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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案件的疑难点
杨树明系山西省阳泉市矿山**分局管辖的马加坪、桥头区域内系列扎刀案及杀人虐尸案的主犯。根据已经查明的情况看, 从第一起扎刀案发生( 1992年3 月2 日) 至他落网前的最后一起( 2004 年11 月24 日) , 在近13 年时间内, 他先后实施扎刀案11 起、杀人碎尸案2 起。此案历经十多年时间, 从侦查到抓获犯罪嫌疑人其过程非常值得研究, 尤其是犯罪人的心理更具有研究的价值。首先, 这是一起破案几乎无线索、无证据依靠的系列案件。犯罪人大多趁着夜黑路歧实施犯罪, 其中7 起案件的被害人在没明白怎么回事时就已经遇害;而另外4 起的被害人由于事发突然又受重伤, 基本没看清作案人的长相。作案人杨树明也强调: 他不对认识的人下手, 每次作案都是先看好前后无人、配好脚步的节奏才动手, 因而“命中率”很高, 不死必伤。所以, 被害人即使侥幸生还也无法在事后进行有效的辨别并提供证词。此外, 本案的特殊性还在于, 作案方式简单, 犯罪手段熟练, 犯罪人基本不在犯罪现场( 多数表现为动态的现场) 留下或丢弃有效的物证( 如作案工具、随身物品等) , 也几乎不在现场留下有效的物质痕迹( 如指纹等) 。所以, 犯罪人在13 年内断断续续的作案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可以用来准确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物质证据( 暂称其为“硬证据”) 。侦查人员只有通过大量的相关迹象、可能性、心理分析等( 暂称其为“软证据”) 来排查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来说, 惟一可以掌握或凭借的就是犯罪分子行为痕迹, 如犯罪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对被害人攻击的凶器类型、扎刀的位置和伤口的状况等。此外, 这13 年中, 小小的案发地区还间歇地发生过3 起针对女性的杀害并带有虐尸、性变态特点的案件。同样蹊跷的是, 这类案件也难以找出犯罪的物证, 没有可供排查、比对与认证的物质证据, 以致刑侦人员无法确定这几起杀人碎尸- 虐尸案件与扎刀案能否串并? 是否由1 人所为? 当然, 本案也有一点破案的希望: 那就是10 多年中所有的案件其发生的地域不超出0.8公里。这意味着, 犯罪分子就一直生活在侦查人员视线范围内。这一案情的独特性也给本案的侦破提供了一线希望。其次, 犯罪人作案中呈现出的特点是只针对女性, 只扎、只杀、不抢、不奸, 这些特点令人不禁怀疑到“他是否具有生理缺陷或因女性而受到过伤害”?譬如我们能想到的: 生活中曾有继母的虐待、母亲对家庭的背叛、青春期受过女孩的嘲笑、初恋的失败、婚姻遭受挫折、或者因嫖娼染上难以根治的性病, 等等。问题在于, 排查嫌疑对象时此人恰恰不具备上述假设的任何一条。案件破获后, 犯罪嫌疑人承认了犯罪事实并交待了大量犯罪情节, 但他的犯罪动机仍然令侦查人员费解。笔者在访谈中, 曾给他留下思考题, 让他思考后回答我: 为什么要伤害女性? 为何只扎女性? 女性哪里对不起他? 他在思考了一天之后告诉笔者, 他第一次外出扎人是因为心里烦, 并非为女人; 第一次外出杀人虐尸是因为喝了酒, 好像也没有女人对不起他的事; 而在家杀人碎尸是因为那个女人总穿戴整齐, 还打一把小洋伞从他家门口过⋯⋯如果再追究下去, 他给出的理由可以总结这样几条:“这个社会不好⋯⋯”; “我是学生, **是老师, 我就给老师出道题”; “我得不到的, 我就把她毁掉⋯⋯”。这些就是他给出的作案理由。这是没有逻辑关系的理由, 让人费解的理由。如此艰难的一个案件, 阳泉市**局专案组的**们尽其全部智慧与能力, 对0.8 公里的区域运用了可使用的各种手段, 无数次的尝试、无数次的失败后终于寻找到突破口: 从其中一起白天中午失踪后被碎尸的女性被害案入手。因为此案具有行为分析的切入条件: 通过被害人回家的时间段与空间线路的交叉点的排列, 对所有在交叉点上、在这段线路上的居民户排列, 然后一家一家地入室观察访谈、分析可能的作案空间条件、作案微观条件, 落实每家人员情况、寻找可能的作案疑点和蛛丝马迹, 终于将嫌疑人的范围缩小。由于本案的特殊难点, 最后他们开始尝试着向犯罪心理分析与测试技术方面寻找帮助。结果, 犯罪心理分析及犯罪心理测试的结论虽有倾向性, 但仍有不确定性。如犯罪心理分析的意见是,嫌犯的性格、年龄、兴趣与爱好、其职业挫折等特点都接近作案人特点, 但有一点难以解释: 一位“曾经自己亲自照顾女儿7 年的人如何在女儿上学后一个多月就在家残忍地将另一名女性碎尸并虐待? ”心理测试也同样, 对这位重点嫌疑人连续测试5 遍都未通过, 然而, 他又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反应不明显。最后, 如何判断? 如何拍板? 难题还是留给了阳泉市**局的同志们。结果, 阳泉市的警方硬是啃下了这块骨头。通过对此案侦破过程的了解, 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了解, 笔者对此案的总结可以概括为这样六句话: 命案必破是动因; 领导重视是关键; 专案专办是保证; 行为分析是方法; 调查走访是落实, 侦查讯问是突破。此案的经典之处恰如现任阳泉市**局局长李柏所言: 只有没做完的工作, 没有破不了的案件。
二、貌似正常的异常犯罪分子
实事求是地说: 本案主犯杨树明是笔者在研究犯罪心理多年中遇到的一个“疑难杂症”。他外貌老实, 甚至给人以敦厚的印象, 但事实上他心计极细,一点事情都要琢磨很久; 他平时白天除外出干活很少出门, 但夜间却像幽灵般地外出作案; 他每天在家看黄片, 甚至偷窃性用品商店的性用品在家试用, 但他从无婚外性行为, 即使对女性实施系列侵害案, 也从无一起案件伴有性满足的行为⋯⋯。外在表现有明显的矛盾性或双重性。他的作案动机也令我们在接触他之前感到疑惑不解: 他个人成长及生活状况基本正常, 父母健在, 父亲当过兵, 母亲一直在家操持家务, 用他自己的话讲, 母亲勤俭持家, 带大他们5个子女。他上有兄姐, 下有弟妹, 在日常生活中, 姐姐给他帮助最多, 尤其在他遇有经济困难时都是姐姐帮助他渡过难关。他只谈过一次恋爱, 时值22 岁, 恋爱对象就是现在身边的妻子。他身高178 公分, 浓眉大眼, 是妻子先看上他, 没有太大的恋爱挫折, 只是他家里经济条件差些, 为此妻子家里曾有微词, 但妻子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妻子有稳定的职业, 在国营单位上班, 而他一直无稳定的职业。也正因为此, 他有更多的时间在家照顾女儿。上述的这些经历找不到让他憎恨女性、伤害女性的任何理由。此外, 他从不嫖娼, 所以不会因染性病而憎恨女性; 他也没有性无能, 不会因为做不成性事而攻击女性⋯⋯笔者与他接触时曾明显地感到他有极强的心理防御机制。访谈开始阶段, 他对所要填写的心理问卷咬文嚼字地找茬儿, 然后对于笔者的口头提问一开始也是答非所问, 用不少的时间与我们扯些无关的事情。对于涉及他内心的问题或案件中某些敏感问题时, 他基本上是故意南辕北辙地回答。这些表现非常符合心理治疗中常见的抗拒现象。对此, 预审人员都很困惑: 他已经交待了罪行, 为什么不愿意让人知道他作案的心理? 重的问题都交待了, 为何轻的问题反而不愿说呢? 看管他的**还告诉我们: 这个杨树明进了拘留所后, 让他洗澡, 他竟然死活不肯脱裤衩, 最后, 竟是穿着裤衩洗了个澡⋯⋯。总之, 他的人格表现极矛盾, 作案动机极隐晦。但是, 他并不是“天外来客”, 他的心理问题也并非不可理解, 只是需要费些周折。如前所述, 我们在侦查阶段对他的性格、年龄、兴趣与爱好、职业挫折等心理描述都还是接近他本人心理特征的。通过笔者对他两次的访谈, 他的心理问题非常适合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进行研究, 而且他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双重性, 就在于他的心理具有多重矛盾性与冲突性, 由此造就了他的双重人格。
三、双重人格源于不曾化解的心理冲突
( 一) 无能与自尊的冲突。
能力往往决定人的活动水平, 也间接地决定人的生活水平。能力强者大多能找到一份较好的工作, 或自己谋生, 而能力弱者则会在生活中遇到各种困难。在能力中最基本的能力是智能, 除此外还有社会能力、技能等。以遗传为主的智能是人最基本的能力, 决定个人的学习、受教育程度。这种能力一般从人到学校接受教育中的学习成绩就可观察到。显然, 杨树明在这方面能力较差,他自己承认, 从上中学起学习就不行, 总在班里倒数的范围内, “40 人我考到30 人之后”。由于他学习较差, 所以, 毕业后只能从事一些简单劳动的职业。他初中毕业后在短短的3 年内先后在铸造厂、建筑队、税务所干过短期工, 后来又到当地的一家钢琴厂做油漆工, 做了5 年。这5 年是他较顺心的时期, 他曾到北京的钢琴厂培训过, 同时, 在钢琴厂与现在的妻子认识并恋爱, 这是1986 到1990 年之间的事。1990年钢琴厂倒闭, 他一下子失去稳定的工作, 又回到铸造厂, 干着他不喜欢的工作。他自己讲, 这段时间他思想发生了转变( 即1990 年以后) , 开始出现各种不满, 对社会不满, 对管事的工头不满。同时, 由于他已经开始恋爱, 面临结婚的压力, 虽然女孩对他很好,但女方的家庭因他没有稳定的工作而看不起他, 这是他出现心理压力与冲突的早期阶段。根据专案组的调查: 杨在这时间曾出现过对路边洗衣女性的攻击行为, 将人掀到沟下, 导致他人受伤。至1992 年3月, 他开始了第一次扎人作案。他结婚后也试换过很多工作, 但总是不稳定。问题在于, 杨树明不仅智力水平较低, 而且他的社会能力也较弱。他不善与人打交道, 在工作中常与管他的人发生冲突与争执, 这也是他容易被淘汰、甚至被处罚的原因之一。他妻子提到一件事: 一次他承做的一批活做坏了, 他不得不赔偿, 大约要赔三千多块钱。杨树明竟然急得在路边等他妻子下班, 当他见到妻子时竟然跪下直哭。后来, 还是在杨树明姐姐的帮助下还的钱。由此可见他在生活中的无能与懦弱。如果仅仅因为个人能力较弱还不至于导致人去犯罪, 许多无能的人也是老实之人。然而, 杨树明的人格矛盾在于他有极强的自尊心, 极要面子。办案的同志告诉我们: 他在预审交待中曾谈过: 结婚后的第一个春节, 他陪妻子去女方亲戚家, 因为他家里较困难, 所以没带什么像样的东西。尽管如此, 亲戚没有计较, 还给了他和他妻子很多钱和物。就是这样, 他回到家仍然非常不高兴, 对他妻子讲, 以后不去了,免得丢脸。以后每年春节杨树明都从不陪妻子去拜访亲戚。另一调查也印证这一问题。当笔者问他你从小到大, 父亲、母亲教育你时讲的最多的话是什么时, 他认真地想了之后告诉笔者, 父亲总说: “人活脸、树活皮”, 母亲常说的话是“不管干什么, 别干丢人败兴的事”。他还说, “父母都循规蹈矩, 自尊心很强, 对我影响很深。”由此可见, 他的自尊心既有因自卑而起的自尊, 也有家庭中父母在这方面过分强调的因素。应该看到, 后一因素是正面的。但是, 人在生活中的自尊是需要能力与实力支撑的。所以, 对既无能力又无实力的杨树明来说, 过分的自尊与现实的无能就形成他内心无法解开的一个冲突情结, 这是他双重人格的第一个心理背景。笔者认为, 这是他早期实施扎刀案的重要心理起因。
二) 欲望与观念的冲突。
在对杨树明的访谈中,有一点令人啼笑皆非。他在谈到人生中如何对待不轨性行为时, 居然是“既讲道德、又讲原则, 还有宽容⋯⋯”。首先, 他对妓女很宽容, 他认为: 她们也不容易,“没什么本事”, “凭自己吃饭”, 所以, 他很理解她们。其次, 他从不嫖妓, 他的理由是“还有个道德方面的事”。最后, 当他发现自己老婆有外遇时, 这么一个残忍之人竟然予以原谅。下面是他与笔者的一段对话。李: 你对于女性哪种事最不能容忍?杨: 我没有讨厌哪种人。李: 你比较喜欢哪种女人?杨: 比较温柔的、善良的, 能持家的。李: 你对妓女怎么看?杨: 一个就是自身的原因; 一个是社会的原因。社会允许干, 凭自己吃饭。365 行都有人干, 有人干主席; 有人干厂长, 个人能力不一样。李: 你对她们持什么态度? 好的? 中性的? 坏的?杨: 两种都持。好的、坏的都有。具体也不好选。李: 你跟她们有过接触吗? 找过她们吗?杨: 聊过天, 没找过她们, 因为还有个道德方面的事。我干活的地方就有( 指妓女) , 也问过她们, 她们说也没什么本事, 还有的年龄大了。李: 如果你结婚了, 老婆虽然对你也不错, 但有一次外遇, 你怎么看?杨: 有些事是不能做的, 第一步不能原谅, 第二步分析原因, 是她的错还是我的错? 想个解决的办法, 是继续过还是离婚? 继续过就分析原因。李: 你会不会也去找一个( 指婚外情) ?杨: 不会, 我不会以暴制暴。我做人有原则。李: 是不是会让你心里不痛快?杨: 是。假如男的有外遇, 女的也会不快乐。谁也不会说遇到这种事情, 会欢天喜地的。李: 你现实当中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事情?杨: 有, 2000 年以后了。李: 会不会对你以后作案有影响?杨: 没有影响。有影响是思想变化, 坏事不能做了⋯⋯李: 你知道这件事后对她( 指他妻子) 还好吗?杨: 好, 她对我也好。感觉有点陌生, 沟通以后就没事了( 大概) 。李: 这个事你家里人知道吗?杨: 知道。我说的。我觉得就是个人生的插曲, 坏事也会变成好事, 我们还是有感情基础的。杨树明是这样说的, 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他从结婚到被捕, 扎了那么多女性, 却没有一起案件伴有现场的性猥亵或强奸之事( 他在两起碎尸案中的表现另有分析) 。他在发现妻子有外遇的情况下( 2002年) 痛不欲生, 他用皮带教训了背叛的妻子, 从不写日记的他竟然连着3 天写日记, 其中写到“我在她心中已没有了一丁半点余地。⋯⋯我还在心里给她留着‘整个’空间。试问我是不是‘傻到’极点。人家早已‘移情别恋’, 自己还苦苦守着这一亩二分地不放”。甚至他还认真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双方的父母, 在双方父母的干预下, 在妻子惭悔后, 他又写到: “重新找回的感觉真好! ⋯⋯”。可见他对家庭和妻子的认真与维护。笔者在向她妻子调查时, 她也证实了这一情况, 她说: 杨当时曾气愤地对她( 妻子) 说: “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 指从来没有与别的女性做过性事) 。的确, 在这之前发生的在家中对女邻居的杀人碎尸案中, 杨也没有强奸被害人。“苦苦守着”,“留着整个空间”, 杨为什么这么做?笔者认为, 这源于他从小生活的环境与他成长的家庭。他的父亲曾当过兵, 对他们子女管教还是比较严的。用他自己的话讲: 父亲话不多, 但他们做得不对时父亲就会惩罚他们。由于从小到现在, 他就在作案这块巴掌大的地方生活, 接触的社会面并不大,这一地区的保守及经济的不发达也使他学坏的时间被推迟了。他在20 岁之前只处于头脑简单的淘气状态, 并已经形成了一些较稳定的观念。从1990 年以后( 20 岁以后) , 当他能看到电视、录像后才开始变化。尤其是黄色录像, 对他贫乏而枯燥的生活出现了新异性的刺激, 然而, 他身边已经存在的妻子缓解并满足了他性的欲望与冲动。同时, 从小到大已经形成的观念也对他多多少少地起着约束作用。再考虑到前面已经分析的“他自尊心极强”, 因此, 对于这种丢脸的事, 他确实具有强烈的抗拒表现。包括他洗澡不***, 交待问题时怕人家说他性变态等都证实了这一点。但是, 这种约束只在“意识”的范围内, 他内心深处他自己无法自知的部分却有着原始的、野性的、甚至相当强烈的放纵欲望, 这种欲望是因为他闲极无事时只凭看黄片解闷的原因造成。他的另外两起杀人碎尸案就是这种心理的表现。他承认, 这两起案件都是在喝了许多酒的情况下实施的。喝酒后的两起案件与不喝酒作的扎刀案有两点明显的不同: 第一、对女性出现了具有明显性欲指向的选择。980506 案件他选的是妓女; 011013 案件他选择的是“我得不到就要把她毁了的”女人。第二、出现对女性性器官的虐待行为。在前起案件中出现了扒开女性性部位的衣服动作, 使性器官暴露, 然后割胸剖腹, 甚至割走了被害人的**。在后起案件中, 则出现更多的对女性身体、尤其是生殖器官的残害。不容置疑, 酒对人的心理影响是让人失去理性, 让人更加容易露出本相。由此可见, 表面老实、固守婚姻、重视家庭、不做不道德婚外情的杨树明, 内心深处充满着性的欲望,具有强烈的性攻击倾向。这种欲望一旦在无人发现、在酒精的催发作用下便会扭曲地暴发出来。这正是他人格矛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三) 闲极无聊与生活压力的矛盾。
除上两种冲突外, 杨树明面临的心理冲突还有很多。譬如, 一方面他生活困窘, 经济紧张, 但另一方面他经常处于失业状态, 由此造成了“压力之下的空闲状态”。人闲本身就是容易生事的原因, 那么, 在生活压力之下的空闲更是可怕的动因。国外有一门学科叫“闲暇社会学”, 不要轻视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闲暇”。事实上, 人的一生中回避不开闲暇状态。闲暇不仅使人放松、休息, 也会成为人的某种活动的动因。且不说穷人的闲暇, 就是极有钱的人如果不处理好闲暇生活也会让其倾家荡产。例如, 有钱人因钱多得不用忙碌, 闲下来开始赌博、开始吸毒、开始嫖娼⋯⋯再观一些走火入魔的练功者, 其最初练功的原因有的也正是出自没事可做的闲暇状态。那么, 杨树明的闲暇则发生在结婚之前,这正是人生最紧要的关头, 结婚要解决房子问题, 要购置基本生活用品, 还有办喜事的费用问题⋯⋯一方面是日益迫近的生活压力, 另一方面是无能导致的无事可做, 所以, 他在回答心理问卷中的“是否经常感到无名的紧张和焦虑”时选择的是“经常有”; 在回答“是否经常想像着自己做成某件事情”时选择了“经常想像”。如果一名成年人总处于“想像着做成某件事”, 他的心理就有不成熟的表现, 在心理学上称其为心理发展的退缩或停滞, 这是一种轻性的心理障碍。笔者认为, 杨树明的第1 起扎刀案之所以发生在他热恋后至结婚前, 正是这种心理冲突成为他作案较直接的原因。他回忆第1 起案件的经历: 他当时还与父母住在一起。当天晚上女友来过他家, 相处得很快乐, 直到晚上将其送回家。但是回来后却不想睡, 睡不着, 心很烦, 于是想出去走走。因为是半夜里出去, 于是拿把刀揣在身上, 当走到第1 起案件的现场时, 这名女孩正迎面走来, 然后走过去, 他自己讲:“当时想都没想就转身给了她一刀, 就一刀! ”这样,他“就从家猪变成了野猪”。他不知从哪本书上看到这句话“从家猪变野猪容易, 从野猪变家猪难”。他说, 从那天起他就再也变不回家猪了。在2001 年的“10·13”案件中, 即惟一在家里实施的杀人碎尸案件也具有闲极无聊的背景。杨树明自己讲: 那天睡到9 点多钟起床, 起来后没事可做,于是开始喝酒, 喝到中午他要负责给家里接水, 他先去了一趟, 但水还没有来, 这时, 他靠在门口张望着等水, 恰在此时, 被害人下班回来, 从他眼前走过, 那把小洋伞、那气质⋯⋯, 他一把扯她进了自己的房间内⋯⋯从对他所作的许多案件过程中都可以看出: 他作案前没有预谋, 大多为突发地实施。但是, 共有的作案背景是: 闲极无聊, 却有做些事的冲动。这既是杨树明作案的特点, 也是他的心理写照。无聊的杨树明没有一个朋友, 所以, 他无机会向人倾诉、渲泄自己的内心压力; 无聊的他没有什么爱好, 体育他不喜欢, 所以他多余的体力无处渲泄⋯⋯下棋他不喜欢, 他不爱动脑筋; 打牌他不喜欢, 因为他不喜欢与人打交道⋯⋯空闲他干些什么呢? 早期看黄片, 后来黄片也不想看了; 看乱七八糟的杂志,杂志也没有意思了; 于是做刀具、磨刀, 这是他在家经常做的事, 也是他很爱做的一件事; 他自己说, 他还爱写字、练字, 所以他的字写得还算工整。再有就是看中央台12 频道。他妻子曾讲“一次全家都在家时, 因为他总看12 频道, 女儿都有意见了⋯⋯”。这么一个人, 复杂的事情做不了, 简单的事情又很少,一次“家猪变野猪的行为”就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四) 认知偏执与人格偏差。
与杨树明接触的最初感觉就是他的思维有一定的问题, 譬如, 笔者已经多次用过的犯罪心理调查问卷, 很多犯罪嫌疑人在10 多分钟就能填完, 但是他却用了一个多小时。他对每一个问题都要具体化。如第1 个问题问“你是否愿意合群? ”他就要问“什么是愿意合群”? 尽管这种表现有一种纠缠的感觉, 但他对文字理解上的固执确实有些独特, 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偏执人格”的一些特点, 即感觉极度过敏, 思维行动固执, 过分拘泥于细节等。讯问人员也介绍到: 杨树明在每次讯问后签名时, 他都对记录的内容看得很慢并仔细, 甚至还评论记录人的错别字太多。这类表现都说明他的一种思维特点, 他思考问题总拘泥于具体的、有形的状态, 缺乏抽象概括的能力。这与他的年龄是不一致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抽象能力应该越来越强。抽象能力可以帮助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看待问题, 可使我们摆脱眼前的具体事物而认识将来。作为一个成年人不能只看到事情的一面而不管其他方面, 不能只管眼前而不顾以后。只有在人的心理发展不成熟时, 如未成年人作案, 才会有上述的“只管自己不管别人、只顾眼前而不顾以后”的特点。从人格上讲, 具有这种不成熟思维特点的人必然不具有较宽的心胸, 必然出现容易偏执或固执的心理表现与行为表现。杨树明恰恰具有这一思维缺陷, 进而他的人格缺陷也就一目了然了。不仅如此, 这种思维方式也使人无法有效地进行自我心理的调控, 尤其是情绪方面的调控。心理学研究揭示: 知与情之间是密切相关的。认知完全可以调整一个人的情绪, 如果一个人的认识达不到一定的高度, 看不到问题的两个方面, 看不到事情的发展与未来变化, 他做事就会只顾一点而不顾其他, 只顾眼前不顾以后。同时, 他也就无法摆脱因具体倳件的刺激引发的情绪波动或情感反应。在这种背景下, 一个人很容易在某种一时的情绪之中做出不管不顾的行为。杨树明就是这样一个人。应该看到, 杨树明在作案十多年间, 其犯罪心理也有发展和转变过程, 其中曾有过向好的方面转变的迹象。他自己讲, 从2000 年以后, 他似乎有时明白一些, 他在抱着自己的女儿时曾想, 养大一个孩子不容易, 我在几分钟就让人家没了⋯⋯以至他后来经常抱着女儿哭, 说爸爸要走了。尽管他已经出现了这种自我意识与反省, 但他仍然没有停止作案, 原因在于他被另一种强化所吸引: 如前所析, 一个不被人重视、几乎没有成功体验的人, 当如此长的时间内作案却从未被**抓住过, 从未遇到被害人的成功抵抗的时候, 作案的成功感在某种程度上使其体会到一种他个人极少体验的满足, 成为他惟一的成就感! 正是这种可怕的感受, 使得杨树明在犯罪的道路上从未停止脚步, 在罪恶的深渊中越滑越深。正如杨树明自己所说: “我是小学生, **是老师, 我给老师出道题, 你们破了题我才承认你们是老师⋯⋯”。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他的一时的得意感, 也正是这句话和这种看法才使他在落网后能够较痛快地承认自己的罪过。
四、杨树明的犯罪行为分析及侦查思考
笔者认为, 本案是一起凭借行为分析、嫌疑摸排查证而破案的经典案例。所谓行为分析, 即通常所称的侦查分析是指建立在犯罪现场勘查、法医检验等刑事侦查基础上对各种犯罪行为痕迹或迹象的分析。这种行为分析凭借的不是犯罪的物证, 而是犯罪的各种行为痕迹或迹象。如作案留下的时- 空间的痕迹, 尸体上留下的工具痕迹, 虐尸中表现的指向痕迹, 快速逃逸中留下的熟悉地形的心理迹象, 被害人大白天失踪的作案条件迹象, 等等。通过对犯罪行为痕迹和心理迹象的分析进而研究犯罪分子的行为方式、行为特点, 再进而研究作案人相关的心理背景和相应的个人心理特征, 从而形成可供侦查摸排时参考的犯罪分子的主要特征。不容置疑, 本案中的嫌疑摸排是相当细致与艰苦的。而在侦查人员摸排时, 个人的素质与职业的敏锐非常重要; 同时, 犯罪行为痕迹与犯罪心理迹象的分析也非常重要。分析得出的准确信息越多就越有利于这种摸排, 从而找出嫌疑人。随着社会的发展, 媒体的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犯罪分子也在随时关注着侦查领域的基本技术手段, 在犯罪中反侦查意识日益突出。他们可以破坏物证, 尽量不留物证, 但他们的行为结果以及其中反映出的行为信息却是无法抹去的。我们必须重视这种行为信息的积累与分析。美国联邦调查局早在上个世纪50 年代就成立了“行为科学部”, 他们将“行为”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对象, 并成立专门的机构。由此想到: 首先, 我们能否在思想上接受, 将行为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其次, 我们是否同意行为分析也需要专职人员和专门的机构?笔者认为: 在刑事侦查中, 在物证分析的同时,行为分析也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可为侦查提供很多的服务。问题在于, 这项工作需要先期投入, 并且需要专业性的发展, 即人员培养与队伍的建立, 还有机构与其他方面的保障。目前在**系统的研究机构中尚没有一家设置专门从事犯罪行为分析研究的部门, 多数情况是将其放在信息管理中。然而, 行为分析不仅需要指纹、DNA 对比, 还需要侦查、证据、法医相关知识, 更重要的是学过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这样才能通过行为信息找出个人心理特征,为侦查提供有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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