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战难以在学术上取得巨大研究成果的另一原因是史料难求,客观上和这场战争六十年来仍处于技术上的暂时停火有关,当然这和中美两大幕前玩家刻意隐瞒也有极大关系。西方史学界对韩战的研究,严格来说是只有一份具参考价值的文章,一九六○年,美国亚里桑那大学教授惠廷(Allen Whiting)写过一部当时来说相当出众的专着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跨过鸭绿江,中国参加韩战的决定)。这书付梓以来一直引起争议,甚至在成书五十年后的今天,因 惠廷指出中共由始至终不情不愿打韩战,令学界对它仍然争论不少。在充满尔虞我诈的冷战年代,惠廷这一说法被批评者指为吃了中共茶礼,因为在六十年代的氛围,中共是意识型态框架里好战的一方,哪可能是被动参战,但惠廷就是根据中共宣传资料的有限篇幅,推论出当时被评为是替人说好话的学术结果。
历史是要求极其严格的一门学问,必须经过大量细致的比对研究,才能重塑部分真像。我不敢在这里用“真相”一词的原因,是因为故人已去,何以对质, 且这其中还有为逝者讳的一些因素。职是之故,惠廷这部书面世后不获好评,然而此书却又是少数能够通过严格审稿制度出版的学术书刊,要了解东北亚地缘政治,暗红色封面的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几乎等于圣经。直到一九九四年,中国旅美学者陈健写了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一先一后,相距三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