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蹄》是《庄子》中篇幅最短的一节，也是其中构思最简明的一节。庄子在文中以马喻人，以伯乐喻“圣人”，通过伯乐对马的摧残，揭露了所谓“圣人”之道对人性的摧残。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跳跃），此马之真性也”，可是“善治马”的伯乐来了。在伯乐眼中，自由自在的野马只是待改造的材料，他需要的是可以供人骑乘的马。于是伯乐动手了：“烧之，剔之，刻之，烙之，连之以羁馽（读“制”），编之以皁栈”，接着又“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至此马已经死掉了一半。而那些被驯化的马，不仅在皮鞭下失去了自由，也学会了“介倪、闉扼、鸷曼、诡衔、窃辔”的狡诈伎俩。


　　那些以驯化人民为己任的“圣人”们所做的与此有什么不同吗？“仁义道德”不就是他们驯化人民的工具吗？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伯乐是为谁驯马的呢？圣人们是为谁驯化人民的呢？

　　在《胠箧》篇中，我找到了答案。


2


　很难相信《胠箧》写于两千三百年前。在一篇短文中表现出如此敏锐和深刻的洞察力，实在令人惊叹。且看庄子如是说：


　　给箱子、柜子上锁，只能提防小贼，不过却方便了大盗——他连箱子带柜子都给你搬走，还怕你锁得不牢呢。


　　同理，“圣人”们用仁义道德来驯化人民，给人们的精神“上锁”，反而方便了一代又一代的窃国大盗——他最喜欢的，就是绵羊般听话的愚民。不管主人是谁，只要拿起鞭子，欲东则东，欲西则西，岂不快哉！

　　所以庄子愤而言曰：“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

　　现在我们明白了，“圣人”们在人群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他们是驯马师、牧羊犬，是统治者的得力助手，或者用尼采的话来说，是国王们驾前的小驴。

　　“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连孔圣人自己也招供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只要让老百姓听话就行了。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岂止宗教，仁义道德亦然。

　　“以德治国！以德治国！”明白了德为何物，我们就会对这动听的口号报之一笑。

　　“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以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原来仁义道德只是让小老百姓们听话用的，而统治者却可以凌驾其上，不受束缚。价值尺度掌握在统治者手里，并且只会在窃国大盗们的手中传来传去。翻翻历史书，我们就能看到，使统治者成为统治者的也绝不是什么仁义道德，而是残暴、冷酷、虚伪和欺诈。


3


　　一切“仁义道德”都包含着改良人性的意义。不过，既然说到改良，就是朝着一定方向的改良，就得有一个“良”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是否把狼变成了狗，把许多野性难驯的个人变成了一个听话的畜群就叫做改良呢？

　　“圣人”和道学家们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念头觉得人生来就不够好，就邪恶而有缺陷，而他们自己却知道什么是“好”、“善”和“完美”。真是奇怪，不知道是谁给他们的自信。要么他们自以为是神的代言人——这是扯淡——要么就是他们对人的天性充满仇恨。或许“圣人”们不过是一些自以为神圣的病人。

4


　　中国是一个背着沉重的道德传统的国家，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驯顺的人民。所幸的是，每一代人中，都有人听见庄子激愤的声音。

　　“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网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罝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庄子所谓道德，指的是人的自然本性，恰与世人所谓道德相反。庄子的声音，是彻底的反文明的声音。他反对对人的驯化，反对那些自以为有资格“改良”人类的人——庄子与尼采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此。所以庄子把目光投回到“同与万兽居，族与万物并”的蛮荒时代，而尼采则将他心目中的超人喻为“金发野兽”。（当然两人的出发点则有天渊之别，这是题外话。）


5


　　何谓现代人——机械化养鸡场里的母鸡。为了吃得更好，喝得更好，住得更舒适更安全，它们不得不受制于一个庞大的机械系统，不得不每天给它下蛋，永远身不由己。如此高昂的代价，有时不由得使我们幻想作一个自由的野蛮人。

　　人类文明的进程，就是人类不断丧失天性的进程。向何处去呢？是变成机器，还是被机器所取代？莫非人的天性就如此可憎和可怕，需要我们不停地阉割、鞭打和麻醉？谁是那个自封的驯兽师？而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要文明何用？漫长的人类文明，会不会只是人类慢性自杀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