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蒋介石自己是如何看待国民党的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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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oyuan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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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22 23:17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携蒋经国匆匆离开成都官邸，乘机直抵台湾。至此，号称拥有800万军队和500万党团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彻底失败，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国革命的胜利，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特别是在美国，一场政治风暴随之而起，从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以至各大媒体，都在质问“国民党是怎样倒下去的”？本来，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政权，是明白无误的，是从未动摇的。单从1945年到1948年，美国援助国民党540余架飞机，69个师的武器装备，希望国民党能够长期统治中国，以维护美国在中国以至在远东的利益。不料只经过了三年的战争，国民党竟兵败如山倒，不得不离开大陆，退守台湾一隅。在这种形势下，以麦卡锡为首的右翼势力，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质询，并掀起了反共浪潮。首先受到攻击的是被称为“三个出卖了中国的约翰”，即范宣德、戴维思、谢伟志。接着是对传媒界、文化界、影视界的许多正直人士，由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进行了审查，有的被称为“**同路人”，有的被定为“**间谍”。再接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听证会上，麦卡锡等人直接指责华莱士、赫尔利、马歇尔、司徒雷登、史迪威等人为“亲共分子”。在这种纷纷扰扰中，国务院发表了《对华关系白皮书》，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含糊其辞。但《纽约时报》评论说：“白皮书向人们透漏的信息是，中国并不是被某个阴谋集团出卖的，而是国民党自己倒下去的。”

　　在台湾，蒋介石对自己的失败，更如骨鲠在喉，箭穿于心。离开大陆前，蒋经国慨叹道：“大好河出，几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到台湾后，蒋介石慨叹道：“我们的整个大陆都沦陷了，究竟我们大陆的这种悲剧，这种浩劫，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那么，蒋介石的败退，到底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的呢？光慨叹是不行的，面对着撤退到台湾的文武百官、残兵败将，蒋介石不能不有所交代。

第一责任在国人
　　早在两年以前，蒋介石说：“自从戡乱以来，我个人每经一次战役，对于这次战役的成败利钝，无不加以详细的研究和检讨，而且每一天、每一时刻，我都在研究我们国军所遭受牺牲的原因。”但据蒋经国叙述，他父亲真正思考和研究失败的原因，是在引退于奉化之后。他说：“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亲引退，离开南京。回到溪口故乡之后，父亲便开始埋头研究战争失败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势和改造革命队伍的方案。”这样，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便根据他研究的“原因”，在阳明山举办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分批集训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蒋介石亲自主持，亲自督导，发表了连篇累牍的“训词”。在这些训词及其他各种演讲中，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痛切的指陈首先，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责任在于“国人”。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削平匪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匪军事受到了挫折。”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蒋介石的这种分折，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党政军学，无一幸免。说“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似已稍有过分，而国民怎么就“不成其为国民”了呢？国民党以“国民”为号，国民政府以“国民”为纪，如果“国民不成其为国民”，那么这个党这个政府的最高领导者又成了什么呢？

第二责任在腐败的政府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过去在大陆，国民党是不能被批评的，因批评国民党而被逮捕、囚禁、暗杀的，不计其数，甚至连国民党内元老级的人物如胡展堂、李济深、邓演达等也在所难免。
到台湾后，蒋介石自己批评起来了，虽然只是泛论，没有具体指出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残民害民的中统、军统特务，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上层官吏，但能指出国民党的腐朽，甚至认为“早就应该消灭淘汰

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国军的作战不力。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他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
　　过去，对国军也是不可以批评的。早在1946年，蒋介石说：“共党在国内外大肆虚伪的宣传，说本党如何专制，政府如何腐败，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们国民革命军如何扰民，甚至说我们军官人人都营私舞弊。”到了台湾，他大讲特讲“军不成其为军”的种种表现，这至少证明过去人民对国民党部队的厌恶，并非“虚伪的宣传”。

　　在指责国军的作战不力时，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批评尤为严厉。他说：“我们此次大失败的耻辱，不仅是由于一般党员丧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义，尤其因为我们多数将领气节扫地，廉耻尽丧，败德乱行。”蒋介石历来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因而对那些临战而未“成仁”的将领特别愤恨，即使是嫡系亲信，亦不肯有所宽宥。以汤恩伯为例，他称得上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在国民党败退前夕，他不仅向蒋介石密告了自己的恩师陈仪，而且帮蒋介石秘密运走了国库所有的黄金、白银与外汇，最后将华东地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带去台湾。
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病逝，蒋介石发表演说道：“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的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的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的光耀。可惜他当时在上海撤退的时候，未能为主义为革命捐躯殉职，却在五年以后的今日病死日本，虽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个为国家、为民族、为千秋历史重若泰山而死的机会。”

第三责任在知识分子和民主份子
他说：“我们在大陆的失败的最大的症结，就是在学校教育。当时在校的青年和教授们，几乎大半都作了共党的外围，成为敌人的工具。”他说：“一般知识阶级随风逐浪，道听途说，以共党所好好之，以共党所恶恶之，以共党之是为是，以共党之非为非，就是这样断送了我们的大陆。”他说：“一些自命为自由民主主义的人们，直接间接帮助共党，在政府区域内开展反内战运动。政府为剿匪的动员，特别是征兵征粮，到处遭受这一运动的阻碍。这些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奸，更利用‘和平’的美名，粉饰其投共投俄的罪行。反共阵营因而动摇，而士气民心亦为之颓丧。”这里所指的是1947年在国统区开展的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一运动给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因而蒋介石每提到这一运动，就发出切齿之声。

　　蒋介石在大骂一通大陆的知识分子以后，话头一转，指向了台湾。“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反动分子，像过去大陆的所谓民主人士，假借其民主自由的口号，来摇惑人心，扰乱社会，企图混水摸鱼，投机取巧，以遂其卑鄙无耻、卖国害民的目的。”此处所说的“反动分子”，是指殷海光、雷震等人。殷海光是台湾大学教授，曾给美国一刊物写过一篇批判国民党的文章，尖锐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政权专制独裁的本质。雷震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只是与知识分子交往较多。大陆解放前夕，他与胡适、傅斯年、王世杰等在上海搞了个“民主抗共”方案，还发表了个“上海宣言”，得到蒋介石的赞许。但胡适非常乖巧，只写了封《致润之先生（**）》的信，要求中共放弃武力，与国民党一起“民主建国”，接着便到美国任国民党大使去了。雷震不知自敛，到台湾后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鼓吹民主政治，甚至还想组建一个新党。蒋介石不断以大陆知识分子为例，教训这些“反动分子”，后来忍无可忍，把雷震逮捕下狱。

第四，责任在美国
　　此外，对于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还认为是由于美国支持不力。他说：“美国人对我们训政的必要，没有深刻的认识，加上**穿凿附会，恶意宣传，因此在美国人头脑中间，造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中国的政治是独裁的政治，国民党是独裁的政党。”在大陆时，蒋介石对美国使团人员虽多有不满，但不敢恶语相向。到了台湾以后，越想越气，便经常开骂。如称史迪威“不自量力”，“余为总司令，史迪威只系余任命之参谋长，有何权力未经余之批准，即建议将武器分给**？如何对付中国**，乃余之责任，彼绝对不能过问。”称赫尔利为“无知之辈”，“赫尔利对中国一无所知，彼从延安带来之协定草案，表面上都是民主、自由、和平、进步等民主国家人士最喜欢听的名词，实际上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基本战略。故余对其‘联合政府’的提议加以拒绝。”在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曾要求美国出兵援助，被杜鲁门严词拒绝。到台湾后，他不敢指名骂杜鲁门，只是大骂“国际姑息分子”。他说：“铲除**是自由世界的共同事业，但由于国际姑息分子的盲目短视，养虎贻患，遂造成今日之局面。”

第五责任在和谈
三十五年(指1946年)的和谈，抵消了国军在东北、在华北以及在苏北的战果。三十八年(指1949年)的和谈，断送了北平和天津，敞开了长江的门户，瓦解了西北和西南的战局。”蒋介石的这一观点，曾经不厌其烦地反复申述。第一次和谈，是蒋氏亲自参与的，故只能指桑骂槐地指责赫尔利、马歇尔等人。第二次和谈，是他被迫“引退”之后进行的，这恰恰成了他洗刷自己、抬高自己的借口。是故当他“复行视事”后的第一篇演讲中就说：“余自去年一月下野后，到年底为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全部沦陷，……这次下野时间最长，国家的损失最大，而本党的失败也最惨。”他说：“倘若去年年初，我不下野，无论如何想不到大陆各省会在一年之内断送干净。我下野的后果，终竟如此，殊为痛心。”蒋经国对此说得更为明白：“民国三十八年，许多人受到敌人的恶毒宣传，对我的父亲发生了误会和怀疑，一般准备投匪的动摇分子，甚至诬蔑他为‘和谈的障碍’。市虎伤人，甚于蛇蝎。我的父亲迫不得已，只好引退明志。结果，中枢无人主持，民心士气涣散，为匪所乘，驯致整个大陆沉沦。”其结论是“由此可以看到一个民族领袖的威信，对于国家安危和民族的兴衰的关系是如何的重大。”
　　
最后还是怪美国
当时来中国的美国使团，大多数人对中国确实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观察和比较，作出自己的结论。
许多美方人员经过比较，特别是通过到延安及其他解放区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一、“中共虽代表少数，但颇强。”二、“中共扩张其地区，系人民之拥护。”三、“中共占领区人民之生活，较国统区为优。”四、“中共之征兵与税收，亦较国统区公平。”五、“中共受进步之中产阶级拥护，有越封锁线而逃入共区者。”六、“中共之现行制度，较国民党民主。”七、“中国之小政党愿托附中共，可以得到保护。”八、“国共两党应有政治上之协定，组成各党派联合政府。”这些观点，当然也影响了美国的某些决策。但从根本上来讲，美国政府对中国**是从不“姑息”的，中国**的力量也不是在美国“姑息”下发展壮大的。当蒋介石大骂“国际姑息分子”时，杜鲁门没有还骂。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其《口述自传》中说：“蒋军从来不是良好的部队。我们把大约三十亿五千万元的军事装备，送给了这些所谓自由中国人士，结果，从北京到南京的战线上，蒋介石约五百万军队，却败给了三十万共军，**拿了这些军事装备，把蒋和他的手下，扫出中国大陆。说实话，他一直都不是个东西。他们曾要求我派出数百万美国部队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绝。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他们继续嘲骂与控诉，说我对共产主义软化，又说我庸碌无知，但我不会屈服于这些指责。对于蒋和他的一伙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这群混蛋一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
　蒋介石对国民党失败的检讨，不能说没有一点积极意义。比如他认为“当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因而他亲自指导蒋经国制订了“国民党改造方案”，并于1952年在台湾农村实行了减租减息，1954年实行了土改。这是国民党在大陆从未做到的。其原因固然由于当时在大陆的执政者绝大多数系大地主家庭，在平均地权问题上不可能采取果断措施。到台湾进行土改，既不涉及自身利益，又无亲友阻挠，故得施行其道。但就领导中枢来说，不能不承认是蒋介石“亡羊补牢”的结果。

　　

[ 本帖最后由 yaoyuan777 于 2008-5-22 23:3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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