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還歷史以真實 《正說清朝十二帝》質疑之一

iamaha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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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還歷史以真實
《正說清朝十二帝》質疑之一
李治亭

閻崇年編寫、中華書局出版的《正說清朝十二帝》，究竟是一部什麼樣的書呢？本文僅就“正說”其中一帝努爾哈赤，提出如下質疑。



一、一個人造的神話



近一、二年間，一個易中天《品三國》（上海文藝出版社），一個閻崇年《正說清朝十二帝》（以下簡稱《正說》），真是紅遍全國！其書發行量之钜，使人頓生“洛陽紙貴”之慮；其人儼然成了“學術明星”：電視訪談、報紙採訪、請作報告，尤其是四處簽名賣書，癡迷讀者爭先恐後，人人爭識“韓荊州”……諸如此類，鋪天蓋地，聲勢猛烈！

在學術界看來，果真如此，史學成“顯學”，真乃學術之大幸。可惜，這一切不過是人造的虛擬神話！易中天學中文、教中文，本不懂歷史，卻是那麼大膽妄品三國，到底品出了什麼？給讀者、觀眾什麼教益？卻是俗不可耐的調侃、做秀！信口開河，把真實的歷史變為荒誕不經的鬧劇。以學術來衡量，其書不倫不類，其說謬言歪理，毫無評論的價值。

閻崇年則不同。他是專門研究清史的，自號是研究努爾哈赤的專家，被某些媒體奉為“學術權威”、“閻清史”。實在說，其實閻崇年僅略知努爾哈赤，稍及皇太極，其餘，即入關後直至末帝宣統，計十帝，本無研究，與易中天相類，敢講自己不懂的東西，先在《百家講壇》為十二帝“解密”，繼之形諸文字出版。此書既非學術專著，又非專題研究，亦非故事、演義，與《品三國》同屬不倫不類的“四不象”，只能算做是十二帝的“簡介”或“說明書”罷了。但就是這樣一部硬傷累累的書，何以如神話一般？並非其書其人的魅力，乃媒體之偉力，才造成其大紅大紫之奇效！

神話，畢竟不是真實地存在。現在，該是打破其神話，還源歷史本來面貌的時候了。



二、努爾哈赤歷史定位質疑



努爾哈赤自明萬曆十一年（1583）起兵，迄至天啟六年（1626）去世，躍馬彎弓，馳騁40餘年。終其一生，做了三件大事：其一，統一女真諸部，初步形成滿洲；其二，創建國家政權——史稱後金；其三，向明宣戰，斷絕同明的隸屬關係，揭開了明清（後金）戰爭的序幕，也開始了明清興亡的歷史進程。此三件大事，足以給努爾哈赤做出的正確的歷史定位：他是清帝的直接始祖、清朝的開創人、滿族形成時期的領袖。不論從哪個方面說，無論後世子孫取得何等偉大成就，都代替不了他的開創者的歷史地位！

如果真是一個研究努爾哈赤的專家，那麼，給努爾哈赤定位，既簡單又容易。但閻先生為其定位大誤，史實大錯，有錯而不知改，又在《我為何重視努爾哈赤》（見《北京晚報》6月2日）一文中，連連鑄成新錯，其荒謬的程度，令人難以置信！

閻先生有意抬高努爾哈赤，其定位遠遠高於其他十一帝，即使如康、雍、乾三帝亦不能與之相比，唯獨給努爾哈赤以“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的稱號；又評其貢獻最多，總結出“十大功績”，連康熙與乾隆兩位“大帝”也望尖莫及！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閻先生制定的“十大功績”究竟是什麼。

“統一東北地區”，為努爾哈赤“十大功績”之一。閻先生引述一段史料加以證明：“自東北海濱，迄西北海濱，其間使犬、使鹿之邦，及產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種、漁獵為生之俗，厄魯特部落，以至斡難河源，遠邇諸國，在在臣服。”（《正說》頁3）直言不諱地說，這是原則性錯誤。稍知一點清入關前史的人都知道，努爾哈赤終其一生，只統一了半個東北，至皇太極去世前，才基本“統一了東北全境”（尚餘四城，仍為明守）！閻先生自稱研究努爾哈赤數十年，出此大錯，誰人信之？更為嚴重的是，上述引文，原載《清太宗實錄》卷61，頁30，本系皇太極於崇德七年（1642）告祭其父努爾哈赤說的一段話，對其執政16年，最終統一東北的業績的總結。順便指出：皇太極已于崇德元年任命梅勒章京（入關後改稱副都統）吳巴海鎮守甯古塔（黑龍江甯安），管轄黑龍江與烏蘇里江流域的疆土。清在黑龍江正式設治，即始於此。但閻先生（為省文，以下稱“作者”）不明歷史真相，卻把皇太極說的話及其業績廉價地移植給了努爾哈赤！本來努爾哈赤並沒有統一東北，又強加給努爾哈赤的這一段話，純屬張冠李戴，成了無稽之談！說到此，並未結束，他進一步發揮：“如果沒有努爾哈赤對東北的統一，後來沙俄東侵，日本南進，列強爭進，東北疆域被誰人佔有，實在難蔔。”這話說得也不錯，但關鍵處卻說錯了人：本來屬於皇太極的功績，硬是強加給努爾哈赤。試問：為何如此顛倒史實，任意篡改歷史？

《正說》開列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促進滿族形成”、“制定滿族文字”三項功績，實則就是滿族形成的一件事。統一女真各部，重新凝聚，以創制新文字為標誌，才使新的民族共同體—滿洲得以成立。換言之，滿族之形成，恰是女真諸部統一的必然結果；沒有其統一，也就沒有滿族。二者互為因果，不能割裂。作者硬是把一件事給分解為三，以湊足“十大功績”。

諸如“建立後金政權”、“制定撫蒙政策”、“豐富軍事經驗”、“遷都瀋陽”等，何須以“功績”論！因為這些與歷代創業之君所行相類，努爾哈赤並無特別之處。試看歷史上哪個創業帝王不建政權、不建都？遷都也是常有之事，如元太祖、元世祖屢次遷都，最後定都於大都（北京）；明太宗自南京遷都至北京，遼與金的都城亦一遷再遷。他們各自制定民族政策，指引他們走向成功！這些必做之事，無須論為“功績”。如以遷都為功，多爾袞決策遷都北京，其功績之大，不在努爾哈赤之下吧！唯《正說》把此類事看得過重，做了不正確的表述，大書特書，無非是刻意抬高努爾哈赤吧！

至於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制度”，如同其先世金代女真人所創“猛安謀克制”，都是本民族的軍政合一的社會組織制度，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發揮過巨大作用。此制為努爾哈赤原創，僅編滿洲八旗與一蒙古旗而止。畢竟是草創，缺失多有。真正把八旗制完善而定型，還是皇太極完成的。他增建漢軍八旗與蒙古八旗，是對八旗制的進一步創建；又把此制推廣到內蒙古，皆為努爾哈赤所不及。作者將八旗制的創建全部歸功於努爾哈赤，亦失歷史真實。

在作者評出努爾哈赤“十大歷史功績”中，其“推進社會改革”最具社會進步意義。在作者看來，努爾哈赤“創立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制”，即“貴族共和制”；經濟上實行計丁授田、按丁編莊、奴隸制田莊轉化為封建田莊等，都是實行“社會改革”。事實並非如此。如果說，在女真（滿族）社會內部，建國家，定制度，應看作是女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大進步。但是，他把上述制度和做法帶到發達的遼東漢人聚居的農耕區，實則把遼東社會拉向倒退。

所謂“貴族共和制”，無疑保留了原始軍事民主制殘餘，可以看作是女真（滿）族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但進入一個發達而先進的遼東地區，仍行此制，不能認為是先進的制度，與明制相比，顯系原始而落後。

所謂“計丁授田”，並非真正實行“均田”。努爾哈赤進入遼東後，將該地區因戰爭而荒蕪的無主地，首先分別授給各駐守當地的八旗滿洲貴族及其士卒，而在戰爭中被擄的大批漢人，一在其滿洲王公貴族包括將官之家為奴，一在其莊園—拖克索，供其役使。連清人也承認：“國初時，浮掠遼沈之民，悉為滿臣奴隸。”（《嘯亭雜錄》）他們在名義上以成丁分得一份土地，但其所有權屬于他們的主人。當然，也規定給“乞食之人、僧人”分地，但改變不了“計丁授田”的農奴制本質。總之，這是在戰後打破明在遼東的封建土地佔有關係，由滿洲王公貴族及農奴主對土地的重新佔有，並無社會改革的意義。

所謂“編莊”，規定滿漢人合居一處，要同吃、同住、同耕。實行此“三同”，滿人為漢人所供養，漢人備受欺淩，直接被與之“三同”的滿人所剝削。還有一種形式，即把漢人編入拖克索（莊園），每13個漢人編為一莊，給牛與耕地若干，其糧食除自食用，還將另部分繳納官賦。果真實行此制，對漢人不無好處。但關鍵不在此。努爾哈赤把這些莊園按品級都分給了滿官，如，每一備禦官則賜給一莊，級別越高，其分得的莊園就越多。編入此莊的漢人成丁就成了他們的奴隸，因不堪忍受奴役，故引發大批莊丁逃亡。這證明一個不可辯駁的事實：努爾哈赤進入遼沈後，推行民族奴役的政策在：正如《清太宗實錄》所載，滿洲大臣直白：“昔太祖（努爾哈赤）誅戮漢人，撫養滿洲。”連清太宗也說過：“我國將士向來騷擾遼東民人。”一個先進的遼東地區，行此落後的制度，這哪里是“推進社會改革”？作者稱：努爾哈赤制定了“民族和解政策”。看看事實，哪里有“和解”？努爾哈赤晚年，民族矛盾尖銳，到處都有漢人的反抗，國勢岌岌可危。

在遼東真正實行社會改革，決不是努爾哈赤，而是繼承其汗位的皇太極！他一即位，就大刀闊斧改革其父的弊政與落後的體制。據《清太宗實錄》載：皇太極力主“滿洲、蒙古、漢人視同一體”，將滿漢合住改為分屯別居，漢人自立一莊，用漢官管理；恢復漢族奴隸的“民戶”地位，編為戶籍。優禮漢官，大量吸納漢、蒙古人加入後金（清）政權，續建漢軍、蒙古八旗，從而徹底改變其父所建單一的女真（滿）族政權，改造成統一的多民族的政權。又如，改官制，變體制，按明制設六部，廢“貴族共和制”，實行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皇太極的系列改革，從根本上消除了努爾哈赤晚年的社會危機，將清政權引導到蓬勃發展的道路。

作者對歷史事實缺乏認真研究和考證，將正、誤乃至錯謬混淆一處，統統作為努爾哈赤的“功績”加以讚揚。所列“十大功績”，硬是湊數，何如實實在在，將歷史真相告訴讀者！這絲毫也不影響對努爾哈赤的歷史定位。我絕非否定努爾哈赤。前列努爾哈赤一生所做的三件大事，將他置於開創者、創始者的地位，還嫌低嗎？作者絞盡腦汁，事無巨細，不計是非，甚至將他人如皇太極的實踐活動也算到努爾哈赤身上，正如前已指出，竟將皇太極說過的話也變成努爾哈赤的語言！絕非治史者所為！



三、“正說”努爾哈赤中的謬誤再舉例



作者給努爾哈赤的歷史定位，已經遠遠地背離了努爾哈赤自身的歷史真實，大失史學的嚴肅性與科學性。作為一個學者，亦失應有的學風與史德。上文僅就作者杜撰的“十大功績”予以質疑，除此，《正說》與《晚報》刊文中的錯謬之多，俯拾皆是，這在史學界實屬罕見。

作者寫道：“金亡之後，女真各部，紛爭不已，強淩弱，眾暴寡……”到努爾哈赤起兵前，女真“300年來”未獲統一（《正說》頁3）。這段話來源於《清太祖武皇帝弩兒哈奇實錄》，原文是：女真“各部蜂起，皆稱王爭長，互相戰殺，甚且骨肉相殘，強淩弱，眾暴寡。”史載明確告訴人們：這段話是對努爾哈赤起兵前夕女真社會局勢的真實概括。但作者把它斷為“金亡以後”，曆“元明300年來”，女真社會就是這種狀況。這完全是誤讀誤解。事實是，金被元滅亡後，女真族遭到極度摧殘，元氣大傷。其殘存的女真人散居東北，既無力抗元，亦無力內爭。換言之，已形成不了任何集團勢力。在元朝統治下，按民族分等，女真族被列入“漢人”之中，身份低於蒙古和色目人，受其控制與壓迫更甚於其他民族。入明，境況有所改善，女真諸部酋長不斷受到招撫，賜以官職，生聚漸興旺。自元迄至明中葉，女真人沉寂了200年之後，才漸次恢復了民族的活力，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到努爾哈赤出生前後，延至其起兵時，女真社會才出現了如上面所描寫的互相戰殺的局面。可惜，作者連這個常識問題也出錯，對女真社會的演變做出了不正確的解釋。

作者在解釋努爾哈赤的“撫蒙政策”時，寫道：“他用編旗、聯姻、會盟、封賞、圍獵、賑濟、朝覲、重教等政策……”作者將清朝逐漸實行的對蒙古政策，統統都歸為努爾哈赤所制定。但事實卻否定了作者的信口開河。滿蒙聯姻，實始于努爾哈赤，與部分蒙古部落建立了軍事與政治同盟，努爾哈赤以“保護人”的身份，與他們共同對付察哈爾部林丹汗。努爾哈赤與之聯盟的蒙古如科爾沁部等，尚未真正建立起如後來的那種君臣關係。到皇太極時，才開始把這種隸屬關係確立起來。給內蒙古諸部按八旗制編旗，也是皇太極做的一件大事；“會盟”並非努爾哈赤所為，確是康熙帝為解決喀爾喀蒙古問題，先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派理藩院尚書阿爾尼舉行過一次“會盟”。更重要的一次“會盟”，是康熙三十年康熙帝親自前往多倫並親自主持“會盟”，決定喀爾喀蒙古實行“盟旗制度”。作者歸納努爾哈赤對蒙古實行“編旗”的八大政策，很多項並無史實根據，卻是將其後帝做的事又移植到努爾哈赤的名下！

更為離奇的莫過於說：“遷都瀋陽後”，“瀋陽及遼河地區的經濟與社會得到全面開發與迅速發展”，還“帶動了東北地域經濟與文化的發展。”這是事實嗎？自努爾哈赤發動對明戰爭以來，遼東、遼西先後辟為戰場，努爾哈赤每攻下一城，必屠城殺戮與搶掠，撤走時毀城，夷為平地，如撫順、清河、開原、鐵嶺、廣寧等，都變成一座座廢墟！明代遼河流域的經濟及文化遭到毀滅性打擊：百姓或死或逃，土地荒蕪，原先的繁盛之地已成無人之域！當時，朝鮮人、明遼東將吏等，都留下了戰亂實況的真實記錄。如，明遼東經略熊廷弼寫道：明萬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一年內，遼東十余萬人死亡，“或全城死、全營死、全寨死、全村死、全家死……山骸川血，鬼哭人號。”朝鮮學者李肯詡記述：遼東大批人口逃入朝鮮，“前後數十萬口”。明人陳仁錫記載：遼東百姓死十之八九，僅存者不足十之一！如，遼東“蓋州、複州有可鑄之礦而無人開”；遼西錦州、義州、右屯等地，“有可屯之田而無人墾……”類似記載，史不絕書。皇太極時，與明朝繼續在遼西地區展開拉鋸戰，對峙10餘年，以至人煙幾絕，一片荒涼。努爾哈赤佔據遼東，遼河地區處於激烈交戰狀態，戰爭烏雲密佈，誰來“全面開發經濟”？即使個別地區，農業生產有所恢復，仍恢復不到明統治時期的經濟發展水準。在作者的筆下，遼河流域，一片光明，和平安寧。如此歪曲歷史，莫此為甚！

作者不顧歷史事實，把戰爭殘破的經濟說成是“全面開發”、“迅速發展”，甚至奉努爾哈赤為“近代遼河流域、沈海區域經濟”開發的“創始者”！這是作者的又一大“發現”？簡直是聞所未聞之奇事！  

努爾哈赤之死，又是作者解不開的一個謎。本來，學術界對其死事早有定論，確認其非為炮擊傷而死，實死於疾病。明官書《明熹宗實錄》載：指揮甯遠戰役打敗努爾哈赤的明將袁崇煥奏報：“奴酋（指努爾哈赤）恥寧遠之敗，遂蓄慍患，死於八月初十日（實際死於十一日）。”此報出自當事人袁崇煥給熹宗皇帝的奏疏，其他任何傳言包括炮傷致死，皆不足信。作者在20年前出版的《努爾哈赤傳》中，提出炮傷致死，或病死，或兩者兼而有之的多種說法。那時，水準不足，不能辨真假，情有可原；而今已成“權威”，卻仍含糊其詞，聲稱：“清史界有不同見解，有學者認為：這個（被擊傷的）‘大頭目’就是天命汗努爾哈赤”。所謂的“有學者認為”，實則就是作者本人！而在另一處行文中，卻又說：努爾哈赤“憂憤而死”。努爾哈赤到底是怎麼死的？作者還是堅持炮傷而死，但又不敢明說，便假託到清史界“有學者”的身上。治學之不實，於此可見一斑。關鍵是，作者讀書不足，連《明熹宗實錄》都沒有認真全讀過，又不信袁崇煥之說，難怪解不開不成問題的努爾哈赤死事之謎！  

《正說》標榜“解密歷史真相”，究竟解了幾個“密”？恰恰相反，諸如努爾哈赤之死，以及以上所舉事例，不但沒解密，卻是製造了史實混亂。努爾哈赤以下，還有十一帝，其謬誤多得驚人。閻崇年“正說”的要害，嚴重違背歷史真實，充斥唯心史觀，給努爾哈赤及清史作出了錯誤的解讀。



四、“正說”充斥唯心史觀



傳承歷史與文化，除寫成嚴肅的學術專著、論文，又可借助多媒體，採取多種形式，包括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諸如歷史小說、評書、故事、演義，乃至影視、戲劇等，還有“正說”、“品說”，都可以用來闡發歷史。但是，不管採取那種方式，一個最基本的要求是，應堅持歷史的真實性，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準確地解讀歷史，闡明其深刻的思想內涵。換言之，歷史的真實性與唯物史觀，是史家闡釋歷史與文化的不可背離的兩項基本原則。舍此，必然將歷史引向歧途。閻崇年、易中天等人無視解讀歷史應遵循的原則與規則，隨心所欲，以個人好惡的唯心史觀，胡亂評說歷史。易中天的所謂“品說”，表面看，應是嚴肅之作，以高品位、高格調來品出三國史給人們的教益。但與人們期望的正好相反，卻完全是戲說，把一部如英雄史詩的三國史“品說”成一部荒唐的鬧劇！不論他說得何等天花亂墜，不過是一堆文化垃圾！

照理說，閻崇年的“正說”，應比易中天的“品說”更正宗，更嚴肅，如《正說》明文標榜：其“正說”正是針對“戲說”而發。這說明該書應是一部名副其實的學術高端之作。但事實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作者打著“正說”的旗號，卻不正說清史，不顧歷史事實，不惜無中生有、張冠李戴、隨意纂改，甚至杜撰清史；其史觀之荒謬，提出諸多荒唐的說法，嘩眾取寵。如前已指出，作者研究清史很有限，除了研究過努爾哈赤、袁崇煥，其他研究，特別是清入關後，迄至清亡，基本沒有涉足。質言之，沒有做過哪怕是一般性研究。故其所說所寫，多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加以簡單歸納而成。正因為沒做過研究，在識讀和取用別人的研究成果時，也是生吞活剝，不可避免地錯謬累累，亦屬自釀之惡果。

在 “正說”清十二帝中，頗多“理論”發明。以努爾哈赤為例：他“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種子，也埋下了‘光宣衰世’的基因。”據說，這就是努爾哈赤“對清代歷史產生了原生性的影響”！這是什麼話？清朝走向鼎盛，是努爾哈赤的“種子”所致嗎？清朝走向衰亡，就是努爾哈赤的“基因”所害嗎？這就叫“原生性影響 ”？何為“原生性”？清朝之興與最後亡國，都是努爾哈赤決定的嗎？無限誇大努爾哈赤的作用，視同神人，作者的唯心史觀真發揮到了極限！用這種“血統論”來解釋努爾哈赤與清朝興亡的關係，誰都看得清其中的荒謬。作者“總結”努爾哈赤成功的“秘密”，有“天合、地和、人和、己合”之說，其主觀臆造，牽強附會，充斥唯心說。以“300年也會有王者興”的宿命論，宣揚“天命”必歸努爾哈赤！又稱，清朝滅亡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八旗制度的腐朽。而八旗制度就是努爾哈赤開創的。”且不討論清朝滅亡的原因是否是八旗制的“腐朽”，當初創立此制，不可否認，它發揮了重大作用，以至最終奪取了天下。最後，此制度變得“腐朽”，怎麼也清算到努爾哈赤的頭上？時代總是要變化的，原先的制度不適應時代的要求，也該變革，這是後代子孫的事，他們不變革，聽任制度“腐朽”，怎麼可以讓努爾哈赤對二百多年後的事負責！這種不合情理的邏輯推理，不顧事實的解析，只能陷入荒誕不經的泥塘！類似的事例，在《正說》中俯拾皆是，是其唯心史觀的大氾濫！

我本無意于閻崇年之學術，況且學術差錯、失誤難免，不必大驚小怪。但其謬論之多、錯誤之嚴重，為多少年來史學界所罕見！而其本人對此毫不在意，蔑視學術界。眼下又“正說”《清興明亡六十年》，故伎重演，繼續以想當然的唯心史觀傳播錯謬，如此下去，豈不搞亂了清史！以假當真，以次充好，既敗壞了學風，又敗壞了民風。有鑒於此，不得不略為指謬，也期待閻崇年先生有所反省。

本文僅僅指出“正說”努爾哈赤些許錯謬，至於其他錯謬，及其後所謂“正說”的清十一帝，同樣錯謬累累，非本文所能容納。如有必要，我很樂意繼續討論下去。





（資料來源：本文由作者提供，中華文史網首發，轉載引用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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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亭

李治亭 专攻清史兼明史与东北地方史。辽宁大学历史系毕业，于1956年入东北文史研究所，从事清史研究。1978年始任吉林省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历任所长、院咨询委员，兼任省史学会副会长等职。1985年破格晋升研究员。代表作有《吴三桂大传》、《清康乾盛世》、《中国漕运史》（台塆）、《清太宗全传》（合著）等；主编《中国历史五大盛世》、《爱新沉罗家族全书》、《关东文化大辞典》等；发表《清朝逊国90年祭》等论文130余篇。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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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留名
     ———访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清史专家李治亭
    诚咏
     
    在采访李治亭先生之前，我认真地做了案头准备。李治亭，1942年1月生，山东莒南人，1965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现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清史及明史。主要著作：《清太宗全传》、《明清战争史略》、《吴三桂大传》、《中国漕运史》等六部。主编《关东文化大辞典》（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爱新觉罗家族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廿六史精华》（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5年出版）等26部。主要论文：《论清太宗在清史中地位》（《光明日报》1981年）、《清史中几个争议问题》（《人民日报》1997年）、《康乾盛世与西方文明》（《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4期）、《关东文化论》（《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等百余篇。近期主持编纂《清代全史》，对清史进行总结性研究。《吴三桂大传》与《清太宗全传》同获1991年全国“光明杯”优秀社科著作三等奖及省炡椨一等奖、《爱新觉罗家族全书》获1998年全国首届满学优秀著作奖。自1993年起，享受炡椨特殊津贴。
     早已著作等身的李治亭先生，早已“功成名就”的李治亭先生，早已过了退休年龄的李治亭先生，现在是享天伦之乐，还是笔耕不缀……带着疑问，我走进了李治亭先生位于长春市南湖之滨的家……
     “我是想歇一歇，但责任与使命使我更感时间的宝贵，我不能歇下来，而且，事实上，我也从来就没歇过。”李治亭开门见山，讲述了他不能歇的缘由……
     编纂清史作为国家21世纪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过问下，已于2002年正式启动。身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25名委员之一的李治亭，自清史工程启动起，就一直常住北京，并以编委和传记组特聘专家的身份，承担了9项传记人物编写项目的组织与审稿工作。
     李治亭把清史工程形象地比喻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三峡工程”。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距离今天最近，要认识中国的国情，许多问题追本溯源，都与清代的社会存在与历史有关。而清史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与其他断代史的研究相比，长期以来却是相对薄弱的。
     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清史研究日益为史学界所关注。近年来，整理、出版了大量的清史档案、文献史籍，也翻译出版了一些清代来华传教士的著述，为清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清史研究因而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随着研究的深入与视野的开阔，对清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论者间存在着诸多分歧。于是，编纂一部全面、权威、系统、科学、客观的《清史》就成为人们的共同期盼。
     李治亭说，我国有“正史”之名的纪传体史书共26史，系统详细记录了自炎黄五帝以来数千年的中国史。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人们了解历史、研究我们国家和民族发展沿革的全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智慧宝库。
     李治亭特别强调，清史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息息相关。清朝统治中国长达268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对我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当代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都要追溯到清代才能了解根由。编纂一部翔实的高水平的《清史》，是了解祖国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同时也是教育青年、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培育与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需要。
     李治亭说，国家花这么多经费和这么大精力去编修一部史书，目的就是为后人留下宝贵遗产，不仅在于“以史为鉴”，也在于后人能够从今天的著作中了解过去的生活方式，为人类文明的传承贡献力量。
     通过与李治亭的交谈，能深切地感受到他对他所从事的事业的热爱与执著。我国史学名家王思治曾在李治亭主编的《清史》一书的序言里这样写到：“治亭先生早年师从清史名家孙文良先生，学有渊源，今治清史多年，基础深厚，对有清一代的历史进程，以及清史中诸多繁难重大问题，多有见地，而不人云亦云，其研究成果甚丰。治亭先生正当年富力强，勤学奋进，锐意开拓，任此主编，自然胜任愉快。”
     一部《清史》使李治亭“留名”于世。的确，一位记住与总结历史的学者，也应让世人记住、让历史记住。在结束这篇专访时，我引用一段专家评《清史》的话，以此管窥李老师治学之严谨，修史之独到：
     在当代清史学界，第一个明确揭起清史编撰个性化旗帜，公开表示“不回避学术界的分歧”，“直率地提出我们的学术见解”，宣称要代表“一种清史观”，“以一个新的思维、新的观念，重新审视清史”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李治亭主编的《清史》。与一般《清史》著作不一样，李治亭主编《清史》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理论的鲜明性和观点的彻底性。它以宏大的学术气魄，突破成例的束缚，向人们展现出断代史编撰的新范式，充分体现出个性化史学著作的学术魅力。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5-12-1 16: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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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水寒

关我鸟事..

iamaha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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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名单
发布时间：2005-12-23    浏览次数：3447 次

主任：戴逸

副主任：马大正  朱诚如   成崇德

委员（按笔画顺序排列）：

王晓秋  冯尔康  吴建雍  张岂之  张海鹏 李文海

李治亭  李致忠  杨念群  杨珍   邹爱莲  陈祖武

陈桦   经君健  姜义华  姜涛   桑  兵  郭成康

章开沅  黄兴涛  龚书铎

国家清史编篡委员会下设部门

秘书组  项目中心

通纪组  典志组  传记组  史表组图录组

档案组  文献组  编译组

出版组  图书资料中心  网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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