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贵钉子户”：夫妇获赔1700万后已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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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 16:05 来自手机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蔡珠祥、张莲好夫妻，曾经是闻名全国的最牛钉子户，当日并肩作战的两人如今已经分开，各自隐居在城市的两头，小心翼翼地生活。人们知道他们，是因为“天价钉子户”这个响亮的名头。事实上，他们的人生远比“天价钉子户”要丰富、跌宕许多：早年男方偷渡香港，流落南美淘金，几十年后仍旧两手空空回到深圳；在深圳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宅基地上建起小楼收租富裕度日；几年前在城市化城中村拆迁进程中，成为最牛钉子户因1700万巨额拆迁赔偿名噪一时；曾经情比金坚的两人，获得赔偿后劳燕分飞，隐居于世……
　　一次次冒险、一次次抗争、一次次离别、一次次选择、一次次等待，一个人的生命中那么多的偶然，其实映照着历史的必然。他们的故事，是深圳原住民在这几十年中的时代写照。

上世纪60年代，他们曾经是蔡屋围村最令人羡慕的一对夫妻，郎才女貌。张莲好是来自广州的知识青年，到蔡屋围村大队插队，有些文化，梳着一条黑亮的大辫子，面容清秀。蔡珠祥是村里大队的手扶拖拉机手，喜欢冒险，富有朝气，能让拖拉机在土路上开得飞快。“那个时候可以开拖拉机的，好比现在开劳斯莱斯的，厉害得很啊！”蔡许生（化名）是蔡珠祥的发小，在他的记忆中，蔡珠祥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曾经风光无限。
　　1969年，蔡珠祥与年长他3岁的张莲好成为夫妻，有了一个儿子，全家每月的收入不到30元。1972年，张莲好又怀孕了，本就拮据的生活可能更加困难，蔡珠祥决定加入“逃港”大军，偷渡香港，开始了在外16年的漂泊。
　　在内地，蔡珠祥是风光无限的手扶拖拉机手，但是到了香港，他成了一文不名的下层劳工。和很多逃港内地人一样，蔡珠祥在香港只能从事一些廉价劳动力的工作，洗碗、粘纸盒、做清洁，不过干得最多的还是建筑工，因为挣钱更多，每月300元。对于年轻的他来说，有力气，身手灵活是最大的优势。当时内地对香港的宣传是黑社会横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然而令蔡珠祥惊讶的是，这里的生活水平比内地高许多，香港居民还用上了洗衣机和电视机。
　　生活在一水之隔深圳的张莲好的日子也不好过。在以宗族关系为纽带的农村，她作为一个外姓女人，带着一双儿女，跟村里人的关系并不好，还受到排挤。有蔡屋围村的村民猜测，这也是后来张莲好下定决心要争取赔偿金、坚决不要物业补偿回迁的最主要原因，她不愿意再与村里人住在一起，她要在拆迁中扬眉吐气。
　　1974年，香港炡椨实施“抵垒政策”，内地非法入境者抵达市区，只要能够接触到香港的亲人，就可以登记领取香港身份证。而在该日期之后抵港的非法入境者，则会立刻遣返内地。这一年，蔡珠祥得到了香港居民身份证。然而，他没有想到香港居民的身份，令他在1992年深圳农村城市化改革中，失去了在村股份有限公司分红的资格。不过，也正因为这个身份，为他在后来拆迁的博弈中得到了特别的关注。

　1996年，蔡珠祥和张莲好花了100万元，将之前的小楼拆除后重新建起了一幢6层小楼收租。蔡珠祥和张莲好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富足和安定，蔡白天去喝茶、四处逛逛，张则每天去荔枝公园散步、偶尔和村里人打打麻将。
　　蔡珠祥在外漂泊，也许他并不能完全理解妻子在家的艰辛。一个外姓外地女人在村里孤立无援，举目无亲，最多的时候她做了包括清洁工在内的五份工，生活仍艰难坎坷。1982年，她用自己打工的积蓄和丈夫寄回来的钱，在80平方米的宅基地上建起了一栋两层小楼。在几个受访的村民记忆中，这个女人的性格也越来越“硬”，有时候甚至执拗，很难说话。她在村里很少和别人搭讪，也很少与人产生矛盾，每天早出晚归，行色匆匆，异常忙碌，脸总是绷着，前额的头发倔强地立着。她就像热闹的蔡屋围村中的独行者。
　　1992年，深圳开始第一次城市化改造，4万多持农村户口的“农民”一次性转为城市户口，在原村委会基础上也组建了股份公司，村民参与分红。但是，由于张莲好不是“本村人”，蔡珠祥又是港人身份，所以他们二人均不能参与村股份公司的分红。虽然，农村变成了城市，村民变成了市民，但教育、医疗、养老等均没有纳入城市化管理，村股份公司也没有摆脱以宗亲为纽带的血缘股、家族股等。
　　由此，深圳的农业已经基本消失，城中村的村民们在祖先留下的地上“种”越来越高、越来越大的房子，他们走上了这条毫不专业的房地产经营之路。一开始，蔡珠祥对无业儿子的前途十分担心，儿子甚至买瓶啤酒都要问张莲好要钱。1990年前后，和村里人一样，蔡珠祥也投入了第一轮的抢建风潮中，将自家房子加盖到四层，外墙上贴了光洁的瓷砖。村子里住满了外地奔赴深圳的淘金者，滚滚而来的租金让蔡珠祥觉得漂泊海外打工有多么不值，他也不再担心儿子的未来，因为靠房子收租，根本不需要工作。
　　整个城市的开发改造带动了蔡屋围价值的提升，原住民成为了最大的获益者。
　　此后，随着越来越多涌入的外来租客，村里的房子也不断“长高”。1996年，蔡珠祥和张莲好花了100万元，将之前的小楼拆除后重新建起了一幢6层小楼。村里的楼房多方正，六七层高，除了一道楼梯外，所有的空间都被分隔成一个个单独的房间，分别出租，每间租金600-1200元不等。在村里人的小楼中多是一房一厅等“小户型”时，不甘落后的蔡珠祥夫妇则选择了三房一厅的“大户型”。也许是因为蔡珠祥认为，“大户型”更加气派、风光，也显示自己在海外多年见过世面，与村里人不同。阔绰的大开间套房确实让他们在村里风光了一把，但是到了实际出租的时候，每平米的实际收益和出租率却不如小户型。因为租住城中村的多是城市低收入人群，他们之需要一间房，一张床，却不需要落脚点有多宽敞、多舒适。如果全部是一房一厅的小户型，6层小楼至少可建30套小房出租，每月坐地收租总额至少要比现在的万余元翻一倍。
　　尽管如此，蔡珠祥和张莲好仍旧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富足和安定，蔡白天去喝茶、四处逛逛，张则每天去荔枝公园散步、偶尔和村里人打打麻将。也许是巧合，他们拥有的深圳市罗湖区蔡屋围老街坊12号小楼，正是后来建成的京基100大厦的大堂位置所在地。

　蔡屋围城中村拆迁改造中绝大多数村民都选择了产权调换方案，蔡珠祥家是个例外。2006年9月15日，推土机推进蔡屋围村，蔡珠祥一家开始了钉子户生涯。2007年9月22日，蔡珠祥得到了1700万的天价补偿款，成为中国“最贵的钉子户”。

2007年9月22日，蔡珠祥得到了1700万的天价补偿款，成为中国“最贵的钉子户”。那一年，他57岁，张莲好60岁。伍青山对那一天的场景记忆犹新，张莲好打电话给他要交钥匙。在小楼前，张莲好递过来小楼的钥匙，尽管她极力保持平静的表情，但是眼神中流淌出无尽的凄凉。张莲好说：“青山，我现在啥也没有了，只剩下钱了，明天就睡在天桥下数钱去。”她离开的背影被午后的阳光拉得越来越长，一步三回头，似乎想要把身后的小楼嵌入眼睛里。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几乎天天见面，此后他们将相忘于江湖。
　　对于公众来说，赔偿金总额成为最大的八卦。两人挨个给记者打电话，告知这个他们认为“扬眉吐气”的结果。有记者至今仍记得电话中蔡珠祥那胜利者的口吻。也有参与报道的记者认为，夫妇俩一直都把媒体作为争取更多赔偿金的利用工具。
　　隐居者
　　蔡珠祥和张莲好分开了，1700万也被分成四份，蔡珠祥、张莲好和一双儿女各一份。2007年底，蔡珠祥在布吉买了一套房子和女朋友同住，小区里的居民很少注意到这个精瘦、有些驼背的老人；至于张莲好，谁也不知道她现在哪里。
　　多数蔡屋围村民选择了物业补偿回迁，1-2套120多平米的大户型+10多套40多平米小户型的“组合”。位于蔡屋围的京基金融公寓，1755户住户中，业主300多户，租户1400多户。而这些业主几乎都是蔡屋围村被拆除的108栋楼的原村民。他们住在大户型的公寓中，大户型集中在一栋新楼中，位置好、户型大。罗阿姨家物业补偿建筑总面积720平米，2006年拿到了一层的拆迁补偿金144万元，余下面积换取了一套107平米的三房两厅和13套33-44平米的一房一厅。目前小户型全部用于出租，每月租金总额约4.5万元。村里其他人跟她家情况差不多，也有村民一家拥有超过20套房产的。
　　还有一幢新开发的写字楼产权属于蔡屋围村股份公司，如此村民的分红就更高了。村股份公司组建物业公司对写字楼进行管理，村里不少年轻人在物业公司里面工作。尽管每个月的工资仅仅够汽车的油钱，但是他们仍旧很乐意去“上班”。无疑，这些村民已经成功跻身富翁行列，但是几乎所有村民都对记者的采访有些避讳。罗阿姨面露难色：“大家都以为我们发财了，其实我不想做富翁，就想安安稳稳过日子。”

有村民提出，蔡珠祥和张莲好之所以坚决选择现金补偿的方式，抗争了整整一年多时间，原因是两人作为夫妻早已貌合神离，而现金补偿给了大家更方便分割财产的方式。也许是巧合，现在的蔡珠祥和张莲好确实分开了。1700万被分成四份，蔡珠祥、张莲好和一双儿女各一份。
　　蔡珠祥和张莲好更换了电话号码，和村里人没了联系，因为钉子户行为拖延了工期，也就推迟了大家回迁的时间，他们成为全村“公敌”。蔡珠祥曾和别人说，张莲好没有再买房，而是租住在滨河新村。这是一个建设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住宅区，离蔡屋围很近。但是，记者通过物业管理处和社区工作者均未能查到张莲好的租赁信息。有一种可能，张莲好已经更换了住地，在连前夫都不知道的地方；还有一种可能，张莲好用了别人的名字租下了滨河新村的住宅。她就像瓶子中的空气，打开瓶盖就消失了，谁也不知道她现在哪里，她生活得怎么样？
　　2007年年底，蔡珠祥在布吉买了一套三房两厅131平方米的房子，购房和装修总价约200万元。他清晰地记得那时候的房价是9400多元/平方米。目前，他和女朋友同住，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社交圈子也越来越小，在蔡屋围老村外，他很难找到与自己有着相似背景和共同语言的人。“跟外面的人聊不来”，蔡珠祥的普通话不好，说起来很费力。每天，他6点起床，然后下楼散步，8点买菜回来，顺便带一份报纸，9点吃早餐、看新闻，眯着已经老花的眼睛逐页阅读报纸，午饭后午睡，下午要么看碟要么下楼打会儿麻将。小区里的居民很少注意到这个精瘦、有些驼背的老人，更不知道他就是名噪一时的“天价钉子户”。平日里他很少出门，“我也没有啥可以去的地方，呵呵”，蔡珠祥说，难得去香港找到那些熟悉的小餐厅，吃吃久违的味道，是他一段时间里最幸福的时光。由于女朋友晕车，他们几乎没有旅游的安排。蔡珠祥至今没有买车，他说自己不需要，也没有想去的地方。
　　他不知道儿子和女儿现在的工作是什么，最牵挂的人是年幼的小孙子。他时常还会想起做钉子户那段轰轰烈烈成为公众焦点的时候，时常拿出那本记录着各个媒体记者电话的小本来反复摩挲。对未来，他说没有什么想法，平安过一天就是一天。“我怎么可能回蔡屋围呢？我在那里没有房子了，别人也不欢迎我。”说到这儿，蔡珠祥很是无奈。
　　和蔡珠祥一样选择住在“外面”的人几乎没有，村里人因为物业补偿，回迁还是住在一起，他们普遍对现在的生活比较满意。回迁入伙时，有村民得知自己家住20多楼惊呼：“每天爬楼怎么吃得消啊？”当搭乘电梯“回家”后，这个村民感叹道：“坐电梯还是比爬楼梯舒服啊！”拆迁前，有车的村民很少，李先生是村里之前为数不多几个有车一族，车子在村里只能乱停放，车身被刮、玻璃被砸是经常的事情。现在，几乎每家都购买了私家车，车库中几乎看不到20万以下的车型，很多家都有两台以上的汽车。老村民蔡叔听人说，蔡珠祥曾经在去年通过中介想买蔡屋围的京基金融公寓的房子，搬回来跟原村里人一起住，“但是，怎么可能有人卖房子给他？他当钉子户是出名了，但是当时是得罪了全村的人。”
　　生活环境变化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却没有什么改变，初一、十五，村民们会在集中地指定空地烧纸拜祭，老人中心几十个麻将桌每天都很热闹。蔡叔乐呵呵地说：“原来是一家一栋，现在是楼上楼下，还是那些人。”一花一世界，一村一天堂。他们有着价值千金的物业，有着每月数万元的稳定租金收入，但是他们都感觉自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走出大厦后快节奏的城市节奏，是大部分村民所不能适应的，于是虽然旧改已经将蔡屋围村从深圳版图上抹去，但是他们仍旧习惯只和村里人来往，对同族人身份认同而怀念。
　　现在，蔡珠祥仍旧肯定地表示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当时有当时的情况，我本来以为自己会客死他乡，现在能够在故乡安度晚年，我已经很庆幸、很安心了。”
　　无论是选择偷渡的冒险，还是建房时户型的选择，又或者是拆迁时选择的赔偿方式，每一次蔡珠祥夫妇都没有“随大流”，都没有安分地等待命运的安排，都显得那么特立独行。但是，命运好像给这对勇于冒险的夫妇开了玩笑，每一次选择他们好像都处于“下风”。
　　是命运吗？谁也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这一切发端于1972年，那个勇敢的年轻人走出家门，偷渡香港的那一刻。那时候，他还是个强健的年轻人，充满梦想，现在他只是个老人，只想安度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