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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我是基佬

2009:西方知识界回顾

刘  擎

（这是此作者每年的专题文章，每一年的回顾过去一年西方知识界的一些变动和热点，很有参考价值。有兴趣的可以百度该作者各年度的回顾性文章）

柏林墙：二十年后的纪念与思考  
　　柏林墙是冷战时代两大阵营对垒的超级象征物，它的“倒塌”是意志行动的结果，被铭记为一个革命性的时刻。二十年过去了，那个历史时刻再度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心。从2009年初开始，相关的纪念活动、学术研讨会、书籍、文章以及影像作品纷至沓来。11月9日在柏林墙原址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典。当一千块巨型的“多米诺骨牌”相继倒下，欢呼的声浪掠过柏林的夜空。两周以后，欧盟二十七国通过了《里斯本条约》。但是，“完整而自由的欧洲”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东欧的巨变既给人欣悦与希望，也让人疑虑甚至幻灭。因此，比各种庆典更值得关注的是“二十年之后的思考”。

　　牛津大学欧洲史家阿什（Timothy Garton Ash）以研究“苏东巨变”而蜚声学界。他在今年发表多篇文章，分析评论最新的相关研究，提出自己的批评见解。1989年巨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突发性，当时几乎无人预料，但事后却有不少“后知之明”的判断，认为这是注定要发生的革命。阿什反对这种决定论式的解释，指出当时的局势存在多种可能的走向，而各种力量的交汇互动以及某些偶然性的因素（甚至包括媒体的错误报道），促成了形势急转直下，直到不可逆转的时刻。在对巨变之成因的探究中，阿什坚持主张，各地的集体行动是主导力量，西方势力在当地的抗议运动中没有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将运动归结为“西方阴谋”的说法“本身就是当地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力图在反西方的舆论中剥夺反对派领袖的资格，以叛国的理由封锁他们”。实际上，美苏两国领导人对时局的反应是消极被动的，他们的谨慎克制主要是出于对形势的误判——他们不相信会有重大的变局，他们“低估了小国寡民之作为的意义”。在阿什看来，这场巨变的第二个特征是非暴力性质，即所谓“天鹅绒革命”。“如果1789年式的革命图腾是断头台，那么1989年革命的标志是圆桌。”它的行动主体不是阶级联盟，而是广泛的社会大联合；运动的高潮不是恐怖暴力，而是妥协谈判；抗议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不是全新的乌托邦，而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存在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经济安排。阿什相信，“天鹅绒革命”作为一种范式并不普遍适用，其有效性取决于具体的国情和国际关系的形态。

　　左翼明星学者齐泽克（Slavoj Zizek）关切的问题是巨变之后的政治文化。他撰文指出，“当天鹅绒革命的崇高迷雾被民主资本主义的现实所驱散，人们陷入了不可避免的失望。”当抗议运动的英雄还沉浸在对一个正义、诚实和团结的新社会的梦想之中，前炡椨官员早就急迫地投身于新资本主义的市场游戏之中，无所顾忌地玩弄肮脏腐败的伎俩，远比那些异议人士更适合经营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于是，那个“新社会的梦想”化为泡影。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资本主义确实比社会主义要好得多，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仍然如此悲惨？”齐泽克的回答是，许多人以为资本主义必定会带来正义和民主，但这是一种幻觉。他分析指出，某些威权國镓实施的资本主义比起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还“更加资本主义”、更为有效、更有利可图。因此我们应该放弃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它与当初对新社会的梦想无关。他相信，在二十年前东欧的抗议者当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并不渴望资本主义，而是寻求一种生活的自由——“不在國镓的控制之下，随心所欲地相聚交谈；过一种简单而真诚的生活，摆脱粗糙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普遍的犬儒虚伪。”这种理想可以被最恰当地界定为“具有人性面目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而在今天，这种理想和态度应当被赋予第二次机会。
（我个人认为，当今这些看了菩提图挂愤怒得不得了的人中的大多数，实际上追求的并非是绝对西方的“民主”和“自由”，而是上面所描述的简简单单生活的自由，这曾经是前东欧的困局与崩溃的根源，如今也发生在中国身上。这是困局，但有史为鉴，这也是摆脱困局的机遇）

　　

新资本主义还是新世界？
　　距离“天鹅绒革命”不到二十年，世界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华尔街的溃败之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就相当于柏林墙的崩塌之于共产主义”——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一篇访谈文章的标题，如今已成为被广泛引用的名句。2009年5月，著名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Richard Posner）发表新著，其书名点出了他对经济危机的诊断：这是“资本主义的一场失败”（中译本将书名做了更为耸动的修饰，译作“资本主义的失败”）。反讽的是，1989年的幻灭感似乎在二十年后再度出现，却是以“命运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的方式指向“资本主义”。

　　在双重幻灭之后，既有对“社会主义复兴”的呼吁，也有对“改造资本主义”的诉求。左翼（托派）理论家伍兹（Alan Woods）认为，当前的危机显示，人民需要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但不是过去那种官僚极权式的社会主义——这种歪曲版的社会主义导致了1989年的巨变，最后演变为一场“反革命运动”。我们需要返回“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社会主义”。同样，许多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也诉诸“理想的”而非“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在新的思想辩论中，每一方都将现实中的失败归咎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不良“变种”，而其“纯正的”版本似乎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冷战思维”，作为一种认知模式与政治想象，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崩塌而消失，甚至深藏在许多冷战思维指控者自身的批判意识中。但我们仍然需要这些标签吗？或者，我们应当给旧标签赋予新意义？

　　2009年1月，巴黎举办题为“新资本主义、新世界”的高峰论坛。欧洲许多政要（包括法国总统萨科齐、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一些国际著名学者参加了这次论坛。政要们竞相发表改良资本主义的各种见解，但与会的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了更切中要害的问题：“我们应当寻求一种‘新资本主义’还是一个‘新世界’？”他通过对亚当·斯密的重新解读发现，早期思想家所主张的市场观念与当代流行的资本主义模式具有两个重要的区别：他们“没有将纯粹的市场机制当作一种独立的最优运行者，也没有将利润驱动当作所需的一切”。森的言下之意是：如果信奉市场自足性与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要旨，那么资本主义的任何改良版都不是我们所寻求的“新世界”。我们必须基于对市场、社会和國镓各种机制的清醒认识，来寻求一种新的更正派的经济世界。   

　　

备受瞩目的中国模式
　　在柏林墙纪念活动的“多米诺骨牌”表演中出现了意味深长的一幕：相继倒下的九百九十九块骨牌，最后停在一块没有倒下的汉字石碑上（上面刻着《钗头凤》的词句）。这或许在暗示还有一堵“要被推倒的墙”，但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象征了中国是社会主义最后的中流砥柱，屹立不倒。对冷战后的西方思想界来说，当下的中国崛起也许是最出乎预料的一个现象。中国似乎摆脱非此即彼的选择：它是社会主义的，又是市场经济的，它是全球化的，又是中国特色的，超出了二元对立的视野。在2009年，西方知识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更趋热烈。

　　《國镓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2009年两次刊登有关中国崛起的辩论。在题为“中国的颜色”的讨论中，裴敏欣和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就中国经济的前景展开激烈辩论。裴敏欣持较为悲观的态度，他认为环境的恶化、民众的难以掌控、大规模基础建设的隐患、发展的社会成本过高以及发展失衡等等因素，会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对此不可低估。他的基本判断是，“如果中国不做必要的变革，将会面对远比低速增长要严重得多的后果——统治精英的脆弱联盟将会分化，执政党的合法性会被销蚀，社会动荡将会激化。”而安德森则相信，中国GDP势不可挡的增长力量会继续走强，甚至会打破世界纪录。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内，中国出现经济滑坡的可能性要比大多数人的预计低得多。他在回应中写道：“要想证明中国的崛起终将失败，仅仅含糊地指出发展的失衡或断言其经济不能完全维持原先的增长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发生一场能将中国推出发展轨道很长时间的全面危机，而且危机还要来得及时，最好在五到十年之内。”安德森确信，虽然裴敏欣指出了中国在长程发展中面临的种种挑战，但完全没能证明存在那个正在迫近的危机。

　　马丁·雅克斯（Martin Jacques）2009年的新著《当中国统治世界》格外引人注目。在6月推出英国版之后，又在11月发行了美国版（书名的副题略有改动）。著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为其背书，几十家西方报刊纷纷发表了书评和讨论。作者本人受邀在四处演讲，频频接受媒体（包括CCTV）访谈。雅克斯在书名中使用“当”而非“如果”，意味着“中国统治世界”已经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迟早要来临的现实，其结果将是（如副标题所言）“西方世界的终结”。作者之所以使用有些“耸动”的书名，意在针对西方流行观念发出告诫与警醒之声：西方人久已习惯用自己的认知框架来理解中国，而且想当然地将自身的历史发展看作普遍必然的现代性模式，但这完全是误解和幻觉。中国不是西方所熟悉的“民族國镓”（nation state），而是一个“文明國镓”（civilization state）。中国独特的传统历久弥新，随着目前难以阻挡的迅猛发展态势，将在2050年成为主导世界的最强大的國镓。他预言，如果说英国曾是海上霸主，美国是空中和经济霸主，那么中国将成为文化霸主，会开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模式，并根本地改变目前的世界格局。到那个时候，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世界的储备货币；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光彩将会使纽约和伦敦黯然失色；欧洲國镓成为昔日辉煌的遗迹，类似于今天的雅典和罗马；全球公民使用普通话会多于（至少等于）使用英语；孔子的思想将变得和柏拉图思想一样为人熟知。

　　雅克斯的著作也遭到许多尖锐的批评。英国评论家赫顿（Will Hutton）在《卫报》发表书评，题为《中国处于危机而不是在上升》，与雅克斯的观点完全相左。赫顿认为，由于认同的不确定性以及经济中隐含的脆弱性，中国无论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方面都不可能获得霸权地位，其现有体制不是力量的源泉而是弱点的根源。“中国同时是巨大而贫穷的、强有力而弱小的，在没有发生根本政治变迁之前，它将仍然保持这个状况。”

　　美国政治学家黎安友（这个人也是海外著名的民运份子，毛的医生日记那些书的发行和运作，后面有他的推手，不过作为学者，他的论述值得参考，基佬注）（Andrew J. Nathan）在评论中指出，雅克斯的著作是一部危言耸听之作，其中充满犹豫不定的论述。作者说“中国最终注定要成为首要的全球性强国”，又说“在未来二十年中，中国实质上仍然是维持现状的力量”。但最终，“中国将以它自己的形象重新塑造世界”，“迫使其余世界默许它的行事方式”。而对于中国的民主化前景，雅克斯告诉我们可以“合理地期望”这种可能，又说“儒家正统学说的力量会使民主化更为困难”，但“从长远来看，中国似乎不太可能阻止民主化的过程”。黎安友认为，雅克斯论述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企图传达某种实际上不存在的东西——中国所特有的“中国性”。而中国传统并非铁板一块，中国人彼此之间对根本价值也存在分歧和争议。在另一篇题为《当中国成为第一》的文章中，黎安友指出，“就历史意义而言，中国将成为一种新类型的首领（第一）。中国的支配地位既不是基于技术优势、也不是殖民其他國镓的能力，而主要是基于其人口状况：中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只是因为它有最多的人口。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国在可预知的未来仍然是相对贫穷的國镓。”

　　

达尔文进化论：在争议与误解中传播普及
　　适逢达尔文诞辰两百周年（2月12日）与《物种起源》发表一百五十周年（11月24日），世界各地2009年纷纷举办纪念活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等机构开办了“达尔文200”网站，剑桥大学以“达尔文节”为名，组织多场有关《物种起源》的辩论与研讨活动。进化论与神创论（Creationism）之间的长久辩论再度活跃，而梵蒂冈教廷开始抛出新的“调和论”，声称进化论与神创论是相互兼容的。难以计数的展览会、主题演讲和研讨会、著作与文章以及影视作品，令人目不暇接。这个一百五十年前革命性的异端思想如今已经深入人心，但进化论的传播史也是一部受争议、被误解的历史。借助纪念活动掀起的达尔文热潮，许多学者致力于澄清对进化论的理解。

　　科学史学者谢尔默（Michael Shermer）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对于“自然选择”与“适者生存”这两个流行短语，至今仍然存在很深的误解。首先，自然选择（“天择”）常常被误解为“自然”似乎具有（如人类一般）选择意向，使“进化”按照既定的方向展开。但实际上，进化是一种过程而不是推动这一过程的“选择”力量，自然选择没有既定方向，也无法预期怎样的变化会对未来的生存有益。第二，更危险的滥用是“适者生存”的口号，常常被误解为“生存完全由你死我活的竞争优势所决定”。但所谓“适者”并非指由力量来界定的“强者”。流行的迷思以为“更高大强壮、更敏捷迅速、更能残酷竞争的有机体才会更成功地繁衍后代”，或许如此，但同样可能的是“更小、更弱、更慢而更善于社会合作的有机体也能同样成功地繁衍”。俄国无炡椨主义者克鲁泡特金（Petr Kropotkin）在1902年发表的《论互助》（Mutual Aid）中写道：“如果我们问大自然，‘谁是最适合的生存者？是那些不断彼此争斗厮杀的，还是那些互相支持帮助的？’我们马上就明白，那些习得了互助习性的动物无疑是最适合的生存者。”因此，进化论的正确理解应当同时包括双重论题：自私与无私，竞争与合作。
　　片面强调“自私”与“竞争”是对进化论的误解与滥用。在历史上，从令人忧虑的“优生学”、粗俗版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到纳粹德国骇人听闻的“种族净化论”，以及当今盛行的极端自利、无情竞争的“生存铁律”，这一切都意味着，进化论在社会和道德意义上的影响是毁誉参半的。因此，我们仍然有必要继续研究和全面理解达尔文的思想，特别是他对于道德生活与意义世界的洞见。

　　

“气候门”倳件与怀疑派的声音
　　“抑制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关切和努力。“拯救地球”行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是依据科学界的三项共识：一、全球气候正在变暖；二、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异常”趋势；三、这会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在科学家当中，也一直存在着对“主流共识”的批评者与反对者，他们形成了少数“怀疑派”（其中包括一些声誉卓著的专家学者）。怀疑派致力于揭露“被压制的真相”——气候异常变暖造成环境危机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误解或编造的神话。但怀疑派的声音在媒体舆论中非常微弱，公众甚至闻所未闻。

　　然而，恰逢哥本哈根峰会召开期间，一个突发倳件使局面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11月20日，有黑客攻入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CRU）的服务器，盗走了六十多兆的数据（包括一千多封电子邮件和三千多份文件），并在网上陆续公布，其中有迹象表明，气候研究领域的一些著名学者涉嫌伪造和操纵数据，夸大全球变暖的证据，党同伐异，可能误导炡椨和公众。CRU是气候研究方面的权威机构，并在IPCC（联合国“炡椨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承担了重要工作，而这份报告成为目前制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重要依据。消息传出后，西方各大媒体竞相报道，引起公众哗然，被称为“气候门”（climategate）倳件，也变成了怀疑派及其支持者的节日。欧美许多媒体邀请主流派和怀疑派科学家展开辩论，其影响力已经在最新的民意调查中有所显示。怀疑派的支持者甚至声称，“气候门”倳件是“现代科学史上最大的丑闻”，将会给“变暖派的棺材钉上最后一枚钉子”。

　　但实际上，所谓怀疑派并不是意见一致的群体。其中，有人认为IPCC气候方案的准确性是可质疑的；有人相信气候的异常变暖没有发生或已经停止；有人主张全球变暖的确在发生，但主要是自然而不是人为因素所致，或是原因不明；还有人坚持全球变暖并不会造成环境危机。多种怀疑论的观点或许有不同的证据支持，但任何一种观点都没有被科学界普遍接受。而且，个别怀疑派“推手”的历史并不清白，曾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操纵而卷入丑闻。《自然》杂志发表社论，警觉到“气候门”倳件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指出在2010年美国国会的辩论中它会被某些议员所利用，来抵制“清洁能源工作及美国能源法”的通过。社论指出，“气候门”倳件不足以改变科学界达成的结论性共识。这也是目前许多官方机构和主流派科学家在回应中所持的基本立场。很难想象“气候门”倳件会使怀疑派获得主导地位，但却使他们的声音获得了公众的关注。

　　

海德格尔：旧问题与新争论
　　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是欧美学界反复争论的一个问题。有人主张这种肤浅的“政治正确”问题根本不值一提。更多的学者倾向于将海德格尔的学术与政治区分开来：充分肯定他的哲学贡献和影响，而对其亲纳粹的政治立场或作出批判清理或置之不顾。但这种“分离论”并没能平息争论。将一种具有内在伦理维度和政治涵义的哲学思想“与政治分离”究竟是什么意思？根本理据何在？深究起来，“政治正确”的讥讽者未见得比其标榜者更有说服力。就海德格尔的具体个案而言，有论者（比如汉娜·阿伦特）似乎相信，投身纳粹不过是海德格尔的偶然失误，与他的哲学基本无关；而另有论者（比如海德格尔曾经的学生卡尔·洛维特）则主张，海德格尔对纳粹國镓社会主义的支持内在于他的思想理路。两派之间的争议与纠葛并没有了结，也继续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

　　2009年11月，耶鲁大学出版社推出一部英译新著——《海德格尔：将纳粹主义引入哲学》，被视作一枚“重磅炸弹”。作者是巴黎大学哲学副教授费耶（Emmanuel Faye），他根据大量的档案和文本材料（包括此前未曾公开的1933－1935年研讨班讲稿），并对文本和倳件与历史背景作出细致的语境化分析，试图表明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远比至今为人所知的情况恶劣得多”。海德格尔的所谓“政治失误”完全不是那种书呆子式的天真或一时糊涂，而是动机明确的自觉担当——自命为纳粹主义的“精神向导”。与惯常的见解相反，海德格尔在1934年4月辞去弗莱堡大学校长一职之后，他的纳粹主义倾向并未收敛而是更为激进，甚至在“二战”之后仍未放弃。他的思想发展既从纳粹主义中吸取灵感，又自觉地为其提供哲学基础，主旨是高扬國镓和民族（Volk）的绝对至上性，以“血与土地”的神圣名义要求个体的忠诚与牺牲，以寻求一个“新开端”，重返“德国民族的命运”。由此，费耶提出了相当极端的结论——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理念如此之深地交织在海德格尔理论的整体构造之中，以至于他的理论具有毁灭人道与伦理的可能，“不配再被称作哲学”，他的著作应当从图书馆的“哲学类”编目转到“纳粹史”的类别。

　　这部著作的法文原版早在2005年出版时，曾在法国学术界引发热烈争议。而此次英译本在正式面世之前就卷入了激烈论辩的漩涡。10月，《高教纪事》发表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教授、著名批评家罗曼诺（Carlin Romano）对此书的介绍评论（题为《哈哎，海德格尔！》），以讥讽的文风抨击海德格尔，激怒了许多海德格尔的拥戴者。《纽约时报》、《新共和》等报刊和网络也纷纷发表文章介入争论。但所有这些公共讨论或许都不及荷兰哲学家菲利普斯（Herman Philipse）的分析来得细致、中肯和具有洞见。他早在2008年对此书的法文版发表一篇书评，认为费耶的研究是独特而卓越的，对海德格尔“将纳粹主义引入哲学”的论证也是确凿有力的。但由于费耶没能真正成功地把握“纳粹论题在海德格尔整个哲学中占有多么核心的位置”，因而做出了过于极端的结论。这遭到了法国海德格尔派的激烈攻击，这种情绪化的争吵反而令人遗憾地转移了重点，错失了作者原本提出的真正值得深思的问题。看来，英语世界中的这场争论可能正在重蹈法国学界的覆辙。

　　

保守主义的衰落与思想多样性的危机
　　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这个昔日的激进文化运动重镇，在2009年3月宣告成立一个“右翼运动比较研究中心”，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Mark Lilla）借题发挥，撰文呼吁“认真对待右翼”，引起多位学者的热烈回应。

　　里拉警觉到当下美国学术界对保守派的排挤日益严重，为此深感忧虑。他指出，名牌大学的课程几乎被左派所支配，从“身份政治”到“后殖民主义”等等不一而足，甚至细致到讨论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之间的差别，但以保守主义思想为主题的课程却相当罕见。保守派的教师在校园处于少数，也相当孤立，而持保守立场的博士生如不掩藏自己的政治倾向就很难找到教职，以后也难以获得终身职位（tenure）。这种自由派压制学术自由的氛围，正威胁着大学的思想多样性。里拉强调，保守主义是严肃的思想流派和重要的政治传统，而不是一种“病灶”（pathology）。“将二十世纪的美国保守主义简约化为冷战政治，这是方便宜人的左派伎俩。”主流的美国保守主义（也就是所谓“美国右派”）完全不同于海外的那些亲法西斯主义的右翼分子。他认为，保守主义是独特的看待人类生活的方式，认真对待并重新展开对保守主义思想的教学和研究，将有助于抵制反智主义，推动真正自由和开放的辩论和思考，这对左右两派都有重要意义。

　　沃尔夫（Alan Wolfe）教授认为，排斥思想多样性的倾向既存在于自由派和左派，也存在于少数保守派。当保守派把自己看作是被围困的少数派，由此造成一种宗派性和受害感，很难形成多元化的政治。自由主义通过更多地介入与保守主义的讨论会强化自己，但反过来也是如此。史密斯（Bruce Smith）教授指出，美国大学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保守派的观点受到压制，而是缺乏任何严肃的政治讨论。教授们不喜欢发生冲突，也认为这种辩论没有多少学术意义。但他希望在课堂内外能认真地辩论有关政治理论和宪政秩序的经典问题。在其他的回应中，有学者认为，真正的分歧不是政治立场的左右之争，而是发生在那些认真思考和写作的人与那些对学术敷衍轻慢的人之间；还有论者指出，保守主义既向往那种有序而神圣的自由，又屈从于那种瓦解自由教育的资本主义激流，保守派的失败在于无法在这两者之间达成调和，这是严肃的保守主义研究需要充分重视的。

　　

美国著名大学的开放课程
　　2009年秋季，哈佛大学开始启动系列课程公开化项目，首先推出的是其名牌通识课程——桑德尔（Michael Sandel）主讲的“正义”（Justice）。桑德尔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他从1980年起为本科生讲授这一课程，连续多年名列课程注册人数之榜首（2007年秋季选课学生达到一千一百一十五人，创下哈佛的历史纪录），二十多年来，已经有一万四千多名学生修读了这门被称作“传奇”（legendary）的课程。哈佛大学与波士顿公共电视台合作，将原来的二十四节课通过精心拍摄和编辑，制作为十二集教学片，在全美多个公共电视台同步播出，并在互联网上开放视频和辅助材料，获得热烈的反响。这门课程的巨大吸引力固然来自教师的非凡魅力及其精湛的教学艺术，但同样重要的，是桑德尔致力于“公民教育”的通识课理念。他深信民主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一种强劲和善于思考的公民精神，而哈佛所培养的所谓“精英”首先应当成为优秀的公民。桑德尔的教学将经典思想家的理论学说引入对现实问题的关切与思考，并以“苏格拉底的方式”——不断地诘问、应答、反驳和再追问——在课堂上呈现出来，使学生通过对具体个案的辨析和争论，来培养批评思考以及推理论说（reasoning）的能力。

　　近年来，美国多所著名的私立大学纷纷向社会公众开放教学资源。2001年，麻省理工学院（MIT）率先启动“开放式课件”项目（OCW），在互联网上推出各种学科的课件（包括部分教学视频），至今已累积达一千九百二十五门课程可供自由访问浏览（http://ocw.mit.edu），并相继制作了多个语种（包括中文）的版本，被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举措。随后，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高校也陆续推出类似的开放课程。在这个据说是公益精神日渐衰落的时代，私立大学积极承担公共教育的责任是一个值得赞许和关注的动向。

2009年人文社科领域的获奖者与辞世者
　　法国物理学家和哲学家贝尔纳·德斯帕那特（Bernard d'Espagnat）荣膺2009年度坦普尔顿奖（Templeton Prize）。他对量子物理之哲学涵义的探索打开了界定现实的新视野，也让人们重新审视可知科学的边界限制。德斯帕那特认为，人最终来自一种值得敬畏的高级存在，而无法（像唯物主义那样）予以概念化理解。他说自己不信奉任何宗教，而是一个唯灵论者（spiritualist）。坦普尔顿奖是目前世界上金额最高（一百万英镑）的授予个人的奖项。2009年度霍尔堡国际纪念奖（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授予科学哲学领域中的重要人物伊恩·哈金（Ian Hacking）。他对实验科学的重视，改变了科学哲学长期重理论轻实验的观念。并且，他将福柯“考古学”的历史观点引入科学哲学研究。他的贡献“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科学实践和特定社会及制度语境中出现的那些主要概念的理解方式”。该奖项由挪威议会于2003年创立，奖金为四百五十万挪威克朗（约合七十五万美元）。

　　2009年10月30日，被称为“法国思想界最后巨人”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他一百零一岁寿辰即将到来之际因病逝世。他是人类学结构主义思想创始人，他的思想激发了西方学界的许多新兴思潮。法国已设立一项奖励“人文社科领域内最佳研究者”的國镓奖，被冠名为“列维－斯特劳斯奖”。12月13日，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逝世，享年九十四岁。他的杰出贡献之一是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领域。他在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已成为一部经典，至今出了十九版。他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7月17日，八十一岁的波兰裔思想家莱斯泽克·考拉克夫斯基（Leszek Koakowski）辞世。他在哲学与宗教等多个领域中开展了重要研究。他的思想曾对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产生了重要启示。在2003年他获得了首届“克鲁格终身成就奖”。8月5日，政治哲学家杰拉尔德·科恩（Gerald Allan Cohen）因中风骤然离世，终年六十八岁。科恩曾领导1980年代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运动。他始终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核心是平等主义道德。3月10日，英国哲学家布莱恩·巴利（Brian Barry）突发心脏病去世，终年七十二岁。巴利在英美政治理论界声誉卓著，他在1979至1982年担任《伦理学》主编，使之成为道德与政治哲学领域中最权威的刊物之一。9月18日，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病逝，终年八十九岁。他曾创办《公共利益》和《國镓利益》，着力于凝聚保守主义的各种流派，被称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教父”。■

　　（作者按：本文是笔者自2003年起所作的同题系列年度报告之一，以欧美知识界的报刊为主要资料来源。主题的选择与述评远非全面与客观，仅作为资讯供读者参考。原文过长，删节近半篇幅在此发表。包括注释的完整版将在《学海》2010年第1期刊出。）

对不起我是基佬

2010：西方知识界回顾

维基泄密：喧哗中的辩论

在2010年，“维基泄密”（Wikileaks）犹如一匹彪悍的黑马闯入政治的敏感地带。这个年仅四岁的网站此前已初露锋芒，而从2010年4月开始，一系列更为“猖狂”的泄密举措，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中心，曾经的“黑客”阿桑奇（Julian Assange）一举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一切几乎突如其来，匆忙的评论者使用各种标签来为之定性——民主、透明性、知情权或者无炡椨主义以及恐怖主义式的超限战，却未必能完全把握维基泄密的涵义与后果。但可以肯定，只有短视的目光才会视其为一场“恶作剧”而低估它所蕴含的政治与文化力量，也只有迟钝的头脑才会被它的“反美面目”所迷惑而暗自庆幸。

无论在炡椨层面还是在思想界，对维基泄密的反应是多样的，也并不完全符合惯常的政治分界线。大多数國镓还在观望，而急于表态的炡椨可能失之草率。俄罗斯炡椨总统办公室在2010年12月发布一项声明，呼吁非炡椨组织考虑，提名阿桑奇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但阿桑奇却对莫斯科一家报纸提出忠告：“请克里姆林宫最好能稳住自己，准备迎接维基泄密下一波针对俄国的揭露。”而美国和伊朗竟奇异地处在同一条批评阵线。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谴责，对美国外交电文的泄露“不仅是对美国外交政策利益的攻击，也是对国际共同体的攻击”。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彼得·金（Peter King）主张将维基泄密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而伊朗总统内贾德也指责，维基泄密的行动是一场毫无价值的恶作剧，所公布的文件是“美国炡椨有计划准备和公布的”，为的是败坏伊朗炡椨的名誉，挑拨伊朗与周边地区國镓的关系。

西方知识界的相关辩论已经开始，在自由派（左派）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左翼斗士乔姆斯基不出所料地站在阿桑奇一边。在一次访谈中，乔姆斯基回顾了他在1971年帮助艾斯伯格（Dan Ellsberg）解密《五角大楼文件》的经历，指出此倳件与维基泄密的共同性——“有些事情，美国人应当知晓，而炡椨不让他们知道。”他还在一份声明中指出，“阿桑奇是在履行他的公民义务，勇敢而光荣。”反抗当权者的压制“应当成为珍视自由与民主的人们的首要关切”。著名电影人（《华氏911》的导演）摩尔（Michael Moore）在伦敦琺院为保释阿桑奇捐资两万美元，并发表一项声明。他认为，若是在2002年就有维基泄密来曝光内幕，那么基于谎言而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未必能开始，因为开战的条件是“谎言能被保密”。而正是因为“暴露和羞辱了那些想要掩盖真相的人”，维基泄密才会遭受如此恶毒的攻击。但下一次战争也许就没那么容易发动了，因为局面翻转过来——“老大哥”正在受到我们的监视！开放性、透明性是公民仅有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对抗权势与腐败。摩尔承认，维基泄密可能会对外交谈判以及美国的利益造成意外的伤害，但他辩护说，这是一个用谎言将我们带入战争的炡椨所支付的代价。

聪明而博学的意大利作家艾柯（Umberto Eco）在法国《解放报》发表评论，以他擅长的迂回笔法指出，维基泄密所揭露的秘密实际上都在人们意料之中，因此泄密最终变成了一个“假冒的丑闻”（bogus scandal）。也就是说，只有你假装对主导着國镓、公民与新闻界之间关系的那种伪善一无所知，才会被泄密所震惊，才会感到这是一桩丑闻。但是，公开泄密仍然是对这种伪善责任的一种破坏。美国外交的力量依靠那种煞有介事的秘密，如果秘密被发现是空洞的，那就等于剥夺了这种力量。无论这篇文章多么曲折，狡黠的艾柯与愤怒的摩尔同样看到关键的一点，一种翻转的奥威尔寓言：“老大哥”也正在被公民们监视！

英国自由左派网络杂志Spiked刊登一组文章对维基泄密提出批评。其中著名知识分子、肯特大学社会学家富瑞迪（Frank Furedi）的文章最为犀利。他在标题中就点明了自己的批判观点：“这不是新闻业，这是窥视癖。”富瑞迪认为，无论是一战期间布尔什维克党人公布沙俄与外国势力的秘密通讯，还是1971年艾斯伯格向《纽约时报》透露《五角大楼文件》，都显示了清晰的社会或政治目标。而维基泄密所提供的信息并不是致力于这种高贵的目标，它只是“为了羞辱和播种混乱”。表面上，它对公众知情权的主张肯认了民主精神，但在这一倳件中，“‘知情权’这一观念实际上关涉的是对人们的想象所做的讽刺性操纵，那些支离破碎、易于消费的窥视癖式的流言蜚语，被重新铸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真相的重大部分”。富瑞迪批评某些高水准报纸对维基泄密的赞誉，认为这是“一种犬儒式的企图，将窥视癖变为一种美德”，透露出“当代公共生活的道德与文化规范”的危机。

美国知识界的重要刊物《新共和》在其网站上对这一倳件发表了大量评论，其中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1960年代左翼学生运动领袖吉特林（Todd Gitlin）最为活跃。他在一封致美国总统和司法部长的联署公开信上签名，抗议司法部依据《反间谍法》对阿桑奇展开调查和起诉的动议。但吉特林也对外交电文的泄密倳件提出批评，指责其极端的无炡椨主义倾向。他认为，只要國镓存在就会有外交，而有外交就会有机密。阿桑奇的方式“不是主张应该向國镓施压去改进它做得很差的地方，而是主张國镓就不应该存在”。吉特林的文章遭到格林沃德（Glenn Greenwald）的反驳，彼此发生了多个回合的交锋。格林沃德是美国的宪法律师、政论作家以及著名网络杂志“沙龙”（Salon）的主要作者，也在公共讨论中成为维基泄密最强劲的辩护者之一。他特别反驳了那种最流行的批评：维基泄密不加区别地将海量机密信息“倾倒”在网络上，这只是追求暴露的轰动效应，而实际上对改变强权与腐败的政治无所作为。格林沃德引用事实指出，所谓“不加区别的泄密”完全是误传，维基泄密至今只是有选择地发布了所掌握的文件的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而且已经与欧美五大报刊（英国《卫报》、美国《纽约时报》、德国《明镜》、法国《世界报》和西班牙《國镓报》）形成合作伙伴关系，专业人员介入了筛选和编辑的过程，包括为保护个人隐私而做的必要删节。就反抗密谋政治的目标而论，阿桑奇的确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他并不具有制止战争的职责和能力。的确，维基泄密仅仅做了一部分而不是所有重要的事情，但这能构成指责它的理由吗？

新技术时代正在展开其超出人们想象的可能性：一种非國镓的、个人的组织能够形成以弱制强的政治与文化力量。这可以表现为恐怖主义的攻击，也可以表现为民主性的力量。维基泄密无论有多少值得商榷与改进之处，却代表了对权力和信息垄断的颠覆，对密谋政治的挑衅。这不只是对美国的威胁，它挑战的目标甚至不只是國镓，而是针对一切有权势的机构（“美洲银行”已经成为下一个解密目标）。阿桑奇所诉求的那种没有秘密的权力，那种极端民主、完全开放、全然透明的政治，终将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但这种政治介入方式已经开始改变传统的“权力地形图”。也许，在一个新技术与民主化的时代，强势者不得不严肃地对待来自公民的新生力量。



《经济学人》刊登中国特别报道

英国著名《经济学人》杂志（2010年12月4日印刷版）以罕见的醒目方式，刊登一篇长达十四页的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并在12月2日的网络版上全文发布，引起广泛关注，《福布斯》等媒体网站迅速做出评论与回应。这篇报道的导引文章以“正在崛起之中国的危险”（The dangers of a rising China）为题，作为“封面故事”推出。但整个报道无意宣扬“中国威胁论”，而是力图深度分析“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原题为“A special report on China's place in the world”）。

在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大国的崛起几乎总是伴随着暴力冲突与战争，中国是否真的会如其承诺的那样“和平崛起”？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导引文章举出例证来刻画中国形象的两面性：一方面中国致力于让“焦虑的世界”安心，另一方面“通情达理的中国时而会让位于好斗的中国”。历史经验显示，一对大国之间的关系往往决定了世界是否和平（有英国与美国这样的正面例子，也有英国与德国这样的反面例子），因此今天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对世界局势至关重要。虽然迄今为止情况还相当不错，因为中国全心投入经济发展，而美国的安全着眼于反恐战争。但两国之间仍然互相猜疑：“中国将美国视为一个终将会阻碍自己崛起的衰退中的强国；而美国则担心中国的民族主义在重振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的推动下将会伸张自己。”作者指出，对中美必将发生冲突的悲观主义看法或许不无理由，但“中国未必成为一个敌人”，因为许多证据表明，一个稳定的世界对两国都更为有利。而“最会让中国变成敌人的做法就是将它当作一个敌人来对待”。历史表明，“如果兴起中的强国相信它能不受阻碍地崛起，而当道的强国也相信它对世界的运作不会受到根本的威胁，那么超级大国就可以和平共处”。因此，关键在于增强大国之间的彼此信任。较之历史上的强国，中美两国具有一种后知之明的优势：“它们都见证了二十世纪灾难性的错误。而确保二十一世纪不再重蹈覆辙也将取决于它们。”

报道的主体分为六篇文章。首篇《卧薪尝胆》（Brushwood and gall）以著名的中国典故“越王勾践”开始，暗示着中国人的隐忍之心与雪耻情结，但作者随即援引哈佛大学科恩（Paul Cohen）教授对这一典故的新阐释：当今中国将勾践精神理解为“代表了自我改进与奉献，而不是复仇”。中国反复宣称其崛起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而其他國镓（尤其是美国）对此仍心有余悸，未来的前景包含着危险的不确定性。《第四个现代化》（The fourth modernisation）一文着眼于分析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及其困难，以及对中美军事力量对比的意义。《悬而未决》（In the balance）讨论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日本与印度等亚洲國镓所引起的复杂反应。《朋友，或其他》（Friends, or else）探讨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及其内在矛盾——美国希望与中国发展经贸合作，也希望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又担忧自己的地位会受到中国增长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威胁。这种伙伴与对手的双重关系困扰着美国。但美国不可能以冷战时代遏制苏联的方式来应对中国，因为这会付出过高的代价，而结局会是两败俱伤。因此，“承受中国的崛起，是对美国外交前所未有的考验”。《更少韬光养晦》（Less biding and hiding）探讨了中国在维护其核心利益方面表现出的决绝倾向。但文章指出，民族主义的高涨也正困扰着中国的外交事务。如果一切妥协都被看作是软弱或投降，那么大国外交就很少有回旋余地，而过于强硬的立场又会使周边國镓感到威胁，使“和平崛起”的承诺遭到怀疑。

报道以《战略信心保障》（Strategic reassurance）一文收尾。作者认为，中美之间分享着许多重要目标（国际稳定，防止核扩散以及经济发展等），而和平共存最有利于实现这些共同目标。文章继而对消除两国间猜疑的方式提出十点建议，这包括：美国应自愿放弃在核攻击方面的优势，而维持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常规军事优势；中美两国应当在军事准则方面加强对话合作；亚洲需要形成预防海洋争端升级的规则；美国必须更为一致地遵守自己信奉的国际规则；中国应该防止恶性民族主义的流布；中美都应当致力于运用多边外交；亚洲國镓需要清理盘根错节的区域安全组织，也需要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付诸更多的努力。报道以首尾呼应的方式回到越王勾践的故事：赢得胜利后的勾践在得意忘形中沦为一个暴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崛起注定会造成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对抗或冲突。作者再次强调，勾践的故事有多重阐释，“而未来，一如这个故事，是我们造就的”。

这篇报道由资深记者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经过精心采访和大量引证撰写而成。在其“来源与致谢”中，给出了一份来自不同國镓、持有各种立场与观点的二十六位学者专家的名单（其中有四位海内外华人）。报道有大量的实例分析与名家观点相呼应，鲜有简单武断的判断而多见平衡审慎的分析。显然，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已经越来越重要，任何简单化的褒贬都无济于事。这篇报道是为深入洞悉中国问题的多重维度和复杂性而做出的一次有益尝试。



道德与理性：跨学科的对话

坦普尔顿（John Templeton）基金会以赞助科学与宗教问题研究而闻名，其“大问题对话”（The Big Questions conversations）系列，每年邀请十多位著名学者与公共人物，就“经久不衰而备受争议的”重大问题做出书面回应，在知识界越来越引人注目。2010年第六届大问题对话的主题是：“道德行动依赖于理性推论吗？”十三位作者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神经科学、心理学、哲学、文化研究和神学），就这一问题各抒己见，汇编为一部五十多页的文集在春季发布。《大西洋月刊》、《探索》、《新科学家》、《纽约书评》与《纽约客》等英美报刊媒体予以报道。

哈佛大学哲学教授考斯戈德（Christine Korsgaard）相信，在大多数日常情景中，我们的思想与行动主要都是意识的结果；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法学理论家乔治（Robert George）认为，在道德行动中我们常常追求那些表面上“没有好处”的目标，它们的“内在价值”必定来自我们基于理性的理解。他们都坚持理性思考对道德行为的重要作用。而加州大学心智研究中心主任葛泽尼伽（Michael Gazzaniga）持有不同看法。他指出，最近脑科学研究的进展显示，道德决定的过程发生在大脑有意识的自觉之前。著名哲学家和作家戈德斯坦（Rebecca Goldstein）认为，道德情感是人类进化的产物，但需要理性才得以充分发展为完整的道德感。因此“没有道德情感的理性是空洞的，而没有理性的道德情感是盲目的”。大多数作者承认理性对道德行动的影响，但认为这种影响是有限的。英国犹太教首席拉比萨克斯（Jonathan Sacks）写道，“启蒙思想的重大错误之一就是低估了非理性力量的威力，这种力量是我们基因遗传的一部分。”人们道德直觉的起源与本质是什么？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有意识地控制我们的道德行为？这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同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脑科学、神经科学与认知心理学的新近发展，正在为这个问题打开新的视野，也要求哲学家和神学家重新思考他们长期坚持的许多假设。



重新思考社会主义

美国左翼杂志《异议》（Dissent）在其五十多年的历史中一直致力于促进社会主义的民主理想。今年夏季号的《异议》杂志发表论社会主义的专题讨论，引起思想界的关注，英国《独立报》（The Independent）等媒体予以报道和评论。

在专题的导言中，杂志共同主编卡辛（Michael Kazin）指出，二十世纪的历史使“社会主义在全球胜利”的信心受到挫折，但我们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的民主远景值得重新认识并付诸实践。专题讨论包括四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社会主义在今天的意义，并对其未来应有的形态阐发了各自的看法。政治学家伯尔曼（Sheri Berman）指出，社会民主派曾在二十世纪的欧洲有过辉煌的岁月，他们如果能将市场的动力机制与促进跨民族的团结和平等权利相结合，就有可能再创辉煌。著名左翼历史学家、《新左派评论》前主编布莱克伯恩（Robin Blackburn）认为，当前的财政危机可能会导致经济民主的复兴，但条件是社会民主派能够推动各种可靠的矫治措施，这些措施并不单纯依赖民族國镓，而是能提升与地方社群共享的权力。政治活动家克拉克（Jack Clark）曾担任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委会”书记，他在文章中提出了各种革新的实践方式，寻求提供体面的、对环境负责的住房与就业，以及对华尔街势力的严格控制。政治哲学家沃尔泽（Michael Walzer）在文章中辨析了社会主义的三个主要特征——政治民主、國镓对市场的规控，以及提供福利和公共服务。他同时指出，应当将社会主义理解为“总是在造就中”的事业远景，而不是一种有待建成的体制。即便这种远景永远无法完全变成现实，它仍然是一种“最为人道、最令人振奋的道路”，我们由此不断迈向“我们所梦想的社会”。



《流浪者》引发文化争论

阿阳·荷希·阿里（Ayaan Hirsi Ali）大概是当今西方最有影响、也富有争议的伊斯兰流亡者。2010年5月，自由出版社推出了阿里的自传新作，《流浪者——从伊斯兰到美国：一段历经文明冲突的个人旅程》，使她再度成为焦点人物，也激发了关于文化多元主义的争论。

阿里1969年出生在索马里，儿时随家人在多个非洲國镓流亡。她曾是穆斯林教徒，按照习俗接受女性“割礼”。1992年为了抗拒父亲安排的与陌生男子的婚事，阿里从肯尼亚逃往荷兰，改换姓名、编造履历，获准以难民身份定居。她后来进入莱登大学攻读政治学，获得硕士学位，取得了荷兰国籍。大约在2002年，阿里放弃了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成为一个无神论的女性主义活动家，并在2003年当选为荷兰国会议员，曾多次入选全球最有影响的一百位公共知识分子。她曾与荷兰电影人梵高（Theo van Gogh，著名印象派画家梵高的曾侄孙）合作制作一部短片《屈从》（Submission），揭示伊斯兰社会中女性的悲惨遭遇，引起强烈反响。2004年11月，梵高遭到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暗杀，尸体的匕首上留有一份死亡威胁名单，阿里的名字也在其中。这一倳件当时激起荷兰的反移民浪潮。2006年阿里在申请难民时作假的问题曝光，她在争议中辞去了议员的职务，从荷兰移民美国。

在《流浪者》一书中，阿里一如既往地以亲身经历对伊斯兰文化中的黑暗面予以公开而尖锐的抨击，引人注目也备受争议。西方的自由派与左派知识分子对她持有犹疑不决的评价。在《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书评中，作者赞扬她的勇气，又批评她对伊斯兰文化以偏概全的过激之辞。但是，所有文化究竟是不是一律平等？这个问题始终会困扰那些既坚持普遍人道标准、又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自由派人士。而阿里的立场要鲜明得多。《流浪者》中有这样一段告白：“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但并非所有的文化和宗教都是平等的。一种赞扬女性气质、认为女人是她们自己生活的主人的文化，要好过那种对女孩实施生殖器割礼、将她们禁闭于围墙或面纱之后或因为她们陷入爱情而予以鞭挞和投石的文化……西方启蒙的文化是更好的。”著名作家雅克比（Susan Jacoby）在一篇评论中坦言：她是“费尽艰难才懂得了这段话中的一些道理，但这是许多西方的好心人难以接受的”。



新视野下的罗尔斯研究

2010年12月，由意大利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LUISS University）和约翰·卡波特大学（John Cabot University）联合主办，在罗马召开了为期三天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来自欧美各地的三十多位著名学者参加。会议的主题是“在罗尔斯与宗教之间：后世俗时代的自由主义”。这标志着罗尔斯“宗教文稿”出版之后，在学术界引发出新的研究动向。

理性与启示的关系是西方思想传统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处理政治自由主义与宗教信仰之间的紧张也成为公共哲学的主题。约翰·罗尔斯是二十世纪政治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家，但他是否恰当地处理了宗教经验在民主社会中的位置，是受到争议的焦点之一。罗尔斯生前很少谈论自己的宗教观点，但在他2002年去世后不久，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宗教学教授发现了罗尔斯在1942年写下的一篇关于基督教伦理的论文，题目是《对原罪与信仰之意义的简要探寻》。罗尔斯当时甚至计划在战后从事神学研究。在罗尔斯的遗稿中还发现了一篇从未公开的短文《关于我的宗教》。哈佛大学出版社在2009年将两篇文章合起来出版。科恩（Joshua Cohen）和内格尔（Thomas Nagel）在序言中指出，罗尔斯不同于许多对宗教漠视或知之甚少的自由主义者，他的自由主义理论强调宗教信仰的重要性。

罗尔斯在早期“宗教文稿”中体现出对社群的高度重视，对孤立的个人主义以及对传统契约论思想的严厉批判。这表明曾经指责他“忽视了人们根本的社会属性”的批评意见可能是多么轻率。新视角下的罗尔斯研究，关注宗教在民主社会中的位置、宗教教义与“公共理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宗教与公共生活的界限等问题。这也是这次罗马国际会议的主要议题。



2010年人文社科领域的获奖者与辞世者

2010年霍尔堡国际纪念奖（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授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学教授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她的历史研究将早期现代欧洲与“比较历史”的新领域相关联，探索文化、地理和宗教方面的更替变化。颁奖辞称赞她的著作“层次丰富、面向众多、论证细致”，“揭示出更深的历史趋势和潜在的思想与行动模式。她的工作将性别推到前沿，同时坚持认为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总是根植于特定时代的文化话语与社会组织”。霍尔堡国际纪念奖由挪威议会于2003年创立，专门授予每年在人文、社科、法律和神学领域中成就最为杰出的一位学者，奖金为四百五十万挪威克朗（约合七十五万美元）。2010年度的坦普尔顿奖（Templeton Prize）由七十六岁的进化生物学家与遗传学家弗朗西斯科·阿亚拉（Francisco Ayala）获得。阿亚拉曾是神职人员，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欧文校区教授，在宗教与科学之关系的论题上著述丰富，主张进化理论与基督教信仰的一致性。创立于1972年的坦普尔顿奖鼓励科学与宗教领域的交叉与融合，是目前世界上金额最高的个人奖项。阿亚拉表示，会将一百万英镑的奖金用于慈善。素有“日本诺贝尔奖”之称的京都奖（Kyoto Prize）今年颁发给三位学者。京都奖分为尖端技术、基础科学、艺术与哲学三个类别。其中，南非视觉艺术家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荣获“艺术与哲学奖”。他开创了一种将素描与动画、视频与投影等多种媒体进行多层次融合的全新表达形式，对社会及人类活动予以深刻的洞察和展现。创始于1985年的京都奖由稻盛基金会设立，每位获奖者的奖金为五千万日元（约合六十一万美元）。

2010年1月27日，美国著名作家杰罗姆·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逝世，享年九十一岁。塞林格出生在纽约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二战期间曾从军前往欧洲战场从事反间谍工作。1940年代他在杂志上发表过数篇小说，1951年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出版使他声名鹊起。该书主人公霍尔顿·考菲尔德被看作西方战后“垮掉的一代”的典型人物，成为当时青少年模仿的对象。这部小说至今仍保持每年约二十五万本的销量。成名后的塞林格隐居遁世，虽未停止写作却很少公开发表。8月6日，纽约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Robert Judt）病逝，终年六十二岁。身为犹太后裔，朱特曾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但投身以色列国防军的经历使他彻底改变了立场。他称自己是“一个普世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近年来他对以色列炡椨的批评，以及主张建立单一國镓解决以巴争端的观点，引发关注与争议。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尽管身患“渐冻人症”却未停止写作和讲演。由于这种“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他获得了2009年的“乔治·奥威尔奖”。朱特的重要著作《责任的重负》和《战后欧洲史》等已被译为中文出版。10月3日，八十六岁的法国哲学家克劳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辞世。勒福尔受到其导师、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影响，曾在政治上非常活跃。1943年，他组织了托派国际珙产黨在巴黎的一个分支。1946年起，他开始批判苏联政体，后来逐渐转变成一个自由社会主义者。在学术生涯中，他曾在圣保罗大学、索邦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等机构任教和研究，著作论及马基雅维利、波哀西，并在民主政治理论方面有深刻的洞见。12月18日，法国著名的古希腊文明研究学者杰奎琳·罗米利（Jacqueline de Romilly）离世，享年九十七岁。她于1973年成为法兰西公学院（Le Collège de France）的首位女教授，1988年（继小说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之后）成为第二位法兰西学术院（L'Académie Frankgaise, 1635）的女性院士。罗米利是修昔底德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研究的权威，在古希腊的哲学、政治思想和悲剧作家等研究领域著述丰厚。 ■

（作者按：本文是笔者自2003年起所作的同题系列年度报告之一。主题的选择与述评受制于作者学识与眼光的局限，仅作为资讯供读者参考。包括注释的完整版将在《学海》2011年第1期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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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擎
这个人是研究 以赛亚，柏林的。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西方思想史老师。 我有一段时间读柏林的全集。 一度很想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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