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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的战略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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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10 17:35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本文主要摘录自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屈指可数的政治领袖和英雄人物。读史者，纵以成败论英雄，对于这位不平凡的历史制造者，也不能等闲视之。李宗仁出身于满清末年落后的广西农村家庭。论家庭环境，他比后来和他同时显赫的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都要艰苦得多。他是个真正赤脚下田、肩挑手提、干过粗活的贫苦农民。然而历史和命运三凑六合，却渐次提携他在中国军政两界，逐年上升，终于在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年中成为國镓元首——有历史和正统地们的國镓元首。

　　论战功、论政略，李宗仁都是国民党旗帜下一位佼佼不群的领袖。他站在西方“民主國镓”的立场上，想让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军队和希特勒领导下的法西斯德军，在苏联战场拼死绞杀，直到双方筋疲力尽元气丧尽。这时候盟军再择地点开辟出一个第二战场，这样不但可以减少盟军的伤亡，也有利于战后欧洲问题的解决。如果真能那样做，当盟军打败德国之后，不知道苏联是否还有能力出兵中国的东北，并在东北掠夺大量物资和战略利益。据曲晓范先生《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介绍：从1945年9月到1946年5月，苏联把东北的工厂、矿山、电站等物资绝大多数拆运回国，9月起7个月里火车日夜不停，甚至连长春市炡椨的办公家具都不放过。仅拆运宏大的鞍钢就用了40天，发运货车60列。1945年11月15日前，仅从沈阳每天就有200辆货车开往苏联，到1946年初，大沈阳90%以上工厂都成空壳，连门窗都被拆走。共计劫走东北铁路机车的75%和货车的93%，而东北集中了中国当时的大部分铁路物资和几乎全部的世界先进水平的运输车辆。从这一点说，李宗仁何尝不是为了中国的國镓利益。在德国法西斯战败之后，东方纳粹日本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事情。美国人却认为日本人有武士道精神，不战斗到最后绝不会投降。若要彻底打败日本，美国还得要牺牲二、三十万军人的生命。李宗仁认为日本人的民族性，正如日本运动员的长跑比赛，在看到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他就不会跑下去了。美国为了减少美军的伤亡，在随后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背着国民炡椨，和斯大林签订秘密协议，要求苏联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苏联向日本宣战。作为交换，美国让苏联获得库页岛、千岛群岛及其对大连、旅顺及其铁路连接的控制权。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放了一颗原子弹，日本投降在即，苏联于8日赶紧向日本宣战。一百五十万苏联军队出兵中国东北，关东军不战而降。苏联势力再度轻易地深入中国东北地区，对国共双方关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共军队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迅速地装大起来，在中国东北的战场上他们慢慢地转败为胜。也正是在东北的战场上揭开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失败的序幕。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猖狂的日本法西斯竟然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蒋介石领导下的淞沪抗战，从1937年的8月13起到1937年的11月底，足足地抗击日本侵略军三个多月。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在评论淞沪抗战的意义时也有这样的话“淞沪会战粉碎敌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不过，在李宗仁看来，我们在“淞沪杭”三角地带同武器先进的日本军队拼杀那么长时间实在是战略一个错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打的是消耗战，我们打的是“持久战”。我们如果能把投入到淞沪战场的部队及早有计划地撤退，反倒是更有利于我方的抗战。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李宗仁具有敏锐的战略眼光。

　　1、关于同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九月，蒋介石忽然将从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住置调升为军事委员会驻汉中行营主任。我到汉中不久曾到重庆开会。此时欧洲盟国已有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趋势。我虽然料定盟国必自西欧登陆，但我私下却希望第二战场开辟的愈迟愈好。我在重庆时，曾两度与英国大使和邱吉尔驻华军事代表卫阿特将军详论此事。

　　我说，希特勒已陷于东西两面作战的苦境，同盟国胜利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既已距胜利不远，同盟国当局便应想到战后的复杂问题，你们西方國镓与苏联，由于政治制度的不同，在战前已成水火，战时因为对同一敌人作战，才暂时携手。一旦大敌消灭，西方國镓必定又与苏联针锋相对。为减少战后的困难，务须稍为忍耐战争的痛苦，第二战场千万不宜过早开辟。然而，你们应当尽量以各种物资援助苏联，让德、苏两国拚死纠缠。等到两雄声嘶力竭，然后选择地点登陆，德国自将俯首成擒，而苏联元气亦已用尽，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便要单纯多了。

　　无奈我言之谆谆，这两位英国代表皆大不以为然。尤其是卫阿特将军，和我辩论尤多。他认为头痛应医头，脚痛应医脚，此时不能想得太远。英国目前亟须解除痛苦，不管战后局势如何，希特勒愈早打愈好。

　　第二次战后，西方國镓果然和苏联为着东欧诸国问题，为着柏林问题，闹得剑拔弩张。我在北平任行营主任时，卫阿特到中南海居仁拜会我。翌日，我也到六国饭店回拜他。我说“卫阿特将军，冷战现在已打得火热了，你现在该想起我在重庆你所说的真理吧？”但这位约翰牛仍旧执拗地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不可相提并论。大家一笑而罢。

　　2、关于抗日战争

　　从抗战原则上说，我们对一个优势敌国侵略的战争，应当是长期的消耗战争，直到把敌人拖垮为止，决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自丧元气，消耗主力。所以抗战一开始，我们断不可把全国军队的精华集中在京沪杭三角地带，任敌方海陆空军发挥其优越性能。

　　淞沪会战国军参战约五十余师，战斗兵员总数在七十万左右。淞沪战场离苏嘉路第一道国防线尚有百余华里。战场上人数既多，又无险可守。敌海陆空三军的火力可以尽量发挥，我军等于陷入一座大熔铁炉，任其焦炼。敌方炮火之猛，猛到我炮兵白日无法发炮，而夜间又无法寻找目标，只是盲目轰击。所以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淞沪之战，不过表示我国抗战到底的决心而已，自应适可而止。当我方败征已见时。蒋先生应即采纳白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的建议，作有计划的撤退，实行节节抵抗。则我虽退不败，敌虽胜不武，以空间换取时间，达成消耗战的目的。

　　无奈蒋先生不此之图，意气用事，甚至溃败之兆已显，他还要一守，再守，终溃不成军。试问在长期抗战的原则下，多守一两日和少守一两日，究有多少区别？但是在用兵来说，有计划的撤退和无计划的溃败，则相去远甚。

　　死守南京，又铸下第二大错。沪上兵败之后，我后方尚有数师精锐未参预战斗。此时如索性把大兵向大江南北一撤，将南京正面让开，敌人深之后，再相机自南北两方夹击，京、沪敌人亦难安枕。我元气未丧尽，则敌人此后北上徐州，西窥武汉，顾虑皆多。无奈蒋介石以南京系国府及国父陵寝所在，兼以唐生智随声附和，别有用心，乃决定死守南京这块战略死地。孰知我军新败之余，士气已沮。敌军迫近我首都，争夺首功，士气正盛，相形之下优劣悬殊。不数日，南京便为敌军所夺。我大军十余万简直被无故糟蹋掉了岂不可惜。

　　民国二七（1938）年武汉保卫战时，我方战略再度发生错误。当我从徐州退到豫南时、鄂东时，敌人正由南京沿江西上。我那时在战略会议上便主张以一部分兵力在鄂东阻止敌人西进，而以主力自豫南出皖西，循六安、舒城、怀宁一线，配合大别山内的廖磊集团军，主动出击，以攻为守，夹击侵入鄂东的敌人。蒋介石则主张陈重兵于鄂东，于豫南一带作纵深配备，构筑工事，以逸待劳。这实在是一个“挨打战略”。因鄂东地形复杂，敌我大兵团均不易展开作战，陈重兵于此，实无用武之地。而六安以西达信阳，一坦平原，无险可守，此路有失，则鄂东之兵将不战自退。其后敌人果由六安西进，各个击破我重叠配备防线，侵占信阳。至此，鄂东和武汉守军不能不仓卒撤退。

　　到抗战末期，中央以配合美国在印度的基地为名，抽调四、五十个师集中滇、缅边境，声言打通滇缅路，夺取仰光海口，以便接运美国作战物资。这也是项极大错误。当时我曾建议，舍近求远，天时地利人和于我都极不利，故与其劳师出国远征，不如集重兵于南宁、贵县一带（广西当时已无敌军）向广州湾进攻，开辟一个出海口，与太平洋上的盟军相呼应。我的理由很简单，敌人的兵力自三岛本土向外延伸，直到缅甸，正如一条长蛇，蜿蜒在亚洲大陆边缘。我们打蛇应该采取腰斩的方式，不应专门打头或打尾。吾人如在缅甸与敌人火拼，敌人势不支则慢慢向东收缩，愈缩则兵力愈集中，抵抗力愈强，而我方困难也愈多。当时如果我们以入缅的兵力向广州湾出击，必可打通广州湾出海口，如此则可与循菲律宾一线北上的美国海空军相呼应。日军在支那半岛以南洋一带和其本土的交通顿受威胁，则缅甸日军将不战自溃。我提出此一战略主张的另一用意，便是看到日本有突然投降的可能。日本投降时，我国如有一个出海口，则四、五十万大军便可利用日本投降的船舶迅速开往东北与华北，则战后问题便简单多了。但我的战略主张也未被重视。我们足足有四、五十万最精锐的部队被困于滇西、缅北的崇山峻岭地带。日本突然投降后，这些部队才慢慢开回昆明，等到开到北方，已是三四个月之后，华北、东北已局势全非。我们不特未能抢先一步，等到珙产黨已打下基础，我们再去逐步打通交通线，则为时已晚了。

　　3、关于国共战争

　　赫尔利和魏德迈莅华之后，雅尔塔会议开幕布之前，考虑抗日战争后最棘手的东北问题，我向赫尔利大使和魏德迈参谋长送出两份备忘录，提醒华府当局千万不可与苏联在东北划分战区，我们应与苏联向同一目标竞赛。为准备此项竞赛工作，我提议，魏德迈与蒋先生商议在菲律宾设一中美合作训练机构。将我方准备接收东北的军政人员在菲律宾开班训练，与美国陆海军密切配合。一旦日本支持不住而放下武器时，我方维持治安的部队和政治接收人员即可由美国海、空军迅速运往东北。我们至少须掌握南满地区，则苏联进驻北满，亦无法与中共军队接触，中共如得不到苏联的物质援助，中共问题将不致引起中苏纠纷，而事态也就简单化了。

　　对于日军“受降”问题，我更向蒋先生提出具体的主张。我认为敌人一旦抽降，我统帅部应立即命令各地日、伪军就地待命，维持当地治安和交通，以待我接收部队的到达。第二，关于我军向收复区的开拨，我主张用“后浪推前浪”的方式，以求快捷。在胜利已露端倪时，炡椨应尽量将驻于江南大军，向江北推进。因为长江以南经八年抗战，大军云集，地方安堵如恒，中共渗透力量也微。但在黄河流域则完全相反，因北方沦陷的时间较久，日军后方的兵力单薄，只能维持主要交通线，至于广大平原和山岳地区，大都为中共占领并建立根据地。我炡椨对此问题亟应早为筹划，作适当的军事部署。等到胜利的爆竹一响，我大军便一浪继一浪向北推进。如原驻河南、安徽和苏北的国军，即向山东、河北前进，原驻山西、宁夏、绥远的，则向察哈尔前进。各该军所遗防地，则由后方部队递补。如此不出一月，华北所有重镇及津浦、平汉交通线皆为我大军所有，然后再令日军集结，就地解除武装。

　　我当时的建议，实完全是为战后大局着想，绝无个人私意存乎其间。孰知蒋氏多疑，他在抗战胜利之后，对于我的建议，一句未予采纳，甚或反其道而行。

　　战事刚结束，我统帅部立即命令日本驻华司令风村宁次，将日军向数点集中，听候缴械。例如长江以北敌人奉命于短期内集中于郑州、洛阳、开封、徐州、蚌埠、石家庄、济南、北平等重镇。而日军集中后所遗留的若干战略据点和各交通线的防务，我军却未能及时一一接防。因而原在敌后活动的珙产黨游击队，遂毫无顾忌，乘机大肆发展，组织人民，加以掌握。以故，原来通行无阻的津浦、平汉等线，胜利后顿时交通断绝，无法恢复，直至大陆易手而后已。

　　至于向收复地区进军，中央也没采纳我“后浪推前浪”的办法。主要原因是，全副美式装配的嫡系中央军共四、五十个师，此时尚集中于滇西、缅北一带。如以后浪推前浪方式向华北前进，则原在安徽、河南一带的非嫡系部队将先入华北，甚或东北，这在私心自用的蒋先生看来，显然是对他不利的。但是四、五十个师大军要自西南山区开往华北，谈何容易。大军尚在仆仆在途，东北、华北的版图大半已再度变色了。

anizuka99 该用户已被删除	24楼发表于 2014-7-11 16:25 来自手机 \|只看该作者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内容自动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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