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话几则zt

老玻璃

笑话几则



           廖红丁



之一

广元是四川省北部靠近陕西省的一个大县，广元人说话很有一些特点，其主要表现在语音和语调上，抑扬顿挫很有音乐感，与相邻的绵阳即有显著的不同，更不要说与成都话乃至普通话的差别了，但其仍属北方语系，大多数话都是听的懂的。但是，广元乡下，特别是王家坝乡一带的人说话与广元城里人说话却又有明显的不同，有时不经翻译甚至会听不懂，闹笑话。

文革前的1965年，那时的中国已盛行上演革命戏，这个革命戏当然不只是后来成为样板戏的那几部著名的京剧，也包括其他一些戏，如小说《红岩》改编的话剧《烈火中永生》也是其中之一。那个年代做什么事情都喜欢搞大会战，搞群众运动，演革命戏也不例外。当时县上搞了个革命戏大汇演，十里八乡都要组织演出队来县上演出，王家乡演出队演的一段是特务徐鹏飞拷问江姐，演员也努力用普通话来演出，但许多地方却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王家本地方言。

徐鹏飞手拿皮鞭恶狠狠地问江姐：“你到底射‘Shē’（是）佛‘fó’（说）还射‘Shē’（是）不佛‘fó’（说）？”（王家话的‘说’读成‘佛’，并且这个‘佛’字还带有一点与普通话的四声音调不同的音调上的变化）

江姐高昂起头不屑地回答：“上级迭‘Dīe’（的）姓名、地址我知道，下级迭‘Dīe’（的）姓名、地址我也知道，但得‘dē’（这）是我党迭‘Dīe’（的）秘密，我逗‘dǒu’（就）是不佛‘Fó’（说）。”在这里王家话将‘这’读成‘得dē’，‘的’读成‘迭Dīe’，‘就’读成‘逗dǒu’，‘说’读成‘佛Fó’。

徐鹏飞狠狠地打了江姐一皮鞭：“你带‘dǎi’（再）不佛‘fó’（说）我逗‘Dóu’（就）给你灌辣子匪匪‘fèifèi’（水水）。”王家话把‘就’读成‘逗Dóu’,‘再’读成‘带dǎi’，‘水’读成‘匪fèi’。

江姐大义凛然地：“不佛，不佛，逗是不佛，你灌辣子匪匪我也不佛！”

全场哄堂大笑。



之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很少有人能戴得起手表，在一些边远农村，农民甚至连钟都很少有。一日，广元王家坝一老农民上街赶场（四川人谓赶集为赶场）。他心想，家里刚刚把报晓的公鸡杀了，生产队又刚分了点钱，趁赶场去供销社买一个闹钟。他挑好钟后，递给营业员十块钱，营业员正要给他找零钱，这位老农民忙挥手：“不要找，不要找，把你那个篾篾‘mīemīe’（小的意思）搭给我就行了。”他指着柜台里的手表对营业员说。

我的天，晕。



之三

上世纪六十年代，广元王家坝一老农民在外地工作的儿子买了一只手表孝敬父亲，老农民很是得意，把手表戴在手上，袖子挽得老高，生怕别人看不到。一日，有人问老农民：“还有多少钟到十二点？”老农民看看手表，从谷草堆中拿来一根谷草在手表上比了比说：“还有这麽长就到十二点了。”

问话者和在场人大笑不已。



之四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自由旅行权，当时也没有实行身份证制度，要到外地去都要有本地革委会开的证明。一日广元王家坝一农民进城为生产队买农药，办完事后天色已晚，赶不回去了，只好住旅店，但他出来时又忘记开证明，旅店服务员见其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山里来的农民，于是动了恻隐之心，准备让其住下，不过登记这一关仍是免不了的。

服务员问：“姓名？”

农民答：“这日的（‘的’读作‘Dīe’,广元人的口头语，无任何骂人的意思），我这崴（这个的意思，‘崴’是语助词）名字不好写崴。”

服务员是个高中生，他心想有什么字我不会写呢？有些不屑：“你说嘛。”

农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这日的（读作Dīe），我叫王RuàRuǎi 崴。”

服务员写了一个王字后，另两个字怎么也写不出来了。



之五

广元王家坝在刚解放时土匪较多，该地山大林密，解放军剿匪花了很大的力气。由于解放军多是北方人，和当地老乡打交道时闹了不少笑话。一日，几个解放军战士进山剿匪，只见深山中有一户农家，一农家大嫂正在院子里喂鸡，于是问道：“老乡，你们见到土匪没有？”

农家大嫂笑咪咪地说：“有，有，我带你们去。”几位解放军战士高兴地随大嫂而去，走了不多远，农家大嫂停住了，指着一汪山泉水说：“这就是。”解放军战士全都哭笑不得地愣住了。

原来，王家坝人将水字读成匪（Fèi），农家大嫂以为解放军是要找水，误会一场。



之六

有好事者将广元王家坝的方言浓缩成如下段子，内容是一农家大嫂教训其淘气的小孩：叫你读书(Fū)嘛（Mē）你就（Dóu）读书(Fū)嘛(Mē)，你又要去（Qǐe）耍（Fà）水（Fèi）,你耍(Fà)水(Fèi)就(Dóu)耍(Fà)水(Fèi)嘛（Mē），你又要去(Qǐe)爬(Bā)树(Fú)，你爬(Bā)树(Fú)就(Dóu)爬(Bā)树(Fú)嘛(Mē)，你还要在(Dǎi)高头一摇(Fāi)一摇(Fāi)的(Dīe)，绊(摔的意思)下来算(Fān)谁(Fēi)个的(Dīe)？即是：叫你读夫么你就读夫么，你又要切乏匪，你乏匪逗乏匪么，你又要切巴富，你巴富逗巴富么，你还要带高头一fai（汉语无此同音字）一fai跌，绊下来犯肥个跌？



之七

上世纪六十末，城里的初中生、高中生（不管毕没有毕业）开始大批下放农村，谓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谓之“插队”。我那时也有幸到广元农村“插队”。“插队”前母亲给买了一部价钱在80多元的“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在农村“插队”就是这部半导体收音机伴随我渡过了那寂寞的日日夜夜。那个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是在农村也是每天要学习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或文章，每天晚饭后，生产队长一声吆喝，全队的人就陆陆续续集中到打谷场上，生产队的文化人，一般是记工员就开始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读社论或文件。而社员们就在打谷场上东一堆，西一群地或坐或躺乘机休息劳累了一天的身体。而我们几个知青自然是围坐打谷场的一个角落里听我的那部“红灯”牌收音机里传来的已经快要听厌了的歌曲或京戏。这时生产队里的一位刚复员不久的“兵”也坐到了我的身边，他的绰号叫“挺好”，据说是因为他曾在东北的加格达奇当过铁道兵，复员时家乡人去车站接他，问话中他总是用带东北味的“挺好”来回答，于是爱取绰号的家乡人就给他取一绰号“挺好”，久而久之他的大名却没有人叫了。此人的智力水平和知识面都很有限，很难让人相信他是一个曾经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但他却与我们这些知青比较合群，可能在他的潜意识中认为他和我们这些城里人比较有共同语言吧，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一个走出过这个偏远的小山村，见过外面大世面的人。这时我的“红灯”牌收音机正好播完了一首用毛主席的诗词《沁园春·雪》谱写的歌曲，我们几个还都沉浸在那荡气回肠的歌曲之中。

“挺好”突然问我：“你的收音机是多少钱买的？”

我想也没想就答道：“80多块钱的红灯牌半导体。”

“哦，80多块钱当然是半导体。”

当时我们都没有仔细想“挺好”的话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都没有做声，继续听着收音机。

“挺好”这时好像是对我，又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80多块钱当然是半导体，我们连长原来买过一部100多块钱的全导体。”

“挺好”的话说完后，我们几个知青都愣了一下，然后就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2008年7月4日星期五于成都红运花园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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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小公主

...(*^__^*) 嘻嘻...

╱゛优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