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贴】油彩下的历史脸谱---琐谈对日史识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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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hel JeAnns
　　
　　


1894年7月25日，一艘由中国炡椨租借、满载中国精锐部队淮军的英国商船，在朝鲜附近洋面被日本联合舰队击沉，近千人罹难，直接引爆了甲午战争。这就是在国际战争史、司法史上成为经典案例的高升号（Kowshing）倳件 （该倳件首次全景披露请参见拙作《大东亚的沉没》，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
　　
　　在高升号被日舰击中后，不少清军跳水求生未果，事后，中国方面指控日舰用机枪残杀落水者，日本方面则指控仍在船上的清军为追杀弃船的英国船员，而向水中开火。
　　
　　
　　 “选择性健忘症”
　　
　　在这场争论中，被中国史学界引用至今的主要依据，是同船遇险逃生的李鸿章德籍顾问汉纳根（Hanneken）的证词。然而，汉纳根在指控日本军舰杀害落水者的同时，也说道：“事实是，游水的人们不但被日舰、亦被垂沉的船上的人（指还在高升号上的清军）射击。后者可能有一种野蛮的想法，即倘使他们一定要死，他们的兄弟们亦不许活着。”也就是说，他认为中日双方对杀害落水者都有责任。遗憾的是，在绝大多数引用了汉纳根证词的中文论著中，这一细节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
　　
　　这就是“选择性健忘症”。我的一位美国收藏同道曾抱怨道：与中国历史有关的考据，经常难以从中文资料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因为 “中国人只收藏对自己有利的资料”，而很少收藏其他各方尤其是敌对方的资料。
　　
　　的确，客观上中国一向不注重对“蛮夷”的事态分析，主观上则养成了“恨屋及乌”的习惯，但凡是敌人，他们的一切便都是不可信、不可靠的，乃至于他们的文献资料，亦多被视为异端，最多供一个小圈子“内部参考”。我们的历史研究，便是在一个已经设定好的框架内，根据设定好的程序，根据需要对史料进行剪裁。此种剪裁，无论被冠以何种高尚的籍口，亦等同于电视新闻制作中所谓的“客观镜头、主观剪辑”，虽然每一个镜头都的确来自实况，但不同的剪裁和拼接却能得出完全不同的导向。
　　
　　我们一直在诟病日本人对近现代侵略史的“美化”和粉饰（身为华人当然应扼腕痛恨），但我们自己对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所进行的回避和篡改，似乎亦可傲视东邻。太长的时间内，我们的历史研究、尤其是近现代史研究，被异化为一种政治立场（从意识形态到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表态和站队，学术本身倒已退居二线。
　　
　　这种“选择性健忘症”，令我们在不断要求日本反省历史（这当然极为必要）的同时，俨然以人师自居，完全忽视了必需的、甚至是急需的自省。在对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多次讨伐中，我们却很少敢于“推人及己”，直面自己的历史教科书。
　　
　　我们与日本同病的“选择性健忘症”，首先表现在我们对历史的选择性剪裁：
　　
　　比如圆明园被毁，我们在不断复述着雨果将英法斥为两个强盗的檄文时，却似乎很少涉及破坏力更为强大的同胞的趁火打劫；
　　
　　我们在控诉八国联军侵华时，很少涉及随着枪炮所带来的制度层面、乃至人文层面上的更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联军托管的两年间，天津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而联军的军炡椨“都统衙门”在庞杂的拆迁过程中，以契约精神对拆迁户的利益进行了相当完善的保护。这一倳件在当代依然引起巨大的震动和反响（请参见拙作《八国联军是怎么在天津搞拆迁的？》，《南方周末》2007年9月13日）；
　　
　　至于对近代史一些关键人物，诸如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孙文等的评价，我们莫不是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加以脸谱化和戏剧化，党同伐异。比如，至今我们的教科书还在痛斥着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卖国”行径，尽管研究已经确切地表明了孙文的南方炡椨曾更为主动、甚至迫切地想以此换取日本对“革命”的支持。
　　
　　至于现代史，则更是禁区林立，健忘与“修正”俯拾皆是。国共内战和文革武斗中，亦充满冷血与残暴，其对民族的警醒作用更是不输于任何外侮，却始终没有为此鸣响过一声汽笛、敬献过一束鲜花，以至于“谷子地”那一声迟到的《集结号》，居然引得万众落泪、亿民同悲；而巴金那一册虽然坦率却不深刻的《随想录》，俨然成为我们心灵的灯塔。
　　
　　“一史两制、一事两制”，这种史识上的人格分裂和史评上的双重标准，成为我们史家“裁缝”们的特性。“反面人物”身上的“罪恶”行径乃至“卖国”行径，在“正面人物”身上就成了智谋和策略，最多是“多走了几步弯路”、多交了点“学费”而已。这样的人格分裂和双重标准，与日本一方面否认南京大屠杀，另一方面时刻不忘广岛核暴的罹难者，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而同样的“选择性健忘症”，中日两国却“同病不同命”：日本人更多地是以此欺人，而我们则更多地是以此自欺；因此，日本人能将恶魔也奉为英雄世代祭祀，而我们则将英雄也一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剩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好“干净”。
　　
　　
　　
　　苍白无力的悲情
　　
　　我们的“选择性健忘症”，还表现在时刻提醒日本勿忘侵略史的同时，却只提醒自己是个受害者，没有提醒自己去反省何以总是成为历史悲情的主角呢？受害者这样的身份，究竟是耻辱还是荣光？是否因为有了一个可供谴责的强盗和匪徒，我们就可以有理由和借口将窝囊与无能包装成悲壮和高尚呢？
　　
　　日本在中国的一场场大屠杀，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更是我们的耻辱。看南京大屠杀的报道，经常是我们成百上千人被十几个日本兵看管着就能分批杀害，如果反抗，至少可以跑出一部分人，至少可以把那几个日本兵干掉。是我们中国人将生死置之度外了，还是都在指望着别人挑头呢？毕竟，挑头的人基本是没有生还的希望的。
　　
　　仅仅控诉暴行，仅仅诉诸悲情，丝毫也不能减弱我们应有的自责。遗憾的是，日本人被打回老家都已一个甲子，我们却还只沉溺于悲情之中，停留在哭诉的“伤痕文学”阶段，难以自拔、难以深入。一个遭受了过度苦难的民族，如果把精力只是放在控诉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强上；如果把纪念只是寄托在罹难者身上，而不是寄托在抗争者身上，它在心理上还是一个弱者。
　　
　　甲午战争中，清军几乎是屡战屡败，日本人的文献在记录了清军作为军队的无能和衰弱的同时，却也记录了不少清军官兵作为军人的英勇和顽强，并对此敬意有加。但是，这些起而抗争的英雄们，却被我们后辈遗忘了，被我们只知道哀叹伤感的眼泪给淹没了。
　　
　　悲痛如果不化作力量，眼泪就是最无用的化妆品。我们今天或许该问问自己：我们是应该让日本正视历史，但如果它就是不正视呢？我们是应该让日本道歉下跪，但如果它就是不道歉不下跪呢？我们是应该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但如果他们就是拒绝接受呢？我们除了叫叫嚷嚷，还能干些别的吗？
　　
　　
　　
　　 “以德抱怨”的单恋
　　
　　在我们将纪念耻辱看得重于纪念抗争、推动自省的同时，我们却奇怪地坚信，“以德抱怨”的单恋，可以弥和历史的伤痕，缓解现实利益的冲突。
　　
　　对于中国放弃对日索赔，如从党派政治的角度寻找理由，挤一挤总是有的：为了争夺日本的支持，海峡两岸比着表现大国风度和天朝慷慨。但毫无疑问，此种以德抱怨，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其实依然是屈从了内斗需要、牺牲了民族利益的一场悲剧。
　　
　　来自中国的战争赔款，曾经是日本赖以崛起的资本；而同样来自中国的放弃索赔，也对战后日本的复兴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等到我们的发展需要资本的时候，那些本该是战争赔款的日圆却转弯抹角地以援助贷款的方式登陆，如此先亏里子、后丢面子的窝心事，难道不比要求日本下跪道歉更值得我们反思吗？
　　
　　中国文化，本不应如此阿Q。孔子当年就对“以德抱怨”嗤之以鼻，质问道：如果“以德抱怨”，那“何以报德”呢？大汉王朝时，出于“安全关切”，多次出兵“侵略”匈奴，著名将领陈汤从前敌给汉元帝发去一份奏折，表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决心，“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种“虽远必诛”的阳刚精神，后来便逐渐消亡，对待外敌基本就是和亲、怀柔，用子女金帛“赎买”回大国崛起的感觉，且美其名曰“以德抱怨”，聊以自慰。这种阴柔性格的形成，就是“一人为刚万夫柔”的产物（请参见拙作《一人为刚万夫柔》，本刊2008年3月上）。放弃对日索赔，在我看来，还是这种“和亲”思路的延续，可惜世易时移，人家未必领情。
　　
　　
　　
　　正义就是力量？
　　
　　我们在自己作为受害者的身份认同之上，披挂了一件灿烂的外袍：正义。同时，我们大多数人还相信另一个神话：正义必胜。
　　
　　然而，百多年来我们所遭受的外侮，其根源绝非因为我们坚守“正义”，而是：一曰“怀璧其罪”，你的地大物博正是人家所觊觎的发展空间，二曰“落后就要挨打”。外侮只能说明我们无能和软弱，并不能因此而赋予我们“正义”，更不能因此而赐给我们“胜利”。被凌辱与被屠戮，不是正义；反抗凌辱与屠戮，才是正义。但胜利绝不来自正义，而只来自于实力。
　　
　　在国际政治中，除了一些普世原则（如人权、民主、自由等）外，核心只有一个词：权力。这是至今仍奉行丛林原则的国际政治的实质。历史上所有的争斗（无论是民族之间的冲突还是民族内部的冲突），最后一定会归结到“利益”，区别无非在于为谁的利益和为什么样的利益。
　　
　　其实，所谓的正义与非正义，是一个政治词汇，弹性很大。甲午战争时期，日军俨然以解放者自居，要从爱新觉罗氏的异族统治下解放同文同种的中国，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日本第一军《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宗方小太郎执笔）。从大量的日本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人对“征服支那”充满了正义感，他们坚信这不仅是解放中国，更是推进中国的文明进步，进而联合黄种人对抗西方侵略。他们的文献中，十分自然地自称“神州”、“华夏”乃至“中华”，而在甲午战争前二十多年（1871年），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时，日本就已经“义正词严”地反对清炡椨在文件中自称“中国”，而只能写为“大清”。在那部著名的电视连续剧《明成皇后》中，韩国人则充满正义地将中国人与日本人、俄国人一概丑化，这对华人观众的心理震撼无疑是十分巨大的。
　　
　　我们研究中日历史，如果真要起到资治通鉴的作用，则必须摈弃毫无意义的道义之辩（那只适用于现实政治操盘），而还原和探究其最残酷的本质：中日之间的利益争夺和调整。温情脉脉的道德说教，往往容易蒙蔽自己，培养出一大帮宋襄公，把“正义”当作力量、乃至胜利，甚至天真地以为受害本身便可成为获得“正义”、乃至“胜利”的通行证。
　　
　　
　　
　　“主义”的妖魔
　　
　　
　　
　　与喜欢沉溺于虚幻的“正义”感一样，在我们的对日声讨中，最盛行的是将日本的兽性归咎到某种“主义”（军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似乎成千上万的日本人都只是误上贼船、被蒙蔽而已。这在“术”的层面上，作为一种公关、统战工具，未尝不可。但若真以为是，则不仅是幼稚的，甚至是危险的。
　　
　　“主义”固然在塑造着人，但“主义”本身也是人所创造，更是由人在实践的。同一“主义”，在不同的人群手中，会实践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现实体现来。日本侵华，与其说是军国主义毒害了国民，不如说是其国民性格和利益诉求制造了军国主义。
　　
　　我曾经收集了满蒙开拓团的一些影象和图片，毫无疑问，“日本人民”并不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活跃在中国的日本武装平民，得到了巨大的殖民利益，从而洋溢着无比的骄傲和自得。日本“军国主义”背后是强大的民意力量，其中包括那些属于“被压迫阶级”的工农。如果非要说“广大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则他们并不受害于侵略或“军国主义”，而只是受害于“失败”。
　　
　　把“主义”当作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症结，最后就只能在“主义”的高低和好坏上进行无谓的争论（不知大家注意过没有，民国初年法西斯主义也曾被当作救中国的一剂灵药，而且应者不少），而偏离了实质的利益分析。简单地妖魔化某种“主义”，并把一切罪孽都安到它头上，其实是对历史解读的偷懒。
　　
　　另一种妖魔化，就是过度解读并拘泥于一些极端倳件，比如南京大屠杀等。极端倳件当然能十分典型地证明恶魔的魔性，但过度拘泥于此，却有可能走入一个误区：似乎只有极端倳件才能证明恶魔的魔性。设想一下：如果日本人占领南京，却没有进行大屠杀，而是实行某种宽容的统治（如同他们的谋士倡议的“仁政），因此百姓安宁、市井俨然，我们是否就会因此而减弱对日控诉的力度呢？
　　
　　魔性，既体现在带血的刺刀上，也体现在甜蜜的糖果上。将敌人简单妖魔化，固然有利于把民众都统一到某些“主流的”思想和框架中，但同时也易培养弱智如同东郭先生者，在贷款、援助、下跪道歉等“糖衣炮弹”面前，丧失分辨力。
　　
　　
　　
　　汉奸的基因
　　
　　在中日关系的话题中，有一个沉重的词总是绕不开去：汉奸。
　　
　　虽然李安的影片《色戒》令国人更多走出对汉奸的脸谱化观感，但在华语世界中，无论奉行何种意识形态，“汉奸”依然是皆云可杀的，网络上愤青们骂人最狠的词就是“汉奸”。
　　
　　究竟什么是“汉奸”，这其实如同“正义”一样，是一个伸缩弹性很大的词。被日本人逼着签二十一条的袁世凯，曾被骂为汉奸；拿了卢布依靠苏联力量北伐的孙文，也曾被骂为汉奸；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更是频繁地互指汉奸，如同此前互指为匪一样；甚至光复后，沦陷区的百业百姓都被带了“伪”字头，连学生也被称为“伪学生”，不予承认“伪学历”，因此引爆学潮，培养了一群革命事业接班人。现如今，汉奸更是籍着网络的光速，而成为新时代的使用频率极高的中文词汇之一。对于一个自甲申年来饱受300多年外族入侵和内部争斗的民族，标准并不严密、执行更具弹性的“汉奸”自然是十分高产的。
　　
　　将误国、卖国的责任一骨脑儿归咎于“汉奸”（在汉奸本身或许是咎由自取），某种程度上是对集体责任的最好规避。这与古代的归咎于“女人误国”的手法是一致的，“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花蕊夫人的千古绝唱不仅骂尽天下窝囊儿郎，更也揭开了“大多数”对责任的推卸本能。
　　
　　欧洲历史上，对待 “汉奸”还是很宽容的。原则上多将战争当做职业军人们之间的争斗，“民众根本不需要惧怕敌人的剑”，平民服从并协助占领军，不被看作是卖国行为，只需要向胜利的一方缴纳该缴纳的一切，变化的无非是换了个收租人而已。战争中各方的民众都有服务过占领军的经历。
　　
　　在这一“战争与平民权利”的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是曾长期担任巴解组织外交官员的卡玛纳布丝（Karma Nabulsi）。这位看惯了血与火征战的女性，在《战争的传统：占领、抵抗和法律》（Traditions of War: Occupation, Resistance and the Law）一书中，以历史学的方式分析了欧洲战争哲学及其法律层面上的演变。她认为，大多数愿意主动做顺民的，往往是一个社会的中上阶层，这些既得利益者对内的惧怕远远大于对外，而他们的自愿合作，也基本被占领当局认为是对己有利而加以扶持和推动。
　　
　　如我们借用卡玛纳布丝的理论，或许有助于解释中国曾经的遍地“汉奸”：当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为了私利放弃抵抗（或抵抗不力），谁能有权利指责那些不得不在占领军的刺刀底下做顺民，以换取“生存权”这一“基本人权”的草根阶级呢？谁又能阻止野心家们打着民族解放的旗号，拥寇自重、拥寇自肥，而欲行改朝换代之实呢？
　　
　　在卡玛纳布丝的故乡巴勒斯坦，法塔赫和哈马斯也展现出了“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本事，这似乎说明，在政治生态没有民主的基础上，抵御外侮往往只能成为有识者的泣血之痛和野心者的廉价借口而已。(>>>>>西式“汉奸”：刺刀下的顺从与无奈？)
　　
　　
　　
　　口水抗日的历史渊源
　　
　　1895，日本著名的学者型间谍宗方小太郎，向日本大本营提交了一份中国政情报告《对华迩言》。报告中，他对中国那些“甘于表面之观察，轻侮指笑，自以为得者滔滔皆是也”的主战派，不屑一顾。
　　
　　这些以翁同龢为代表的所谓“主战派”，战事未起时，爱国分贝就十分高昂，一力主战，大大压缩了本就回旋艰难的外交空间；战败之后，则 “声泪并发，罔知所措”（《翁文恭公日记》），而此时，“翁同龢主战的态度，始终不变；所变的是偏离了他的原则。本意是求乾纲大振，致君于有为之地；及至明知事不可为，而为了自己的名声，执持如故，为主战而主战”（高阳《翁同龢传》）。清廷在无奈之下，只好劳动七旬老翁李鸿章出面议和，翁同龢又想设定“赔款可以、不可割地”的限制，李鸿章就将了他一军： “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并要求翁同龢一同前往。翁只好说：“若余办洋务必不辞，今胡可哉？” （以上引文均见《翁文恭公日记》）其实他也知道在那样的环境下，不割地是不可能的了，无非是多割与少割而已，而且最好不要从自己手上割，于是便将和谈的重担及几乎必然招来的“汉奸”骂名一股脑儿推给李鸿章。
　　
　　美国历史学家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评价翁同龢的强项是“装腔作势和摇摆不定，一周之内态度要变好几回，每回都振振有词。”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尽管对李鸿章也颇有微词，但显然对“北京那帮既不了解实情，又不把责任和职守放在心上，却专门喜欢高谈阔论的人”更为蔑视。正如陆奥宗光在指责胜利后“浅薄”的日本人一样：“对于一切事情往往只出于主观的判断，丝毫不作客观的分析研究：只重内而不顾外，只知进而不知止”，“此时如有深谋远虑的人，提出稳健中庸的主张，就被目为毫无爱国心、胆小卑怯之徒，将为社会所不齿，势不能不忍气吞声，闭门蛰居。”（《蹇蹇录》）
　　
　　梁启超对口水抗日英雄进行了深刻的描述，说：“夫虚骄嚣张之徒，毫无责任，而立于他人之背后，折其短长以为快谈，而迄未尝思所以易彼之道，盖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李鸿章传》）
　　
　　这种口水抗日风，至今犹盛，情绪化、非理性的反日言论，充斥了中文网络。这种口头的、激情的、追求剧场效果的“爱国主义”，与需要静下心、沉住气、卧薪尝胆般地学习敌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相比，成本低、代价小，见效快。一方面是逢日必反，另一方面是对日本的无知，甚至毫无“知”的愿望。
　　
　　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一些热血青年，来到中国从事谍报工作，几乎走遍大江南北，进行艰苦卓绝的实地调查，根据他们的情报编纂而成的《清国通商综览》，出版后居然有2300多页之巨，比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更深地吃透了中国国情，至今仍是重要的研究文献。他们当然是中华的敌人，但这样的敌人，在值得我们痛恨之外，难道不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吗？我在海外倾己所有，收藏与晚清历史有关的海外文物，也是力图对这种实证主义、行动主义的一种实践尝试。
　　
　　对待日本，我们做够了到处诉苦的“祥林嫂”；对待历史伤疤，我们受够了把眼泪当作膏药。接下来，该做回越王勾践了吧？那就从反省自己、研究敌人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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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中日都缺乏反思精神 狭隘民族情绪太强


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的必然性
　　
　　　　记者:甲午战争110周年了，您是研究近代中国史的学者，回顾这场战争，您认为有什么教训应该记取？
　　
　　　　袁伟时:从1874年至1945年的71年间，中日有过三次半战争：第一次是1874年，日本入侵台塆，藉口是1871年一些琉球人在台塆遇害。那时台塆没设防，中国没有反抗，算是半次战争吧。第二次就是1894年（甲午）至1895年的战争。第三次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日本参与了。第四次是以1931年的“九一八”为序幕，延绵至1937年“七七”爆发的八年抗战。
　　
　　　　甲午战争之前，相对来讲，两国之间算是比较平等的。但是甲午以后这种局面就改变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发生那么大的转折，这跟两国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有一些经验教训不能够轻易忘掉。
　　
　　　　明治维新是1868年开始，中国的自强（洋务运动）则是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之后逐渐开展的，同时起步，结果迥异。是上帝偏爱日本人吗？不！
　　
　　　　第一，日本有封建制度，而我们没有。在封建制度下，权力分散，并受到有力的制约。不但天皇和幕府之间有矛盾，地方各藩和幕府之间有矛盾，而且哪一方的举措不对，其他方面有力量制约和纠正，不是一权独大，可以为所欲为。
　　
　　　　第二，我们有科举制度，他们没有。科举制给中国的知识阶层构建了一条比较公平的上升管道；但画地为牢，限制青少年的认知范围，并将知识意识形态化，让他们戴上难以冲破的紧箍咒。这是为害千年的排斥外来思想、文化的自我封闭堡垒的基石，也是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障碍之一。多少中国青少年的黄金岁月都虚耗在四书五经上了！
　　
　　　　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不是偶然的，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酿造出来的苦果。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用了将近3000万两，其中挪用了不少海军经费。光绪皇帝大婚用掉500万两。北洋海军哪里还有足够的经费？1888年海军衙门和北洋舰队正式成立后就不买军舰了。而日本海军在1888年之后接连造了一批先进的军舰，他们的速度比中国的更快，火力更强。这只能用制度上的因素来解释了。
　　
　　　　记者:有没有同治中兴呢？和明治维新相差是不是很远？
　　
　　　　袁伟时:同治年间是1862年～1874年。1864年镇压了太平天国;1868年剿平捻军;1873年回民起义失败;同期间，云南等地的叛乱也平定了。与此同时，一些学西方的措施也在进行。与咸丰皇帝（1851～1861）统治时烽火连天的状况相比，称之为“中兴”，也许有些道理。但是，这个年代没为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奠定可靠的基础。这个“中兴”实在不足为训。
　　
　　　　专專製体制下面要进行比较大的改革，要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或一个比较强的领导群体才行。但是从鸦片战争前后至大清帝国覆没，都没有出现这样的历史人物或领导群体。在绝对专專製体制下，执掌绝对权力的最高领导人的状况，对朝廷的运作影响很大。从18世纪末甚至更早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统治者，其知识构成已经不足应付社会转型的迫切需要。慈禧本人很狭隘，即使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将其中的优秀成分学到手，更谈不上吸取外来的先进文化。她一再打击当时比较有远见的恭亲王等人。恭亲王三次被撤职，将他的棱角全部磨掉了;甲午战争后复出，到戊戌变法的时候，暮气沉沉，锐气全消，令人痛心。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这样的人掌握最高权力足足48年，怎么有可能形成一个领导改革的坚强核心？
　　
　　　　19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出现第一个政党。明治维新期间，它进行了初步的政治体制改革。跟一个不愿意改革的、不愿开放的老大帝国打仗，胜败不问可知。日本在1880年决定制定宪法，1889年颁布了宪法，1890年7月大选，11月帝国议会成立。它的“君主立宪”仍带有强烈的专專製色彩，但比清帝国强多了。从启蒙速度、新的思想传播来讲，日本要比中国领先半个世纪。从制度改革方面来讲，日本比中国早30年到40年。制度是决定性的。甲午战争日本胜利是制度上的胜利，大清帝国是制度上的失败。　　
　　
　　　　甲午战争之后，中日双输的局面是如何造成的？
　　
　　　　记者:甲午战争后，双方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袁伟时:不过，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甲午以后，这两个國镓都输了。
　　
　　　　中国固然没有因此发愤图强。甲午战争之后，接连发生戊戌政变和义和团倳件这样的与社会进步背道而驰的灾难。国际法传进中国60年了，义和团倳件中还是将外国传教士及其家属260多人杀掉，有些还是儿童;围攻人家的使馆;再加上大约杀了几十万中国人，见到中国的教徒和新式学堂的学生、教师就杀。另外铁路、电线以及其他沾点洋气的东西都毁掉;北京最繁荣的前门一带的4000多家商店都被烧掉。如此残忍和愚昧，却至今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是“革命”，简直匪夷所思！【本论坛早就有关于这方面的激烈辩论，参见《从翰林院被焚看义和团》】
　　
　　　　日本除了把台塆夺到手外，拿到中国2.3亿多万两的赔款。这等于日本4年的财政收入，等于中国3年的财政收入。日本要是拿这笔款发展经济，用于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用于改善国民的生活，那就很可观了。但它拿来扩军，85%的赔款都用于扩军和相关的项目，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只有一部分拿来建了一家钢铁厂。这就导致日后侵略别国反过来被迫无条件投降的灾难性后果，同样输得很惨。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甲午战争双方都是输家？
　　
　　　　袁伟时:是的，双方都是输家。从历史的高度来看，中日两国的四次战争，是人类摆脱野蛮过程中一个令人痛心的记录。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炡椨就蓄谋要向外扩张。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这是日本明治维新中一些错误措施的恶果。日本走上错误的道路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发展经济中没有把提高本国人民的收入、发展各个地方的经济放到突出地位。
　　
　　　　那时日本人生活是穷困的。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日两国城市乃至农村生活水平还很相近的。所以相当长的时间里，互相来往很容易，不需办什么签证之类的手续。日本的穷人往往跑到中国来与中国下层民众争活路。在东北和不少大城市，日本人做小商小贩乃至卖淫的都很多。如果走以满足内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主的道路，它还有很宽的发展余地。但它错误选择了向外扩张作为主要出路，而且是以侵略而不是和平贸易为主要手段。
　　
　　　　这是人类的野蛮史的一个部分。不但是日本，很多國镓也都是这样，比如英国啦，还有德国啦。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國镓的野蛮性才开始减退。全球化过程加速，开始出现世界的管理机构和管理措施，出现世界炡椨的雏形。联合国，不管它有多么大的毛病，实际上是一个地球管理委员会;经济上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还有国际琺院。地球管理机构在慢慢形成。
　　
　　　　其二，是明治维新过程中他们坚持所谓“和魂洋才”或“东洋的道德，西洋的艺术（指科学、技术）”的错误方针。
　　
　　　　所谓“和魂”就是神道:说日本是“神赐的土地”，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万世一系。因此，日本和日本人是特别优越的。这同中国的天朝思想、华夷之辩如出一辙。也就是说，它拒绝价值观念和道德的现代化。其《教学大旨》规定:“教学之要务在于阐明仁义忠孝，探求知识才艺。”而“道德之学则以孔学为主”。1890年发布的《教育敕语》要求:“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辅佐天壤无穷之皇室”，“为朕之忠良臣民”。它用以教育青少年的所谓“东洋道德”就是儒家道德。日本人盲目追随军阀侵略别国，就是这些愚昧的价值观念的恶果。现代社会需要现代魂——现代公民的自由、民主、法治观念，如果价值观念不现代化，必然或迟或早给國镓和公民带来严重灾难。
　　
　　　　其三，是政治体制中注入了很多专專製的因素，没有完成政治体制现代化的任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占领军强制下，才被迫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可发敕令代替法律”，“任命文武官员”;“天皇行宣战、讲和及缔结各种条约”。所有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在战时或國镓发生事变情况下，不得妨碍天皇施行大权”。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专專製君主。在国会之外，它还设立枢密院为天皇的顾问，举凡宪法的制定、解释和修改，重要法律之制定及修改、重要敕令的颁布和重要行政措施，都要咨询这些元老的意见。国会分元老院和众议院，内阁也不完全对国会负责，而在很大程度上要听命于天皇。军部也可以干政，现役军人也可以担任内阁要职。加上特务、警察横行，公民自由成为一纸空文。
　　
　　　　总的说来，在天皇统领下，元老、军阀、财阀在操纵日本政治，民主、自由被践踏，这样的國镓走上歪路是必然的。　　
　　
　　　　中日都缺乏反思精神，而狭隘民族情绪太强
　　
　　　　记者:东方國镓要现代化，都很艰难。
　　
　　　　袁伟时:对。应该把中日的这三次半战争，看成是人类摆脱野蛮所付的代价。要从这三次半战争中吸取足够的教训。日本人应该反省，它确实自我反省精神很不够。反过来看中国人的反思精神够不够呢？
　　
　　　　很简单的事情就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谁要是讲日本的好话，这个人就是卖国贼。例如，2003年9月18日，日本人到珠海集体**。其实日本人嫖娼到处都是，什么时候都有。中国人到海外嫖娼的也很多。你说这是违法的，按照既有的法律和条例处理就是了，没有必要提高到两个國镓的关系、民族仇恨的高度。说“九一八”这天到中国嫖娼就是蓄意侮辱中国人，其他日子就不是。这种言论太可笑了。修高速铁路，有人建议引进日本的新干线技术，招来一片谩骂，不是就科学技术论科学技术，太不理性了。就算是敌人吧，学他的科学技术有什么错？何况日本是与我们各方面关系都很密切的邻邦。
　　
　　　　记者: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与日本还是有一段黄金时期的。比如像李鸿章、梁启超、康有为，同日本政治家的关系相当好，那时候日本似乎是中国的学习对象和好邻居。
　　
　　　　袁伟时:情况比较复杂。义和团倳件以后，日本是中国学习的榜样，有一个留学日本的高潮，最多的时候有1万多中国留学生。这个时期还有一批日本学者和教师到中国帮助修改和制定法律，包括帮助中国改革司法制度啊，中国的民法、刑法都是在日本法律专家的协助下完成的。此外，帮助兴办各种学堂，很多新式学堂都请了日本教习，最多的时候约有五六百人。有个美国学者专门写了一部书称这十年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
　　
　　　　中国的改革先驱有两个想法:一是认为日本的改革成功，可以成为中国的榜样;另一是认为两国同文同祖。国际关系中，讲的不是种族文化，而是实实在在的國镓利益。孙中山和日本人都讲同是东亚和黄种人之类的话，其实这是一个种族和地缘的假象。相对来讲，那个时候是两国相处比较好的时期。
　　
　　　　另外一方面也有被打败和被掠夺的深仇大恨，不少看见签订《马关条约》的春帆楼后写的感怀诗都表达了这种情绪。这两方面同时存在。
　　
　　　　记者:难道那个时候日本炡椨的思路跟以后日本炡椨的思路就有很大变化吗？
　　
　　　　袁伟时:到《二十一条》出来。这个好邻居时代就彻底结束了。
　　
　　　　义和团失败以后的新政，从1901年开始，一直到辛亥革命前都在推进。这十几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时期，也是政治制度改革有较大推进的时期。从19世纪一直到义和团运动，那时候中国的一年财政收入大概有6000万两到8000万两。到了辛亥革命前，达到3亿两，这个可都是真金白银啊！另外有几个大动作，一个是将科举制度废除，建立新式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以日本的教育制度为蓝本的。而且日本派了很多教师来帮助中国教学。当然也有英美教师，但日本的占大多数。1909年，有549位外国教师和教育顾问在中国工作，其中424位是日本人。
　　
　　　　记者:是一种炡椨行为吗？
　　
　　　　袁伟时:日本炡椨和民间合作。从1901年到1911年，是日本教习最多的年代，他们大多数是在日本文部省支持下，由日本的帝国教育会选派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帮助中国进行法律和司法制度的改革。清朝廷聘请的是日本法律专家，给中国官员和候补官员开系统的讲座，讲现代法律知识，并且帮助移植西方的大陆法系、起草刑法、民法、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稍加修改一直延用到民国，包括解放区都曾经用过。所谓的君主立宪，基本上也是以日本的宪法为蓝本。日本民间友好人士还组织了东亚同文会，在中国各地办学，加上其他友好人士，共在中国办了十多所学校，吸收中国人入学。
　　
　　　　记者:我感觉一战之前民众的态度和朝廷的态度比较一致。而到一战之后民族情绪和一些军阀对日本的态度就开始分裂。
　　
　　　　袁伟时:中日双方民族对立情绪那么强烈，我想是由几个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日本侵略对中国人物质和精神都伤害很深，而日本炡椨和主流文化没有深刻反省这些罪行。
　　
　　　　深一层看，这与东方文化带来的盲目的民族优越感有关，公民独立判断的意识很差。日本的教育在价值观上老是强调要忠君、爱国、绝对服从。结果，公民个人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就淡薄了。在这样情况下，民众情绪很易被一些政客或极端分子操纵，对一个國镓的发展非常不利。
　　
　　　　狭隘、致命的爱国主义是东方文化的弱点。到现在许多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个大问题。例如中日足球比赛，足球就是足球，跟政治有什么关系呢？把它提升到國镓关系的层面上来，让足球运动员来代表整个國镓，这恰当吗？任何人的意见想法我们都要尊重。但是身份却要恰如其分，国务院总理可以代表中国炡椨，一个平民百姓则只能代表他自己。
　　
　　　　记者:这种爱国主义是不是有它的文化底蕴在里面呢？你看我们的课本里面几乎都是把爱国者放在最高的位置上。
　　
　　　　袁伟时:东方文化总是把集体放在第一位。國镓有危难，应该捍卫國镓；國镓的利益应该维护，这些都没有问题。问题是应该理性地判断什么是國镓利益。
　　
　　　　中国这几年经济发展了，那种潜意识里面的天朝主义，要恢复我们大国地位的强烈愿望应运而生。人口众多的中国应该成为经济发达、政治民主、公民自由、实行法治的大国，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应该平等对待世界上所有民族。世界各国公民，都应该平等对待。这种转变，在心理基础上，缺乏足够的教育。
　　
　　　　新的基础上，怎样塑造一个公民的世界观？鲁迅和梁启超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怕中国人消失，而怕中国人能不能成为世界人。
　　
　　　　记者:不怕中国人消失指的是什么？
　　
　　　　袁伟时:中国人不可能消失。但是，是不是具有世界公民的水平和意识？思想上、知识上、文明程度上，能不能达到世界文明已经达到的水平？他们担忧中国人能不能成为世界人。　　
　　
　　　　记者:世界人？世界人这个概念包括同化的意思在里面吗？
　　
　　　　袁伟时:不是同化。但是，对所谓“同化”也要具体分析：
　　
　　　　第一，不要把同化说得那么恐怖。
　　
　　　　如果来自西方的民主、自由把大清帝国的宗法专專製“同化”掉，对中国是福音还是灾难？为什么一定要穿上自己的民族服装才叫爱国？据说，目前到处在复制的孔子的标准像是吴道子画的，除了演戏，谁愿意穿上那样的宽袍大袖？13亿中国人中又有几人愿意穿长袍马褂？
　　
　　　　第二，清醒地认识文化更新的规律。
　　
　　　　文化通常是自然淘汰、自然进化的，生的该生，死的该死。在文化领域，受群众喜爱的、有生命力的东西是不可能死亡的。反之，无论如何保卫，也逃脱不了消亡的命运。历史上的确有些族群被文化水准较高的族群同化。被同化的族群原有文化便成了保留在博物馆中供人研究的文化。那些消亡了的东西，那些放进博物馆的东西，即使是民族文化也并不可惜。现在还有人愿意裹小脚吗？愿意三妻四妾吗？这些都是地道的中国文化啊！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如何提高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
　　
　　　　第三，像汉族有那么悠久历史的民族不可能被同化，它的特点不可能完全消灭。
　　
　　　　世界上很多著名人士包括马克思都说自己是世界公民。其实这个称号不是少数人的，应该是所有公民都具有的素质。
　　
　　　　记者:民族主义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一个积极的东西吗？比如三元里抗英。
　　
　　　　袁伟时:当一个國镓被奴役，國镓没有取得独立地位的时候，民族主义能够动员民众对抗外来侵略者，它的作用是积极的。但是任何國镓的民族主义都很容易走向极端，只有把争取國镓独立同自由、民主、法治制度的建立结合起来，才会有真正健康的民族主义。
　　
　　　　研究成果表明，三元里抗英很多东西被夸大了，实际情况不是那么回事。应该让史学家讲真话，讲实话。通过自由讨论去弄清事实真相不是很好吗？不要用大帽子去压人。真正的史学家，就要说老实话，将经过鉴别的史料介绍给读者。这是对國镓对民族最负责任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