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VS超人主义 ---文盲慎入

carass

9/11恐怖袭击后不久，朋友便从一个不起眼的邮件列表中给我转发了一份邮件。其作者估算了一下：阿富汗继续存在，导致“举世欢腾”之日的到来延迟了六个月。在这期间数百万人因衰老而自然死亡，而这些人本来可能有机会享受长生不老的幸福。不讲情面的功利主义者于是乎认为以下做法更加仁道，那就是使用核武器对阿富汗进行地毯式轰炸，让它从地球上消失。


这惹人唾骂的估算所在的邮件列表并非属于那些宣扬世界末日的邪教异端，而是来自“超越者”，这些人支持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科技可以发生迅猛升级。所以，实际上问题并不是什么“举世欢腾”，而是“奇点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科技发展速度之快难以量化；人类也顺便搭个车，再也不受衰老、疾病、贫穷以及死亡的困扰。对于超越者以及其他超人主义学说的支持者来说，人类的生存问题早在1953就基本解决了，因为当时沃森与克里克撰文发表了DNA的结构。剩下的就只是工程层面的问题了。


当然了，对于科幻作家来说，这个观点简直如清风拂面，让人耳目为之一新。第一次通过超越者接触到超人主义思想的时候，我便如痴如醉地对之作进一步探索，直至如今成为其中一员。 超越者首次将“奇点时代”定义为“傻帽的举世欢腾”；后来，我在《卡西尼军团》一书中曾借用这一说法。如果上网查询的话，你会发现，创意都自始至终加在我身上，读之也许能领略一二，但究竟何指，我自己也说不上来。


英国华威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蒂夫·福勒在其著作《人类2.0》中，就超人主义主要思想提出一个观点，向人文主义发起挑战。他的主张是：犹太教、基督教、穆斯林教以及西方大多数哲学思想都坚信“人类本质”的存在。是的，所有物种都有自身独特的本质，这一观点甚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物种可能发生改变这一看法，让人难以想象，甚至压根想都没想过，因为在人们心目中，物种的本质就像数字一般抽象、恒久。而达尔文却把这些本质划分为不同的种群，每一种群本身发生改变的可能都是没有限制的。生物哲学家早就认识到，从本质主义思维到“种群思维”的转变于现代人们对进化论的理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观点最先由恩斯特·迈尔予以清晰地阐释。


可一旦“人类”成为不同群体的一个变体集合，而不是恒久不变的本质，那么其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就不再那么显而易见了。由此，划分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种群的某些成员可能压根不属于人类之列；一些超人类（但仍是自然实体），比如尼采所谓的“超人”以及超越者想象中未来的“超我”，能够变成这些人，牺牲一下当代人也是划得来的。另外，非人类种群可能与人类在道义上变得旗鼓相当，正如动物权利保护者的观点一样。


如果你力挺人类生存条件大幅提升的可能性——诸如拔高智力、延长寿命等——那样情况就会更糟。福勒认为很多人通过在线生活与智能药品，已经超越了“人类底线”。新型可预见的科技发展、文明进步使得人类与非人类的界限变得模糊，而于人类之间，那些在智力、寿命、健康以及能力等方面可能出现的差别却变得愈加凸显。福勒也进一步指出，福利國镓秉承的原则可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从而为道义与政治上的探讨和行动提供基础，并最终就解决问题达成协议。他认为，对于变成人类2.0的展望，我们应该激情拥之入怀，并将其置于民主政治制度之下。福勒也清楚地意识到：现在问题是，打造出能够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我们”。


所以，认为人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似乎越来越不切实际，他们不能够围绕着一个共同的利益而制定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计划。也许，心怀如此愿景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由于一神论对于那些宏大理论的把持在西方已经渐渐失去吸引力，如今尝试以达成人人共享计划为目的的政治运动，热望之甚、切实之至者，莫过于社会主义，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形式为主。它有两种途径：理论结合实践。


理论上，马克思从务实与物质的角度指出了造成人类各不相同的缘由：劳动、意识与社会关系之间复杂、渐变和无尽扩展的互动关系，这些都根植于手足、大脑以及口舌相互促进的综合演进中。这一观点没有依附于哲学层面上的人类本质，所以它经得起达尔文种群划分理论的推敲。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初探阶段，马克思主义学说就糅合了进化论思想（无可避免很含糊），当然也是对人类生存发展作了一次历史性的回顾。后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了达尔文的学说，例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其影响深远的短篇《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1876）中，恩格斯的青年时代，从哲学层面的古人类学考虑，被重塑为达尔文理论中的人类起源。这一观点，之后的古生物学将予以证实。


而作为大众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终结的另一结果就是，人类作为想像共同体而存在的终结，这一结果颇令人失落。

实践上，社会主义，无论是共产主义形式还是社会民主形态，都会扬言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着手建立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特别是共产主义变体，它的政治目标不单单把西方國镓工人阶级涵盖于内，还将当时殖民地國镓数以亿计的民众算在其中，作为集体主义政治主体的一部分，正如右翼人士高唱的《国际歌》里描绘的那样。马克思社会主义主要是以未来之名而安身立命，《国际歌》里也有的，未来“世界将属于全人类”。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多都在嘲弄歌里所唱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不停地喊着这口号。


鼎盛时期，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都将那数以亿计的民众算作自己的支持者、臣服者。社会主义國镓之外，那些民主社会主义人士便在俗不可耐的竞选、选举或者要求增加工资的政治运动中找到了类似于乌托邦一般的寄托。他们争辩道，争取民主权利、反对种族与宗派隔离、维护和平，符合劳工组织的自身利益。但一经社会学分析就会发现，“种族歧视就是老板让我们不得团结的伎俩”，这一想法似乎欠考虑，或许根本就是错误的。但在政治舞台上，这个观点可以奏效。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如下规律：“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得到解放。”此中逻辑同样适用于其他形式的压迫。当社会主义人士自食其言的时候（这也是他们习以为常的），他们所坚守的基本原则可能会对他们自己发起质问。


这一点容易忽视，想来让人惊诧。至于为了追寻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哪怕是打着这样的幌子，去求得更加自私和卑劣的利益，也只有那些信徒众多的宗教才有过这般尝试。没有其他哪种世俗意识形态会以此效法，试图成为一股集权主义力量。面对共产主义的挑战，一半为了回应，一半为了竞技，普世主义以及全球人文主义的共同意识于二战后得以在联合国内制度化，以完善国际法、保障人权。尽管这自由的全球人文主义鼓舞人心，取得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但它不像社会主义，在个体自身物质利益中有着稳固的立足点。


如今，社会主义烟消云散，社会民主國镓竭力维护战后利益，几乎没有人念及要将全人类作为潜在的政治主体。社会主义虽翘了辫子，它的泯灭，犹如尼采之观于上帝之死，还有着意料不到的影响。作为大众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终结的另一结果就是，人类作为想像共同体而存在的终结，这一结果颇令人失落。这结果对于真实社会有着实在的影响，欧洲各地极右派的兴起便是其中一例。


社会主义國镓掌权派除了费尽心思控制民众以外，别无他求；而对千千万万信仰社会主义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的希望不高，包括全面就业、社会保障、免费教育、医疗卫生等。二战过后很长一段时间，要实现这些目标，似乎在资本主义民主社会就能如愿以偿。可是，说来令人不解，他们自认为信心充足，貌似不彻底废除资本主义便不罢休，这的确是个遥远飘渺，但又有些吊人胃口的展望。我依稀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英国工党首相伦纳德·卡拉汉曾宣称，我们将要在英国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其中人人“各尽所能、各按所需”。令人奇怪的是，他并没有遭受抨击，说他是共产主义者；其实大家伙儿都明白，逢着民气低落、五一讲话，说说远大理想也恰到好处。一旦抛弃了远大理想，那些朴实的成果便遭到窃取。现在每个权威的信息源都告诉我们，成果昂贵支付不起，理想一直受到蒙蔽。


于超人主义前景之下，人文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所面临的挑战是令人望而却步的——是取代社会主义，还是重整旗鼓。要是没有社会主义去确立共同人类身份以及利益，那么人类将会依据其他认同身份而划分开来。左派的很多人当然会在认同政治中找到过去普世主义的替代品。但极右派也可能会抓住认同身份不放。这样，由于自身困苦遭到忽视便对他人困境漠不关心、熟视无睹。


言及于此，建立一个平等和谐、安全稳固、物质丰富的全球共同体的目标就是痴心妄想。这杯酒，可以一干而尽，可是别指望我们在抹抹嘴唇之后便承认自己是人文主义者。如果白人的劳动都得不到解放，它还会在意黑人的劳动是否打上了屈辱的烙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