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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白冰逝世谈新中国历史上的党与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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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6 12:10 来自手机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近日，杨尚昆弟弟杨白冰逝世，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杨白冰一九八七年曾任总政治部主任，与兄长、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主管军队。风波之后，更身兼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事务。一九九一年年初，邓南巡上海，并没有得到他预期的“响应”。这种形势，逼迫邓不得不在一九九二年初到广东等地去“南巡”，放出狠话，而且此番是由掌握军权的杨家兄弟陪同，从此，一些人经过两、三年的犹豫、观望，坚定地走上了“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南巡以后，杨氏兄弟势力膨胀得非常迅速，引起许多军队老干部的不满。尽管他们为邓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邓也不愿意把杨白冰造就成第二个林彪；也不愿意让杨尚昆成为第二个邓。邓以书信的形式向江提出了十四大中央军委的名单，甩掉了杨氏兄弟，给他来了一个突然袭击。在一九九二年秋天的十四大后，杨白冰突然被卸去军职，只担任空头的局委员。中央军委自此也不设秘书长一职。
　　当年的“杨家将”倳件，其实根源于历史上“党指挥枪”的原则。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唐设府兵为弱天下之制，但不久就有安史之乱。此后，藩镇割据，各养私兵。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收精兵为禁军，略收其用，但换来了对外作战连连失败的结果。但每逢乱世，皇权依然为军权所困。宋有岳飞，明未有戚、袁，清有三藩，虽然兵骄将悍，弊端从生，但还算是受到控制。到清季，神州陆沉，军阀混战，局面遂不可收拾。民国中期蒋介石虽然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但内部派系林立，以军代政的程度比前代尤有过之。毛深刻了解历代军政的积弊，因此严格实行“党指挥枪”。有关的组织与教育，无一不为了根本防止军人的跋扈。解放军绝对不许有勤务兵，就是当初建军筹划极富远见的实例之一。
　　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是毛一手缔造的。30年代，当时的党中央从上海迁到苏区后，却把他赶到一边去当闲职，毛也没有调动军队反抗。
　　在当时中央的指挥下，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丢掉了整个中央苏区，仓皇西逃数千里，从江西被赶到了贵州，中央红军伤亡惨重，从10万减少2万。遵义会议上，也没有听说毛、周恩来、朱德（即会议后成立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有动用军队夺权。
　　长征后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有人建议动武，毛反对，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在延安整风时期，毛大力批评“游击习气”“山头主义”，不愿意悉心作群众工作和地方工作，单纯注重军事，轻视根据地建设。这些其实多半都是老军头的问题，因此在整风过后，实质上是确立干部遴选的“政治挂帅”标准，建国后也是以刘少奇所代表“非军事干部”（即白区党）作为接管政权的主要依靠。（刘少奇倒台后，陈毅意味深长地说：“历史证明，延安整风是错误的。”）
　　军事集团实际上是边缘化了，难免心生不忿。五三年高饶倳件以及作为续篇的五九年彭德怀倳件，实质是军事集团对刘所代表的文官集团的挑战，仅仅是因为毛的鼎力支持，刘的两次危机才得以渡过。与此同时，在台塆也有整治军事集团之事。被整者当然不能不耿耿于怀，但历史往往只能算总账。
　　由于文官集团在走资派的路上越走越远，毛不得不联手林彪为首的军事集团，发动文革（此即毛给江青信中“为了打鬼，不得不借助钟馗”的真义）。
　　由于文官集团事实上殆工，而造反派又不够成熟，毛不得不依靠军队取代了地方政权（三支两军）。到九大的时候，毛震惊地看到，台下代表中几乎清一色穿的是绿色军装。
　　在不久后的庐山会议上，毛借着國镓主席的程序争执，严厉批评了军队干部的嚣张跋扈，打击了他们的气焰。之后，西方不少的“中国通”曾揣测今后解放军将领阴谋政变的可能性。但林彪根本连一个连的兵力都调不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军人披上黄袍即位的倳件，不久前的民国也存在事实上的军阀割据，相形之下新中国的治军成就怎么高估也不过分。
　　在林彪倳件之后，各地整人最积极的军队干部往往被硬指为“林彪死党”而下台，例如湖北的刘丰，河南的王新、四川的梁兴初等人。在一九七三年初，实现“权归政、兵归营”，要求“支左干部”离开地方，接着在一九七三年底进行十大军区对调，目的都是为了终止军队干部主导党政权力的局面。
　　正因为军队干部的失势，邓复出才有必然性。邓当时无权无职，其背后为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为代表的老同志以及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为代表的文革既得利益者。十月倳件的实质是以军事力量，由几个政治局委员抓了另外几个政治局委员，这与宫庭政变何异？现在说起来，实在没什么光彩。之后还搞了个世纪审判，可是罪状却拿不出手，逮捕时说的叛徒和篡改毛主席的指示《起诉书》上没有了，关于派王洪文到长沙毛主席那里去告状的问题，法庭第一天调查就引起国内外舆论哗然，认为四个政治局委员其中两个还是常委，派人去向党中央主席反映情况何罪之有呢？这是哪家的法律呢？搞得法庭几乎下不了台。至于上海准备武装暴乱问题，一直没有证据表明是四人帮要搞暴乱。无论四人帮正确与否，党内政治斗争是需要底线的。那就是不能让军队参与进来。先例一开，谁能保证将来没有下次？
　　果然，不久后便有胡赵下台之事。1992年，以普通党员之身，携同杨家兄弟南巡，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了，但杨氏旋即下台，总算把握了大局。所以后来胡总评介杨氏“顾全大局”，即是为此。但是，历史上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总会成为问题本身。宋“杯酒释兵权”，结果弱宋之名冠于历代；明实行文官监军，结果“将不知兵，兵不知将”，以致数千日本浪人就能横行大明王朝的东南腹地。明世宗时，倭寇躁踊东南沿海，巡抚告急，请朝廷出兵。在大学士徐阶的要求下，兵部发精兵6000，派两位偏将军带领出征。结果在初获胜利后又遭伏击，军队溃败。当政的人把这事看成徐阶的过错，徐阶上疏说：“按法律当责罚州县的守令。军队将校负责打仗，州县守令负责防守。如今将校打仗一旦失利就要判死刑，而守令却平安无事；要是城池陷落，将校又得判死刑，而守今只是降职。这怎么能起到奖惩的作用呢？能够支配百姓的是州县的长官，现今当兵的在全国百姓中只是百分之一，我们怎能把打仗和防守的责任都责求军队将校来完成呢？守令辛勤，军队粮饷就不会少；守令果断，探哨侦察敌情就不会有误；守令譬惕，奸细就无处藏身；守令仁爱，乡兵就能配合军队作战。所以我认为重责守令就可以了。”军政民政分离，打起仗来，就很难集中各方面的力量，袁崇焕“以辽人守辽土”之策，就是军政合一，但死后不再实行，明朝也在不久后亡了。现在日本领导人声称“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倭难转眼又起，中国的武风是否还能再雄起？有识者不能无忧。（刘琅）
　　2013-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