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语文课改与国家变迁

大米

导语：与行政和经济体制改革这样的宏大问题相比，发生在语文课本里的变革或许微不足道。然而，它却最与我们息息相关。从识字，写出第一篇文章，到价值观念形成，语文课的作用举足轻重。而一篇高考语文作文的成败，会影响每个人一生的命运。

正因如此，人们才如此关注近年来语文课本内容所发生的变化：鲁迅作品减少了、梁实秋的文章入选了、《回延安》消失了、“泰坦尼克号”来了。更具标志意义的是，广东教材收录了茅于轼、王则柯等经济学家的文章，自信地告诉学生：私欲也推动了历史进步。

建国初，“以苏为师“的革命教育

新政权取代了旧政权 语文课取代了国语课

在 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文化教育工作被赋予了“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主要任务。共同纲领规定，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人民炡椨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这一时期，教育部正式把“国语”改为“语文”，制定了教纲，“语文”这两个汉字正式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建国初的语文课本，内容以革命史、党史为主。在“教授读写听说”的工具性意义之外，更被赋予了巩固政权的特殊意义。总体来说，这些课文中的政治说教远没有文革期间极端。

这时期关于毝澤崬的文章非常多，如《八角楼上》、《毛主席小时候是怎样学习的》。也有歌颂新生共和国欣欣向荣之景象的，如《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与此同时，在“以苏为师”的国家战略影响下，课本中大量选用了苏联作家作品，几无其它国家的作品。

建国初，中国向苏联全面学习现代化、工业化建设经验。刘少奇建国之初即提出：“中国人民的革命，过去是以俄为师，今后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做到这一点，要求之一就是在教育体系上与苏联对接。这也体现在语文教材上。上世纪50年代初期，选入语文教材的外国文学作品中，首选苏联作品。那些作品大多数是反映苏联现代生活的，其中不乏佳作，也有很多政治性浓厚、文学色彩相对比较弱的作品。

建国初期的语文课本




大跃进 改革夭折  作文放卫星

在大跃进前后的一段时间里，部分教育界人士已经意识到政治教育不能取代语文教育，没有基本的读写听说训练，思想教育无从谈起。于是，他们开展了语文课是“载文”还是“载道”、“语”和“文”是否应该分开等诸多有意义的争论，但都因大跃进以及文革无疾而终。

1958年的“大跃进”狂潮，在当时的语文课本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止了语言和文学课程的分科，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被大量政治时文取代。一些有意义的教改尝试也因此终止。

作文浮夸风飘进了校园，某市教育部门便宣布：“有几个学校学生创作指标达到了几万篇，如市立师范，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学生就完成了4000多篇创作。经典课文也遭到批判，“捕蛇者说所鼓吹的思想，无非就是要求统治者轻徭薄赋，减少对农民阶级的剥削。这种思想的革命性是不彻底的，也不可能根本改变农民的地位，是封建毒瘤。”

六十年代的语文课本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8年秋编辑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中，和鲁迅同时期的名家几乎“集体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反映和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作品，语文教科书几乎成了时事宣传手册。





文革中 语文课成为政治课

文革时期，语文课也成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几乎每一篇语文课文的开篇，都写着最高指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这种极左做法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国民语文素质大大下降。

在广州，根据有关研究者整理的资料，1974年广州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印的高中二年级第一学期《语文》课本共分为六个部分，一是马、恩、列、斯、毛关于思想文化工作的论述，二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辅导，三是阶级教育，四是大批判，五是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小评论，六是革命故事。根据有关研究者的统计，在上海市1972年《初中语文课本》一、三、五册中，毛主席文章和诗词、马恩列斯文章、鲁迅杂文占50.2%，样板戏选场、评论、总结、家史和通讯占 37.3%，古代诗文仅占2.4%。直到1976年，各地的小学语文课本中还有大量具有时代痕迹的文章，比如《毛主席语录》《一张大字报》《从小爱唱东方红》等。

毛主席诗词、语录大量进入课本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懪憅，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在极左思维的影响下，语文课已经完全失去了基础教育的功能。

文革结束后，教育系统开始拨乱反正。不过，在文革刚结束的一段时间里，一些极左以及个人崇拜的内容依然充斥于语文课本之中，最典型的便是歌颂华国锋的小学语文文章《你办事，我放心》，全文如下：水有源，树有根，毛主席的恩情比海深。“你办事，我放心”，为我们选定了带路人。华主席，真英明，除“四害”，为人民。我们紧跟华主席，高举红旗向前进！

文革时期的语文课本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人民教育出版社遭解散，编辑们下放劳动，各地自行编写的“革命教材”五花八门。

当时，各地语文课本普遍的选文标准是“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各地的课本充斥着“语录加批判”式的文字。语文教学大纲要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毝澤崬思想、积极宣传毝澤崬思想、不断批判资产阶级、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而努力奋斗 ”。





改革初  工具性与政治性并重

1978年由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中，“政治标准第一”仍是原则。不过，在4年后的修订版大纲中，教育部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的要求。在1990年，国家对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因素。


文革结束后 语文教育的“拨乱反正”

1977 年，郰尒岼复出主持工作之后，立即指示恢复中小学教育秩序，重组人民教育出版社，并对新教材作了如下要求：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尽管“文革”中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的中小学教材编撰工作开始走上正轨，但1977年当年的语文教科书仍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左”的痕迹。 1978年，这是一个真正的新纪元的开始，中小学生们拿到了和过去十多年完全不一样的新书。后来有学者评价说，这套课本清除了十年动乱时期的许多谬误，改正了在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践等问题上的一些不适当的处理方法，吸取了国际中小学课程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更重要的是，“进行了教学内容的现代化改革”。

工具性与政治教育性并重的年代

1986 年，国家再次颁布新的语文教学大纲，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渗透在教学过程中”，要求语文教学要在进行语言文字训练的同时，要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教育。四年后的1990年，国家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因素，并第一次提出了语文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要求。提出要对小学生、中学生一直到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培养学生热爱中国珙产黨和社会主义的感情，树立社会主义信念，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藏在作家记忆深处的语文课文

迟子建最喜欢的作者是鲁迅。她对中学课文中鲁迅的《故乡》、《孔乙己》印象最为深刻，她甚至还背诵过《野草》。其他的课文像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等，也还有一定的印象，但远不如鲁迅的深刻。莫言首先想到的是《乌鸦与狐狸》，还有《小马过河》。郑渊洁在读书时也经历了“文革”，原以为他印象最深刻的课文应该是童话，没想到郑渊洁提到了《刘胡兰》，他觉得15岁的女孩就能为了信念或者信仰献身，真是很了不起。

80、90年代的语文课本

80年代开始，一些反映现代意识和具有时代感的课文也逐步增加。比如，《海底世界》一文结尾处的“海底世界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宝库”，到了80年代后已变成：“海底真是个景色奇异、物产丰富的世界。” 　　

到了80年代后期，中小学语文教材选编者的思想更为解放，袁枚《祭妹文》、杜牧《阿房宫赋》、陶潜《归去来兮辞》等过去认为“不讲政治”的篇目都得以入选。一些描写西方近代科学家、思想家或艺术家的作品，比如《画鸡蛋》《爱因斯坦小时候》《试航》《月光曲》《伟大的友谊》等，以及一些科普文章，比如《蟋蟀的住宅》《我和狮子》《鹌鹑》《冬眠》《麻雀》等也入选。







新时代 语文教育逐渐回归人性

九十年代末，部分专家开始对语文教学进行新一轮的反思。1997年，《北京文学》刊登文章，认为现行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学生的桎梏、语文的扭曲、文学的悲哀”。这些声音，为新一轮的语文课内容变革拉开了序幕。

关于人性、心灵的内容不断增加

一些语文老师注意到，在新世纪的语文课本中，“爱情”这一曾经讳莫如深的字眼也不再那么敏感。在人教版初三语文课本《泰坦尼克号》一文的对白中，就出现了“我爱你，杰克”这样的表白。而且，在很多教材中，选文所涉及的国家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

新世纪之初的课改更加放开了教材的编纂，使语文教材迅速从人教社一统天下发展为各地版本教材群雄并举，甚至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域，也选择使用不同的版本。

争议不断

鲁迅作品减少 金庸作品入选

两种教材最大的区别是,以前为人所熟知的一些名篇比如鲁迅的《阿Q正传》没有出现在课本中,而金庸的《雪山飞狐》则被编列在教学参考书单里。

课文被删节引发争议

初二课本中，闻一多做《最后的演讲》时，曾高度评价司徒雷登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可惜时代不允许帝国主义的代表享有如此正面的评价，只能是“别了，司徒雷登……”

仍存问题

语文课为何成了“鸡肋”？

现在的考试很少考查学生运用语文的实际能力，而是和英语考试一样设定了标准答案，限制学生的独立思考。教学中一味要求死记硬背，甚至把押作文题和背诵几十篇范文作为应付高考的经验来传授。难怪很多大学生甚至研究生英语不错，语文却是一塌糊涂，连封信都写不好。

教科书改革被媒体过度诠释？

“信息化与语文的整合”理念，实际上是北京教科书改革的核心。但这个，却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的焦点大都被媒体放到了“金庸与鲁迅之争”上。

它山之石

美国语文教育追求的阅读境界

“批判性思维”一词在美国教育中有特定的内涵，它不是专指挑毛病、批评别人，而是要求在掌握充分论据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判断和推理，尽可能使结论或作出的判断客观公正。这是美国语文教育对培养学生理性思维的要求。

香港的语文教科书改革新政

香港目前主要由学校自主决定教材，不一定用教育局推荐的文章或书目，完全可以自己编写适合本校学生的教材。不过，大多数学校的做法是，选择一本出版的教材，然后根据课程设计需要增删，并辅助以本校设计的教材。

tt121

身为一个八零后，看到那些熟悉的课本封面，真是感概莫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