻子的假面具？柏杨先生前面诬蔑儒家教人 “国家事管他

娘，而只去维护自己的身家财产”，此处又攻击孟子重仁义，轻利害的教训。

这岂非思想昏乱、前后矛盾！二柏杨先生说： “若干年前，我在洛杉矶有一

次演讲，有人问我， ‘你是否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我脱口而出说：‘我

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请你告诉我，中国人的荣耀在哪里？是我们国家强？

是我们文明高？是我们民族对人类整个文化有建设的贡献？是我们的音乐、

绘画、文学出类拔萃？我们到底有什么？请随便讲出一个我们国家有，其他

国家没有，或是我们可以和其他国家同享荣耀，举得出来吗？’” （41 页）

好一串声势汹汹吓人的问话！不错，近几百年来中国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

都落在西方之后。如果我举出文学、史学、艺术、哲学等来和西方比较，那

一定引起大争论。最近内子研究《毛诗》，我想到三千年前的文学，其脉搏

竟仍在今日的文学中跳动，在我们现在生活中仍活泼有生命。《诗经》中的

句子，今日我们还常挂在口边。如 “窈窕淑女，君子好述”、“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这种

至今仍葱茏有生意的句子，在《诗经》中随处都是。请想想，有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民族，她三千年前的文学仍能活泼泼地应用于今日的日常生活中的？

本人粗涉史学，对于中西史学的优劣长短，因为问题太复杂，此处不能讨论，

但是史学的基础在记事，只就记事一端而论，则中国史比西方史详备，可以

无疑。中国周以前诸史，姑置不论，自周共和元年开始，即有编年史。秦以

后自汉高帝元年（前二○六年）以下的大事有各正史的本纪逐年记载。换言

之，自周共和元年（前八四一年）开始，直至今日，前后二千八百余年间大

事，具有编年记载。请问哪一民族、哪一国家能有一部记载二千八百余年间

大事的编年史？从这两件事表现中国文化藏潜着一种持久性。如果我们能从

此处探究，或可以找出中国民族所以能绵绵几千年的一些消息。

   三

   柏杨先生论事时时信口夸张，以至陷入自相矛盾。他在美国面对许多留

美的中国人，他们在学术上事业上都有出色的表现，于是不得不承认中国人

的智商不低（45 页）。但跟着说：中国的文化酱缸可以消灭智商。而此文化

酱缸的形成，由于定儒家于一尊，以后 “时间一久，知识份子的思考能力衰

退，由于没有思考能力，因之也没有想像能力，由于没有想像能力，因之没

有鉴赏能力” （46 页）。中国人既然已没有思考能力、没有想像能力、没有

鉴赏能力，何以留美的中国学人智商不低呢？难道两千余年积弱造成的无思

考能力、无想像能力、无鉴赏能力，一旦踏入美国就会变为高智商？可见说

中国人丧失了思考能力、想像能力，不过夸张之词而已。

   柏杨先生很赞赏鸦片战争，他说： “我们应该感谢鸦片战争，如果没有

鸦片战争，现在会是什么情况？??如果鸦片战争提旱三百年前发生，也许

中国改变得更早些，再往前推到一千年前发生的话，整个历史就会完全不一

样。” （66 页）柏杨先生对鸦片战争引起中国改革这一看法，未尝不无道理，

但柏杨先生知否，如果推前一千年前，则是公元九世纪，那时中国正当唐代，

而欧洲都在中世纪的 “黑暗时代”，中国当时的文明远超于欧洲，东方各国

正大派留学生来中国留学。欧洲到了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还受中国思

想的影响！为什么柏杨先生会有推前一千年的说法呢？只有一种解释——因

为柏杨先生心中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中国几千年历史一片黑暗，而西方

历史却一片光明。柏杨先生说他崇洋不媚外，这样是不是一种媚外的心态？

   四

   我上面所述的，只是因为柏杨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信口开河、肆意诬蔑

所提出的质疑。柏杨先生有一句话： “反省是走向进步的开始”。很对。但

是对个人的反省容易，对民族的反省很难。对民族的反省必须有几个条件：

第一要对民族有爱心。无爱心决不会为此民族作出真正的反省；第二要对这

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有认识，不然，决反省不出真道理。尤其对一个有五千多

年历史的民族，她今日的问题，与历史上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家庭、

宗教、学术思想、地理环境以至与外族关系种种条件相关联，要从此错综复

杂的诸因素中找出问题的症结，是一番大学问；第三要诉于理性，不能轻肆

感情。一时的激情，只会蒙蔽眼睛。同时反省时所求了解的，不仅是当前各

种病态的根源所在，更应了解此民族生命所寄托之点何在？此民族生存的力

量何在？从《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所表现，柏杨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

太浅，而且不诉于理性，只肆意漫骂、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价值、摧残中国

人对民族的爱心，这样是真正的反省吗？能唤起中国人真正的反省吗？我想

一般人读了柏杨先生这几篇文章，可能会起两种极端不同的反应——一种以

当中国人为可耻，于是自外于中国人；一种是认为柏杨先生所讲的俱为夸张

不实的谎言，因而根本上不承认中国人有缺点。这两方面对中国今后都是有

害的。所以我认为柏杨先生此书，对中国的改进起负面作用远多于正面作用。

   中国文化当然有弱点，世上未有十全十美的民族文化；中国近几百年来

的确患了病，世上亦未有长久健康的民族。我们决不能因中国文化有弱点、

民族有病患，而谓中国文化全盘黑暗、满身罪恶。地球上自出现高极文化以

来几千年，被淘汰的民族不知多少，而中华民族屹然存在，这证明中国文化

虽有弱点，必别有坚实光明的一面；中国人今日虽有丑陋处，亦必有其可爱

的一面。柏杨先生如果希望中国人能改进，请不要摧残中国人对民族的爱心。

同时我愿柏杨先生了解：文化生命与自然生命有相似之处——丰富的养料要

经过生命本身的消化吸收，然后可以生长强隆；杜绝了生命之根，纵然有最

佳的养料，对生命已全无意义。

   我只是一个教书匠，我所接触的青少年包括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

研究生。三十几年的教学生涯使我认识到一个道理：要青年上进，不但要非

常正确地、不夸张地指出他们的错误，更要培养他们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凡

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只会使他们自暴自弃。柏杨先生不顾事实，

无情地打击中国人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是要使中国人改进呢，还是要使中国

人自暴自弃？

                           ——原载 1987年3 月1 日北京《光明日报》

[ 本帖最后由大枪于 2008-3-21 21:01 编辑 ]

作者: 大枪 时间: 2008-3-21 17:46

鲁迅、柏杨异同论

                     ——评《丑陋的中国人》

                                                                  梁超然

   并不是笔者忽发妙想，要把鲁迅先生与柏杨先生相提并论，比较一番，

而是《丑陋的中国人》、《编后记》（下简称《编后记》）说了柏杨“继承

了鲁迅先生 ‘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正视现实的优良传统”，

说了 “柏杨先生（关于酱缸与酱缸蛆）的这一分析和形容，就是把鲁迅先

生指出的（昏乱）这个毛病观察和剖析得更透彻了”，说了柏杨的“崇洋”

“也就是对鲁迅‘拿来主义’的发挥”这样一些话，使笔者不禁将鲁迅先生

与柏杨先生进行了一番比较。比较的结果是大异而小同，深感<编后记> 所论

大谬不然，故只得握管为文，做此异同论，一来评一评《丑归的中国人》，

二来说一说对《编后记》的异议。

   之所以要评一评《丑陋的中国人》，是因为它在青年读者中广泛流传，

第一版就印了九万册；之所以要说一说对《编后记》的异议，是因为《编后

记》所论关系着对一种思潮的评价，以及怎样引导青年读者的问题。 “非好

辩也”，实有此必要焉。

   ■脊梁与酱缸■

   诚如《编后记》所说，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湖南文艺出版社出

版，下引柏杨言论均出于此，不另注明）一书确实揭示了我们民族”种种 ‘丑

陋’的性格或心理状态”。通观全书，柏杨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有一个总的

看法，那就是：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酱缸”，一个“发酸发臭”的“酱缸”，

而中华民族文化的成员（即柏杨笔下的“中国人”）则“上上下下，大大小

小” “大多数中国人”就是生活在这个“发酸发臭”的“酱缸”里的“酱缸

蛆”。 “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

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 “在这种长期酱在缸底的情形下，使

我们中国人变得自私、猜忌。”以至 “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故中国

人概而言之曰： “丑陋的中国人”云云。在柏杨先生眼里，中国文化传统应

该通通抛弃，因为 “中国文化的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据《编后

记》说，柏杨比鲁迅先生 “观察和剖析得更透彻了”。

   鲁迅先生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也在探究中国的国民性，揭示民族文化

的劣根性，无情地抨击旧中国的旧思想、旧道德、旧习惯、旧习俗。鲁迅先

生也曾用过 “黑色染缸”形容中国文化传统的强大惰性。但是，即使鲁迅先

生还是一个进化论者的时候，他也没有把中国文化看成一团漆黑。他说过：

他自己对于中国的进步亦毫不悲观。他认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

示着将来的命运。”鲁迅在探究国民的劣根性时，始终把当权者、暴君和被

统治者区分开来。对于阿 Q 们，鲁迅也揭示他们的弱点、劣根性，但对阿 Q

他是抱有希望的。鲁迅先生曾说过： “中国倘不革命，阿Q 便不做（指做革

命党——笔者），既然革命，就会做的。” （《鲁迅全集》三卷，《阿Q 正

传的成因》）而对赵太爷、假洋鬼子之类则完全不同，对他们，鲁迅先生是

怀着深深的憎恶感情给予猛烈抨击的。鲁迅先生这种是非好恶分明的态度越

到后来越清楚，后期的鲁迅先生曾十分明确地表白他对我们民族的坚定的信

念：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

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 ‘正史’，也往

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是何等崇高的民族自豪感！

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在我们这个民族里培育了多少这样的脊梁，他们支撑

着中华民族的躯体，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天地有正气”，中华民族的正

气是不容抹煞的，他们在人类文明史上烟熠生辉，光照古今，启迪后人。鲁

迅先生怀着豪迈的、热烈的感情赞美中国人民的优秀品质，读之令人精神振

奋，心怦怦然不能自己！它催人奋发，催人向上。

   这说明鲁迅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之后，他对历

史对现实的分析就更深刻。早年，他从俄国革命胜利 “在刀光火色衰微中，

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这样的认识还只是一种膝陇的

觉醒。在现实斗争中，他进而认识了 “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认识了

“无产者是对于政治改造最有意味的阶级”。鲁迅先生以响彻云霄的豪迈之

声讴歌现实的革命者：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中国人的生存而流

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他对为中国的进步解放而奋

斗的中国**人的尊敬、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如果鲁迅先生生活在今天，

在中国大陆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纪，他会以上百倍的激情讴歌在中国大地上

切切实实奋斗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讴歌一切建设新世纪的爱国仁人志

士。因为鲁迅先生深深懂得，在中国**及其领导下的革命队伍身上 “寄

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

   从这里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鲁迅先生与柏杨先生在历史观。现实观上

的本质区别。在柏杨眼里，中国人都是丑陋的，只是大大小小的酱缸蛆。这

是柏杨先生的观念、方法不对的缘故。如果不嫌冒昧，是不是请柏杨深刻地

思考五十多年前鲁迅先生的一段话：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上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与

   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鲁迅全

   集》第六卷，《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

   这里我们再套用鲁迅先生一句话赠给柏杨先生：说中国人丑陋，用以指

一部分则可，或者说中国人有丑陋的弱点则可，倘若用以加于全体，就是以

偏概全，那简直是诬蔑。

   柏杨先生缺乏唯物辩证观点，原不足以为奇。可怪的是我们的出版家，

竟然会认为这样一些以偏概全、缺乏辩证观点的有害看法，比鲁迅先生 “观

察剖析得更透彻”，这究竟是何缘故呢？我们很想请教一下《编后记》的作

者同志们，不知你们说这句话的根据何在？

   ■疗救与无救■

   《编后记》认为柏杨先生也和鲁迅先生一样， “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

的注意。”柏杨自己也以 “医生”自居。细细分析，这又不能等量齐观。

   医生治病首要是正确诊断病症。譬如说，病人只是得了胃溃疡，医生就

不应夸大为胃癌，已经无法可治；甚至诊断为癌细胞早已扩散全身，马上就

会身亡。确诊是疗救的基础。确诊之后还要找出病源，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使病人痊愈。如果将鲁迅先生与柏杨先生在这个方面进行对照，那么区别也

是十分明显的。譬如说《一盘散沙》这个瘤疾吧。柏杨先生写过《一盘散沙》

这篇文章，他是怎样”诊断”这个疾病的呢？他说：

      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多少都有点崇拜权势，但似乎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从

   来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时权势这么痛狂，和这么融入骨髓。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

   个人，也都有点自私，但同样的也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么自私到车

   不可破。

   大家注意了，柏杨这里说的是 “融入骨髓”“牢不可破”，说的是“从

来没有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那么，在柏杨眼下，中国人这种瘤疾是先天

性的、全民族的、全社会的，不仅是 “世界第一”，而且是“古今第一”，

这当然是无法治愈了。

   鲁迅先生在《南腔北调集》里，也有一篇《沙》，也是论述《一盘散沙》

的。鲁迅先生又是怎样 “诊断”的呢？请看：

      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

   大家，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

   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他们的像

   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 “治绩”。

      那么，中国就没有沙么？有是有的，但并非小民，而是大小统治者。

   鲁迅先生以深邃的眼光，精到地分析了一盘散沙的问题。鲁迅先生深刻

地指出： “沙”主要是在大小统治者那里，一盘散沙乃是统治者的治绩；说

一盘散沙其实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小民”（亦即老百姓、群众之谓也）

在为自身的利益起而斗争时，是会团结起来的。在这里，谁的 “诊断”正确

呢？我想读者是不难辨别的。例如，在中国大陆，推翻了旧的统治阶级，人

民在中国**领导下，团结奋斗，还有多少散沙的影子呢？ “一盘散沙”

这个痼疾，在中国广阔的大地上，正在被治愈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正在

进一步巩固发展。虽然柏杨先生不愿意谈这方面的问题，据说 “这是政治问

题”，但这样的现实存在，是任何一位爱国的炎黄子孙都乐于看到而且津津

乐道的，连 “洋人”也无法否认。这样的现实，证明了鲁迅先生诊断的正确。

   大概当医生的都会知道，要治疗病痛，精神的力量是很重要的，要鼓舞

起病者的信心，使病者满怀信心去和疾病作斗争（这种信心在一个社会一个

民族里就叫做 “民族气”、“民族精神”）。不知道这一条，就不是一个医

生，至少不是一个称职的医生。夸大病的严重程度，使病者看了诊断完全泄

了气，丧失了和疾病作斗争的信心，则是一个坏医生。例如，一个病人，长

了一个疮，固然不能像 “昏蛋”那样去“赞美”什么“红肿之处，艳若桃花；

溃烂之时，美如乳酪”，但也不应说，你得了全身溃烂之症，行将就木。这

样一说，病者精神吓瘫了、崩溃了，也就根本没有信心和力量与病痛作斗争。

这样的医生，其用心就很值得考究了。

   柏杨的 “揭示”所起的作用，正有似于此。我们不必举太多的例子，他

在演讲《人生文学与历史》这个题目时听众的反应就很说明问题了。听众H

提出：“我（听后）有个印象，中华民族是有这么多缺点，自私得没有救药。”

听众M：“我们心里感触很深，觉得很痛心，很泄气，很难过。”听众L “今

天他（指柏杨）说的话，把我们五千年的历史说到坟墓去了，不能使我们唤

起民族精神，这一点我今天来听，觉得很遗憾。”这些听众的反应，正道出

了柏杨的根本问题之所在。柏杨夸大、展览中华民族的缺点，只能起毁灭我

们的民族自尊心，打击民族自信心的效果。本来是可以疗救的，也变成了无

可救药。

   鲁迅先生批判国民劣根性，揭出病苦引起疗救注意之时，总是恰当指出，

给人以希望，鼓舞起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鼓舞人们前进。他总是对未来

充满希望，他总是把现实的黑暗面与光明面区别开来，要人们 “有正视这些

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 “旧象愈摧破，人类便愈进步。”鲁迅先生满怀热

切的心情说： “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培养，却的确长出了

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和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 （《鲁迅全集》

第三卷，《黄花节的杂感》读鲁迅的作品总是能够对前途充满乐观，充满希

望，增强奋勇前进的勇气。

   柏杨先生与鲁迅的优良传统虽不必说是南辕北辙，但至少也是差之千里

了。可惜我们《编后记》的作者们竟看不到个中之质的不同，反而把柏杨与

鲁迅等同起来，甚至以为超过了鲁迅，他们的眼光反而比不上住在国外的听

众。这样一来给青年读者以怎样的影响，难道不值得我们深长而思之吗？

   ■革命与西化■

   如果说柏杨先生与鲁迅先生在诊断上差之千里，那么所开的药方则是毒

剂与良药之别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我们知道，鲁迅先生在揭出病苦之后，给人们指出一条非常正确的道路，

那就是：革命、改革。鲁迅先生以为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路。鲁迅先生挖出

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看清楚其弊害， “因为倘不看清就无

从改革”。鲁迅先生也主张向外国学习，然而他从来反对把 “洋”的一套全

盘搬过来。他认为的 “洋”的一套“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只要是优

点我们也应学习”。但鲁迅先生始终认为改造国民性的根本道路在于改革，

在于革命。他说 “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 “所以我

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鲁迅先生遵革命前驱的将令，热情讴歌革

命，参与英勇的斗争。他说道：“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

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他认为 “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

唯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鲁迅先生这样总结自己的思

想历程：

      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

   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 “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

   才知道这 “新的”社会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使我确切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了许多

   勇气了。

   鲁迅先生也以自己的笔参加了中国革命的斗争。他所开出的 “药方”为

中国的革命进程所证实了。革命、改革是医治国民劣根性的应验良方。

   那么，柏杨给中国开了什么 “药方”呢？他也认为中国人只有一条路可

走，什么路呢？他说： “洋大人纷纷崛起，打也打不过，骂也骂不赢，只好

往事如烟。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学学他们那一套，而且也只有这一条路可

走。”柏杨要中华民族学西洋 “那一套”是《编后记》所说的“其实是专指

以我为主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科学和他们比较文明合理的那一部分社会风习而

言？”吗？不对了！柏杨所说的 “那一套”，就柏杨笔下所提到的“那一套”

至少包括 “政治制度”、“民主政治”，“洋枪，洋炮，铁甲船”、“教育、

艺术、礼仪、做人的道理，和处世的精神”，甚至连笑容也要搬 “洋大人”

的。这种全盘 “洋”化的理论，我们是十分耳熟的了。

   柏杨先生说他 “彻底崇洋”，又辩解说“绝对崇洋，但不媚外。”如他

能真正恪守这样的原则倒也可说，然而，事实恐不像柏杨先生的 “宣言”说

的那样。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场面：

   听众 K （美国人）：您今天演讲的题目好像是专门说中国人的坏话，我

想请您也说说美国人的坏话（笑声），就您所看到的书，及您在美国所看到

的事，您觉得美国有什么地方，应该向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学习？

   柏杨： “关于美国人的坏话，美国人自己已讲得太多了，这是我非常羡

慕的地方，因为美国有自我平衡，自我反省，自我调整的力量。自己有错的

地方，都自己讲出来，自己接受，自己能鉴赏，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不能。??

美国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美国当然不可能十全十美，因为世界上没

有十全十美，至少美国的邮政就坏，投递既慢，而又经常放假。但我们也应

该庆幸美国不十全十美，假如美国是那样，他就僵化了。”

   请看，这就有点 “媚”了吧？是不是有点“媚”态可掬了呢？鲁迅先生

曾经深刻地讽刺新月社对党国的 “微词”，说这只不过是说主人老爷的衣服

有点脏罢了，其实是献 “媚”。那么，说美国邮政投递慢之类“微词”，大

概只等于说洋大人的衣角有一点点灰尘了， “媚”中之媚了吧？在上列引文

中略去之处（因为太长了）柏杨还声言要“彻底崇洋”。该又是崇也者，崇

拜之谓也；崇拜而到了 “彻底”，就是到了极致，那就是五体投地。到了五

体投地，非 “媚”而何？所以柏杨主张把“西洋文明”“那一套”搬过来，

包括笑容，以为这是唯一的出路，这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编后记》又认为柏杨的 “崇洋”“也就是对鲁迅的‘拿来主义’的发

挥。”这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类比了。鲁迅先生 “拿来”绝对不是“崇洋”，

也不是主张把西洋 “那一套”全搬过来，连同笑容。众所周知，鲁迅先生提

出的 “拿来主义”，主张“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占有，

挑选。”区分 “鱼翅”和“鸦片”，分别处置；更不能“吸剩下的鸦片”。

如上所述，鲁  迅先生认为根本出路在于自身的改革与革命， “拿来”仅是

自身改革过程中的一个辅助手段，绝不是什么 “唯一的办法”。

   简而言之，以自身的革命与改革为出路的乃是千金良方；而以仿效西洋，

把西洋 “那一套”全搬过来作为“唯一办法”的主张乃一贴毒剂。我们切不

可像《编后记》所说的，“吃下这颗丸药”。否则，乱投药石，必将贻害身

心，贻害民族！这是至关紧要的原则。

   其他方面鲁迅先生与柏杨先生尚多有异者。例如鲁迅先生历来反对 “辱

骂”，他的名言是 “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可是柏杨先生左一个“他妈

的”，右一个 “大酱缸蛆”，无乃太缺少气度。又如柏杨先生在对比时，常

常是以中之古比洋之今，跨越时间长河去类比，违反了逻辑。鲁迅先生绝不

作这样的比较。当然，最主要的是鲁迅先生 “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

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对于柏杨先生，我觉得

他在海峡的那一面，能勇敢地揭示政治社会的弊端，是有勇气的，值得肯定。

但是他的作品缺乏辩证观点，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带有极大的片面性

与偏见。

   由此，我想到在对外开放时，我们出版界应该向外 “拿来”（包括向港

澳台湾 “拿来”），但是还是要像鲁迅先生所说的，要“沉着，勇猛，有辨

别，不自私”， “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确实给读者以有益的

精神食粮。而一些沙石俱下的作品，则应本着 “有辨别”的原则，以负责的

态度给读者以引导，使读者免受污染。这就要求出版家有眼光，这里自然是

指政治眼光和艺术眼光，而不是 “一切向钱看”的眼光。不知出版界的同志

们以为然否？

   编者按：作者是民盟中央委员，现在西北大学中文系工作。

   ——原载一九八七年第三期《文艺理论与批评》并见同年第二期北京《中

                                                            国图书评论》

作者: 注定牵挂你 时间: 2008-3-21 17:47
太长了. -.-

作者: 大枪 时间: 2008-3-21 17:48

台湾的

最丑陋的中国人——柏杨

         ——一九八五·九·一八·台北《扫荡》杂志

                                                                  殷宏俊

   最近，市面上出现一本名叫《丑陋的中国人》的书，著者是柏杨，内容

以他在去年（一九八四）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阿华大学演讲稿《丑陋的中

国人》为主（该演讲稿去年十二月八日《自立晚报》刊出，本刊曾撰文批判

过），收录了美国几家大学与华文报纸上的中国人的文字的反应，另外收了

柏杨几篇文字，末尾加上一篇张香华（柏杨现任妻子）与比利时神父谈论“丑

陋的中国人”的文字，集成三百五十余页，书价一百二十元。

   这里开头特别提到三百五十余页与一百二十元书价，是要指出此书出版

的动机，只有一点：卖书赚钱！这与柏杨过去每一本书与目前他所编的《柏

杨版资治通鉴》一样，都是为了卖钱。所有的这些书，与批评、改革、历史

文化，沾不上一点关系！

   在批评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柏杨版资治通鉴》之前，先谈两件

有关 “前提”的事。《丑陋的中国人》在出版之前，柏杨又在《自立晚报》

发表了一篇 “代序”名叫《酱缸国医生和病人》极尽歇斯底里丑化中国人之

能事，这篇文字是今年（一九八五）九月二日登出的——这一天是我“中华

民国”浴血抗战胜利参加同盟国集体接受日本投降四十周年纪念的伟大日

子，柏杨用来宣传 “丑陋的中国人”。仅这一天日期上的选择，已可看出这

个尖酸刻薄 “作家”还有多少民族良心（我们八年抗战，民族遭逢空前存亡

危机，牺牲军民两千万人抵抗日寇侵略，这件事 “丑陋”吗）！

   第二件事是关于 “丑陋的X 国人”的问题。柏杨演讲时自称受过两本书

的启示，一本是美国人写的《丑陋的美国人》，一本是日本人写的《丑陋的

日本人》。这种“因为美国、日本有，我们也要有”的自我矮化、愚■心理，

若干年来一直流行于国内文化界、知识界，上焉者，美、日有机器人工业，

我们也要搞机器人（按：全世界科技与工业等级排在我们前面至少有二十国

不敢夸言发展机器人），下焉者，美、日有 “垃圾”punk 文化、同性恋、大

学女生卖淫、暴力色情??我们也照样要学。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拾美、

日余唾的伎俩，与台北市西门町混混拾日本垃圾文化，如出一辙。

   柏杨演讲《丑陋的中国人》，意思是一种反省：国人应面对中国民族性

中的缺点，加以改进，并且强调《丑陋的美国人》、《丑陋的日本人》两本

书也是这个自我检讨的出发点。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两本书。这两本书都是美、

日驻外外交人员，目睹其国家在外国的错误外交政策，而痛心写出的。《丑

陋的美国人》是指责美国在东南亚的帝国主义欺凌弱小、操纵小国政治的霸

权作风，并未提一个字有关美国人在国内、在历史上内斗的事；《丑陋的日

本人》同样并未检讨日本内在问题，也是指责日本人处理国际外交事务（现

实重利，对白种人自卑，对落后国家据傲，虚伪小气??）上的次等帝国主

义作风。这两国在国际上欺侮弱小的 “丑陋”嘴脸，近百余年来的中国，不

要说连边都沾不上，实际上近百余年来中国一直是弱国、一直被列强轮番侵

略欺压（后遗症至今不息），中国何“丑陋”之有？何曾”丑陋”过？近百

余年来，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只能说是 “可怜的中国人”啊！自鸦片战争

以来，中国人民一次一次地被帝国主义屠杀，强奸、劫掠、国不成国、人变

成非人??柏杨怎么忍心说中国人 “丑陋”？我们中国人被帝国主义压迫了

百余年，在最后生死关头打败了日本，柏杨却在抗战胜利四十周年纪念的日

子上，大呼 “丑陋的中国人”，拾外国人牙慧，学外国人语法，学到要如此

自我作贱的地步吗？

   如果说《丑陋的中国人》是中国人内部的自我检讨，那么这个演讲就绝

对不可以到美国去讲、这本书的结论就绝不可以由比利时人来下断语！中国

民族性中的缺点是很多，近百年来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更暴露出许多不堪

的面目；但是，“家丑不可外扬”，检讨民族性缺点是为了改进、重建自尊，

而不是只指出病态却坚不开药方（注意柏杨这本书，没有一点指出中国人应

如何改进民族性的），更不是拿到外国人面前宣扬来作贱自己！这里举两个

例子：抗战之前有两个著名的学者、思想家，都严厉指责过中国民族性的缺

点，都用过比柏杨更严厉的字眼（按：柏杨文字只是尖酸刻薄，绝无讽刺中

寓严肃的境界）批评中国，一个是胡适，一个是林语堂。这两个洋化学者虽

然在五十年后的今天看来，在学术、思想上落伍有被淘汰的可能，但是当年

对中国”爱之深、责之切”的心理，值得今天每一个中国人用心沉思。胡适

批评中国民族性缺点（他曾说当时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该死光）的原则是

“关起门来骂”，绝不给外国人听，而且他到外国一定（以其渊博的中西学

识）宣传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美，这种到 “外国一定说中国好，回国一定说外

国好（要国人学外国长处）”的原则，是胡适得到许多年轻人崇拜尊敬的原

因。林语堂的格局比胡适小得多，但也特别遵守 “家丑不外扬”的原则：林

语堂曾在国内发表的文字中，述说他看到一个六岁小孩在公园中不守秩序，

就痛心 “中国必亡”；但林语堂出国赴美游欧的数十年，所有的数十种外文

著作一律阐扬中国文化之高之美（其名著《生活的艺术》把明朝小文人的生

活小情趣，以英文写成极高的生活境界，使整个西方知识界全面倾倒叹为观

止，此书在欧美数十国畅销半个世纪迄今不衰。）！从胡适、林语堂的例子，

我们要严正质问柏杨一句话：如果希望中国人改进其民族性，为什么不回国

来讲？为什么把家丑说给外国人听？

   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就有了，很简单：柏杨讲《丑陋的中国人》，绝对不

是要国人自省，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作贱中国人，他本来的企图就以作贱中

国人来讨好外国人！他的现代语文《资治通鉴》，目的也在曲解中国历史、

毁灭中国文化！柏杨的基本企图，是把他十年牢狱的仇恨政治权衡心理，转

化为仇恨十亿中国人、仇恨五千年中国历史文化！柏杨对中国人、中国历史

文化，没有一点爱，因此他也不是 “爱之深，责之切”，他只想破坏，糟蹋、

毁坏中国的一切《资治通鉴》翻译成白话，柏杨的理由是：许多人看不懂！

然而，《资治通鉴》本来就不是给“许多人”看的！“资治”与“鉴”的意

义，即表明了这书是给主政者与高级知识分子看的。《资治通鉴》并不算是

一部纯史学著作，它的名称就说明了是部政治哲学气味浓厚的史学；中国的

“纯史学”尚有无数著作“许多人看不懂，”何必《资治通鉴》一定要大家

懂？西方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汤恩比的《历史研究》，许多史学著作一

般西方人看不懂的，比中国人看不懂《资治通鉴》的多好几倍！学术与智慧

遗产，有一定的层次，如果一定要每一个人看得懂《资治通鉴》，那与要求

每一个人懂 “量子论”、“镭射原理”、“流体力学”没有什么两样！

   中国近数百年来，已有许多学者写了许多通俗演义，更有许多野史与通

俗吏学名著，《资治通鉴》本身也早就有《纲鉴》（通鉴的大纲）与《纲鉴

易知录》之类的浅易本；《资治通鉴》是绝对不必翻译成白话的，因为普通

人恨本不必读《资治通鉴》——这是站在“许多人”的通俗立场。以另一角

度来看：另有一批少数人是研究历史的学术工作者、社会精英，他们本拥有

高深学识与国学基础，他们可以直接读《资治通鉴》原典，而且他们不可以

“图方便”去读白话本。因为原典有许多中国历史精神、政治哲学、历史文

学??是白话译不出来的，这些社会精英，学术工作者的责任，本来就在传

递这个只能由少数人懂的中国古典精神，如果社会精英也是读白话资治通鉴

而放弃读原典，最后的结果将是：只有白话《资冶通鉴》可以存在，无人能

看得懂《资治通鉴》原典——谋杀《资治通鉴》的“任务”乃告完成！

   柏杨这个谋杀中国文化遗产的狠毒阴谋，是一个时代文化假像造成的：

一般人总以为白话文是 “现代的”，文言文是古典的，民国以前无白话文，

民国以后无文言文，于是对民国以前一切古典怕 “看不懂”，于是对白话本

趋之若惊。其实白话文学、史学，至少已有六七百年之久了，我们的文化遗

产中，有大量的白话历史（如历代通俗演义）存在。此外，最近几年的传播

侵蚀，造成社会人心浮躁，人人想侥幸 “暴得”——从金钱的暴利，到物欲，

色欲的暴纵，到名器的暴夺，至于学术、知识的暴得??是白话《资治通鉴》

上市的另一时代背景：古人穷数年之力始能读通的《资治通鉴》，今人想在

两三个月之内 “解决”。这种侥幸，已侥幸到要强奸意淫古典文化的地步，

才是真正现代中国丑陋之处，柏杨其实是利用与发扬 “丑陋的中国人”来为

自己赚些版税、稿费！

   柏杨利用我们民族性的缺点赚钱，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了。六十年代

初期，柏杨以这个笔名开始写《倚梦闲话》杂文，大为轰动，集文成书大为

畅销。这个杂文专栏表面上看似批评政治，其实是阿Ｑ式的发泄，以尖酸刻

薄（远不够格称为嬉笑怒骂）自我解嘲来满足当时一般公务员、小市民的苦

闷。柏杨杂文的最大特色与今天的《丑陋的中国人》内容一样——绝不开药

方子、绝不提出改革意见；结果因为政治的缺失已经被柏杨杂文发泄过了，

反而更能存在下去了！这是一种 “批评的虚无主义”！世上没有“纯批评”

“纯揭发”这回事（所有的批评、揭发的意义都在要求改革），如果有，就

是柏杨这种虚无主义。柏杨的 “批评虚无主义”，与琼瑶的“虚无小说”，

在二十多年前同时流行，是光复四十年之中，我们社会最大的思想浩劫！

   二十年后，经济发展带来的文化成果，与新一代的知识阶层的成熟，以

及当局逐步开放的言论自由、开明民主，使得言论界以数十倍的膨胀率爆炸

出二十年前所未有的建设性言论，相形之下，柏杨的虚无主义的 “市场”顿

见萎缩，于是开始以欺骗读者方式维持他的“市场利润”——放弃知识中坚，

找知识界的柔软地带下手。二十多年前读柏杨杂文的公务员、学生小市民，

今天有太多高水准、建设性的文字满足他们，他们早已抛弃柏杨。柏杨企图

勾搭 “党外”的“哗众派”也失败，最后只好寻找“海外市场”——南洋地

区的中文水准较低，中文读物也少，柏杨跑去 “随书登台”大作秀（外加到

泰北难民营冒险一次——回来之后只是老生常谈，金三角贩毒内幕，只字不

敢提）大卖书。南洋 “市场饱和”之后，再“转码头”往美国华人区。

   柏杨卖书与作秀，另一本钱是：坐牢形象。世间有伪装圣人者，也有伪

装大盗者，今天廿世纪则有伪装政治犯者。柏杨坐十年牢或可同情其遭遇，

但这与反对立场扯不上关系——注意柏杨根本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如果柏杨

也算反对派，那就真如 “党外”所疯狂说的：杀人要犯林博文被枪毙是“天

妒英才”了！柏杨以尖酸刻薄杂文来鱼目混珠为 “批评文字”，又以“十年

牢狱”来鱼目混珠 “反对者”，再以白话《资治通鉴》来鱼目混珠通俗史学，

最后以《丑陋的中国人》来鱼目混珠所有的中国人。柏杨是在时代的混淆中，

利用夹缝里中国人性的丑陋面，来搞他的鱼目混珠 “事业”，搞他的卖书生

意！

作者: zif123 时间: 2008-3-21 17:51
很长忽律

作者: OGC 时间: 2008-3-21 17:56
春秋时期的中国人，极其刚烈
之后封建社会，个人危如累卵，凡事畏头畏尾，确实猥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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