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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良是个爱美的老头，73岁了，还坚持每个月去?油，一头黑发，咖啡色尖头皮鞋，见人喜欢吹牛，儿子是他最大的谈资：“他要接我们去上海养老的!”
这话他说了14年。
如果没有这句话，他在社区突然消失多少会引起邻居们的警觉。
可直到他死，这个要接他去上海的儿子才第一次出现在邻居面前。
儿子14年间邻居第一次见到
作为这家里的独生子，陈小明并没有接父母去上海。他宁愿花一些钱，把父母养在老家，却不愿带在身边。在老家养一对老人，花销会比在上海要小得多，一个月3000块，可以让老人的生活保持在一个档次上。和许多独生子女一样，陈小明生在小城，一个人靠头脑、青春和几分小聪明打拼到更大的城市，显然，他想要清爽、不粘滞的生活。
陈永良这一代是承重的一批人。上一代要他们养，下一代还要养，填这里，补那里，一辈子都在承上启下。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他们正在老去，可这个寄托了父母全部未来的孩子，却早已不愿把自己的后半生跟两个老人捆在一起。
邻居、64岁的陈小言(化名)是知青下嫁嘉兴，吃尽苦头，看尽冷暖，这个年纪，她对世事、人伦感到伤心。陈小明父亲好酒、孤僻，母亲患了老年痴呆症，生活全不能自理，在陈小言看来，陈小明未婚，又把这样一对父母带在身边的话，在生活和择偶上是不给他加分的。
邻居们曾对两个老人的死亡议论纷纷。一说作为独生子，如果陈小明及时赶回，父母不至于死去，哪怕早回来一两天，母亲也可以保住。另一些人则觉得，“老太太还是跟老头去了的好，不然剩下来，又是个痴呆，对儿子也是个负担。”
如今，这个负担是彻底摆脱了。
家里两具老人的尸体，一具已开始腐烂，另一具新死。这是33岁的陈小明最后一次见到父母。
这之前，他往家里打过三个电话，一周一个，无人接听，他没上心，直到第三个电话才觉得不对，买了一张高铁票，从上海赶回老家嘉兴。高铁路程共27分钟，票价38.5元。
推开门，一股恶臭。父亲陈永良，全身赤裸，趴在地上，左手焦黑，疑似触电，已有尸水流出，身体已经肿胀。据赶到现场的民警李恒估计，尸臭达到2-3级。母亲郑栽芳，只穿了一件睡衣，一条内裤，双手叠着放在胸口，身体惨白，神态似无痛苦，死于脱水和饥饿。
10月25日晚8点50许，嘉兴市南湖区派出所副所长李恒接到了报警。从现场来看，李恒判断男人死了10天左右，老妇死亡时间在1-2天之内。
勘察现场时，现场民警记得，陈小明站在门外，眼神向上看，脸上有似是而非的笑容。类似自嘲，又似无奈。表情和他刚面临父母意外身亡的处境很不相符，这让刑事侦查学出身的李恒第一时间注意到他，他甚至怀疑：“如果门窗有外力破坏的痕迹，且死者身体有外伤，儿子就是第一嫌疑人。”
随后发生的事，令他加深了这样的怀疑。当晚，陈小明几次跟李恒问起，父母死后，这间廉租房能否保留，以及丧葬费用是否需要他本人承担等“理性”的问题。
3小时后，现场勘察完毕，没有外伤，门窗完好。李恒初步排除了他杀可能。他依据经验猜测，男子触电而死，事发突然;老妇因患痴呆，无法自理，对饮食、起居、饥饱均没有任何概念，平时一直受丈夫的照顾，陈永良意外身亡后，厨房里还有牛奶和水，但她根本不知道喝。电视开着，她甚至不知道老伴已死。就这么无知无觉中过了一周，直至死亡。
殡仪馆的车很快就到了。夫妇所在的菱香坊是老小区，楼道窄窄伸向外面，转弯处，抬尸体的担架很难通过。李恒只带了手下一个警组，5个人抬两具尸体有些困难。“搭把手!”民警对陈小明说。
“还有手套吗?” 陈小明问。他的手里已经拿着一副手套。
民警又给了一副。
而当日，现场警组人员都只戴了一层手套抬走了尸体。
这天夜里，陈小明没有跟着接尸车去殡仪馆。
他正把父亲的一些衣服拿去丢掉，习俗里，死者的衣服是要丢掉的，否则不吉利。
也正是这个晚上，住在陈家楼上的张正芳(化名)第一次见到陈小明。她记得他微胖，戴一副眼镜，那样子很斯文。
10月25日当晚，陈小明扔衣服扔得有些急，张正芳看着，觉得有些不妥，还劝了劝他。按老风俗，人死了，东西是要留一段的，扔的事且急不来。
他的着急几乎冒犯了周围的老邻居。他们老了，对死亡有了代入感，因此也变得敏感易怒。
“不是我说难听话，这儿子是有欠缺的。”张正芳说。“不说别的，老子死了，儿子的这个(眼泪)是一定要下来的。” 同为上海知青的林大山(化名)说，用手比在脸上，意思是两行眼泪。
早年，张爱生跟陈永良做过30年老邻居，如今已经90岁了，“这个小孩很小很小我就知道他。”张爱生说，“一家子全部精力都放在这个小孩身上的，就这么一个儿子。当时他家住在嘉兴南的槐树头，家里是一般的条件，房子也是租的，不是自己的。”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这孩子是家里的独生子，陈永良对他“蛮好”，读书“蛮聪明的”。但是见人很孤僻，“不招呼人”。
邻居们只知道，他做的是医疗机械的销售工作，收入颇丰，在上海有自己的房产。
那天晚上，也是邻居第一次见到这个传说中的儿子。而在回复《中国新闻周刊》的短信里，陈小明说，他平均“两三周就回一次家”，“10月份才刚刚回过”。之前，张正芳从陈永良嘴里听说过他。这孩子“有出息”，但“没时间”，人在上海，收入“蛮高的”。至于学历，有很多种说法，一说日本留学，一说美国。但没人清楚。老头性格乖僻，与人少交流，一旦说起话来，又爱说大话。
“我儿子要接我们去上海的!”他总这么说，“把她妈妈送到上海养老院去。”
邻居们听一听，将信将疑。
嘉兴烟雨社区菱香坊的居委会主任苏金燕曾几次问陈永良要儿子的电话，因为要给老头办社保。一般这一项都是家人来办，陈永良却天天来居委会，说儿子没时间，要居委会给他办好，不然就要骂起来。
苏金燕说，她几番想越过老头，直接把这件事交代给儿子，可就是要不下电话，老头拒绝她，那样子像是袒护，但又比单纯的袒护要来得况味复杂，他与儿子的关系似乎很疏远，几乎是互相遗弃了对方，但这儿子又是他唯一的谈资和骄傲。这使得老头几乎是抗拒地对她说：“他没时间的!他工作忙的!”
他确实如父亲说的，很忙，回来奔丧，仍说“请的假不是很多”，想尽快料理好丧事，马上回上海。
殡仪馆来车接尸时已是10月26日凌晨。按一般流程，由殡仪馆出车，这一项服务需要80块钱，其余冷柜、穿剥洗、灵堂、火化、保存则另需费用。
陈小明提出当晚就火化。殡仪馆人员告诉他这不可能，太晚了，起码要等到次日。两名民警一同上了送尸的车子，他们叫上陈小明。儿子迟疑了一下，“不能烧就不去了，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晚上去了又没车回市区。”
殡仪馆在嘉兴远郊，出南湖区30分钟车程后，又要入荒村，过麦地，走大段路程，少有人迹，来去不便。
“那你今天晚上怎么过?”李恒问他。
“我就开个宾馆睡了。”
送尸车带着陈永良和郑栽芳，分别被放入了37号、29号冷柜。
而送尸这晚，民警李恒忙了一个通宵。
送走尸体，他还要回派出所要整理笔录，注销户口，做一系列后续工作。
这一夜，李恒没睡，给自己的父母挂了个电话。看看自己的一对双胞胎儿子，他突然不想放他们去远方了。这之前，他还跟人问起香港读大学的费用，儿子才4岁，和一切父母一样，他恨不得把他们十年后要用的钱、要过的坎，都一分一分地攒好，一个一个地填平。
李恒31岁，工作10年，做到区里派出所的头儿，抓过杀人犯，经他手枪毙过的人也有好多个了，可这件事儿却让他始终回不过神。
10月26日早晨7点左右，陈小明从宾馆睡醒过来，李恒叫他到派出所，办理一些签字、注销等后续手续。那是李恒最后一次见到他。
10月28日两位老人火化，那天，《钱江晚报》记者黄娜去殡仪馆现场采访，在门口她听见陈小明跟有限的几名亲戚商议丧事的规格和棺材的档次。陈家在嘉兴亲属寥寥，郑栽芳在上海倒有些旧亲戚，但年月已深，彼此早断了往来。整个过程中，陈小明始终没有哭泣、叫喊，黄娜也没有看出他的难过。
当日，陈小明赶回了上海。
《中国新闻周刊》拨通他的电话，希望能了解他和父母日常的互动，或可澄清些网上对他的指责。电话里，陈小明说，“我不接受采访，也不想谈这件事。哪怕辩解都不想说。随便他们怎么说我好了，我想让这事儿冷下去。我还要往前走，我也要生活。
他的声音如常，冷静而得体，像说起一件不大相关的事情。
之后，在回复《中国新闻周刊》的短信里，他表达了对此事不解释的态度，“一部剧中说，‘生活不能重置，一定会留下痕迹’。祝你们写出符合大众价值观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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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13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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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13 21:12
估计这两父子之间没什么感情。
哎，农村留守家庭都这样吧，我奶奶也是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在家里，不过今年有所好转，几个子女轮流陪守
等老了他们也是不需要儿女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