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医生与崇高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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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

    陆续在《纽约书评》上读到两篇文章，每一篇我都前后读了好几遍，虽然它们谈的问题貌似分属完全不同的专业领域，但在我看来，两者可以放到一起来谈，甚至，必须放到一起来谈：相互照明，可以让它们各自变得更加清晰。

    第一篇是2009年10月22日号上的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的《直接入监》（Go DirectlytoJail），评的是艾米·巴赫（Amy Bach）写的《平常的非正义：美国法庭如何审案》（Ordinary Injustice:HowAmerica Holds Court）一书。

    美国宪政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案件，叫吉迪恩诉温赖特案，正是这一案例促成了在美国被刑事起诉的人如无足够的经济能力雇佣律师，可免费得到由法庭指定的律师的司法援助这一惯例的实行。1963年，美国最高琺院的大法官雨果·布莱克在吉迪恩诉温赖特案的判决书中郑重地说：“在我们抗辩式的刑事审判体系中，任何一个被指控的人，如果因贫穷而请不起律师，就不会受到公正的审判，除非琺院给他指派一个律师。”安东尼·刘易斯在他这篇文章的开头，就引了布莱克大法官的这句有名的话。

    安东尼·刘易斯本人与吉迪恩诉温赖特案有非同寻常的关系：当时他作为《时代》周刊常驻最高琺院的记者，写了一本详述此案始末的报告文学《吉迪恩的号角》（Gideonstrumpet），赢得广泛关注。由他来评艾米·巴赫这本新著，再合适没有。

    艾米·巴赫谈的是“后吉迪恩时代”的窘境：被刑事起诉的穷人是可以有免费的律师了，可是律师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却得不到保证。尤其是那些轻型犯罪（最高惩罚为一年以下监禁）的案件，律师几乎没空与被告多交流，往往劝他们认罪了事，因为这样可以免去审判过程、节省时间。刘易斯指出，我们在电视上常看到的审案过程都是谋杀、绑架之类的重罪，我们看到的律师都是斗志昂扬的，可是在诉讼多如牛毛的美国，更多的芝麻绿豆案件都是在非常快速乃至草率的情况下审结的，但对被告来说，一旦认罪，就要留下案底，可能失去抚养权或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的公共住房，即使是拿了绿卡的合法移民也可能被遣送出境。而对于那些最可能犯这类罪行的穷人来说，这些也许会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

    据艾米·巴赫说，四千七百万美国人有犯罪记录，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他们中大多数都只是因为承认行为失检而已。为何会认罪？艾米·巴赫认为，就是因为他们不懂法律的程序，而指定的律师又没有时间与他们详谈。律师也有律师的难处。书中以佐治亚州的罗伯特·苏伦西律师为例：每年，指定给他的案子有几百宗，而2001年他从这几百宗案件中获取的收入仅为四万两千一百五十美元。他经手的案件绝大多数都已认罪结案，四年中的1493个案子中只有十四宗进行了法庭审理（苏伦西胜诉五宗），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一。平均每年三百多宗案子，你让他如何认真分析案情、与被告细致沟通？在这样的重压下，快就是胜利。于是艾米·巴赫说的“平常的非正义”就形成了：法官执法随意、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睡着、被告在无律师陪同的情况下接受超出法条最高刑罚的判决……法律上的程序正义无法改变现实中的种种不义。

    然而，我们不是在真空条件下讨论问题。轻罪的司法成本最终常常转嫁到那些并不经常犯科的中产阶级纳税人头上，提高穷人司法援助的质量，就意味着要增加中产阶级纳税人的负担，他们一定会反对该项支出预算的提高。正义有成本，那我们还要不要这正义，尤其是这正义落到别人头上时？

    现在，我再来讲第二篇文章，这是刊载于2009年11月5日号的《诊断：医生们丢掉了什么》（Diagnosis:WhatDoctors Are Missing），作者是杰罗姆·E. 格鲁普曼（JeromeE.Groopman），有名的哈佛医学院教授、畅销书《医生如何思考》的作者。

    格鲁普曼谈的是一个中国人一点都不陌生的问题。有年轻医生告诉他，他们与患者对话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们被粘在电脑前，填写各项医疗数据，其中很多未必与患者的病情直接相关。还有医生说，如今会诊常常是在会议室的电脑前面而不是在患者的床边进行。格鲁普曼提到自己一位朋友的太太得了癌症，可是在医院里，整整六天，没有哪个医生跟她正经地聊过病情。没错，她是做了CT，进行了血液化验，可是没人坐在她身边、视线平齐地询问她的病情、关心她的感受、了解她想如何对抗癌症。医生们在越来越大的时间压力和制度压力下，倾向于对患者实施“批处理”，他们更看重化验结果和医学影像，而不是每个患者可能有的不同症状和感受。在这种标准化、中介化、非人性化的医疗过程中，误诊的几率也大大增加。

    格鲁普曼身上有很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按他提出的标准，医生不可能诊治太多病人，每个病人的诊疗成本也必然大大增加。现有的医疗格局下，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那种人性化的理想场面都不太可能发生。不过，我们明明知道某种东西好、明明知道某些做法不对，为什么不能选择好的东西，不做那些不对的呢？

    只有一个原因：在操作层面上有难度，尤其是在成本上有难以逾越的限制。美国的两位学者写过一本《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正义有成本，好的医疗也有成本，一味地声张正面价值而不考虑其实现的方式，是容易的，也是无用的。但是，我们难道应该置珍惜的价值于不顾而只强调现实的局限吗？一种着眼于平等、正义、人性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必须被重新建立起来，否则就只能扭曲崇高的理想、戕害宝贵的生命。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律师和医生扮演着相似的专业权威的角色。如何使他们代表的那种异于、外在于日常生活的制度性力量真正服务于这个社会，不只是律师和医生应该考虑的问题，也应该是我们思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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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体字

　　沈宏非

　　汉字之前途，是简体还是繁体？是书正识简还是书简不识正？夜来仓颉爷托梦，让我困醒觉来就去问专门在大学里用英文教授中文的毛尖教授。

　　毛老师说，她个人是无所谓的——这个我懂，反正简繁都是毛，横竖两头尖。挂电话之前，毛老师摆了一句话，说慎重起见，让我征求宝爷的意见——这个我也理解，因为宝爷的态度肯定会比毛尖暧昧，担心的是他在海峡两岸庞大的读者粉丝团，可能会分化成“识宝”和“不识宝”的两大阵营。白纸黑字，明摆着，“寶爺”和“宝爷”，看上完全判若两人嘛，更搞不清谁是谁的山寨了。

　　拉丁化看来是唯一公平的方法，亦是汉字唯一的出路。只有这样，“毛尖”才能通俗地写成Mao Jian，“宝爷”方可易懂地记做Bao Ye，届时，他们的作品不仅能横跨两岸，更便于在亚马逊上进行国际检索，而“毛著”的签名，简写为MJ，也沾回巨星的光；“宝书”的署名，缩略为BY，封面上就是by by。

　　自俞樾的门人温州人宋恕在1891年发出“须造切音文字”的呼声始，伟大的汉字拉丁化运动，如火如荼，如痴如醉。朱文熊在1906年发明的“用26个拉丁字母和5个倒放的字母、一个横放的字母”之《江苏新字母》，1908年江亢虎拟成拼官话音的《通字》，1909年黄虚白拟成拼官话音的《汉字音和识字法》和《拉丁文臆解》等等，无不为钱玄同的“废汉文”和胡适之的“改用罗马字母书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从鼓吹世界语的吴稚晖到写成《拉丁化中国字》的瞿秋白，从“南罗”到“北拉”，从国统区到解放区，直至1958年，以《汉语拼音方案》的公布为标志，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才一发而终被收拾。

　　汉字拉丁化，何以起于清末？原因只有一个：救亡。又何以止于1958年？原因也只有一个：救亡成功。或曰，对于汉字的认识，已从“欲救中国，必先‘字’宫”发展到“不用‘字’宫，亡亦可救”。在这件事情上，鲁迅先生不幸一语成谶。在因罹患肺结核而辞世的很多年前，他说：“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苟活下来的汉字，今天再次遭遇简繁之争。这一次，主题也是救亡，不过要救的对象已非国族，而是汉字本身了。

　　今天来谈汉字改革，有三大背景不可不查：一，全球化；二，电脑化；三，普通话——无论是维新和“五四”还是抗战及革命，彼时之争论，皆绕着方言的汉字巴别塔打转，衮衮诸公，普通话没一个能说准的，谈何拉丁，言何注音？再者，诚如明末方以智所言：“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字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当年的“文字改革领导小组”之黎锦熙小组长，曾经干劲十足地身体力行，坚持用拼音字母书写汉字。三十年之后，当他重读旧文，竟是满纸火星文，一把辛酸泪。所以，文字革命的先驱吴玉章老前辈早就预见到，要为中国文字的拼音化铺路，必须尽量消灭方言。而周有光大师的梦想，则是“汉语拼音教育普及、全国语言相对统一和正字法成熟的时候，汉语拼音文字自然就瓜熟蒂落了”。

　　经过六十年来不懈努力，终于迎来了这个伟大的历史契机。普通话之瓜已熟，方言之蒂将落。至少，中国足球正在欧洲拉丁化的道路上奋勇前进。然而，也不能穿新鞋走老路，比如全拼音书写的方案，经多年实践证明，属于“爱拼才会赢”蛮干加硬上，宜参考王照、汪荣宝、汪怡安、蔡璋等“偏旁派”在1913年北京“读音统一会”上被否决的方案，即仿日本片假名，用音近之汉字，取其偏旁笔划为字母。也就是说，既不完全使用汉字，也不彻底借用拼音，而是拉丁为体，汉字为用，将汉字“字母”化，把表意字变成表音字，象形字改为象声字，绕开简体字还是繁体字这个死结，直接变成裸体字。

　　试以网上的段子《史上超强打字》为例：

　　GG：你嚎！

　　MM：你嚎！你在哪里？

　　GG：我在王八里。你呢？

　　MM：我也在王八里。

　　GG：你是哪里人？

　　MM：我是鬼州人。你呢？

　　GG：我是山洞人。

　　MM：你似男似女？

　　GG：我当然是难生了。你肯定是女生吧？

　　MM：是啊。

　　GG：你霉不霉？

　　MM：还行吧，人家都说我是大霉女。你衰不衰？

　　GG：还好啊，很多人都说我是大衰哥。

　　MM：真的呀？咱们多怜惜好不好？

　　GG：好鸭，你的瘦鸡多少号？

　　MM：咱别用瘦鸡，瘦鸡多贵呀，你有球球吗？

　　GG：有啊。

　　MM：你球球多少号呀？

　　GG：******，你真可爱，我很想同你奸面。

　　MM：慢慢来啊，虽然隔得远，蛋也有鸡会啦。

　　有问题吗？从头到尾，都是“绿坝不能”的正常社交对话。虽然字面上提到了两种不相干的家禽和一种副食品，但是，据剑桥大学的研究，人脑在解读一段文字时是用整体分析的，对于句中的错别字，大脑均能联系上下文进行自动修正，完全不影响理解。英文的例子如下：

　　Aoccdrnig to a rscheearch at Cmabrigde Uinervtisy， it deosn't mttaer in waht oredr the ltteers in a wrod are， the olny iprmoetnt tihng is taht the frist and lsat ltteer be at the rghit pclae. The rset can be a total mses and you can sitll raed it wouthit porbelm. Tihs is bcuseae the huamn mnid deos not raed ervey lteter by istlef， but the wrod as a wlohe. Amzanig!

　　别说你看不懂。

　　正所谓“读十年语文，不如聊半年QQ”。“汉语字母”在表达和理解上的通行无碍，不仅完全符合鲁迅当年对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美好祝愿——“那么，只要认识二十八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儿外，就谁都能写得出，看得懂了。况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写得快”，更有望实现1939年黄炎培、邹韬奋等十三人在重庆第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的“适合现代生活的语文工具，即不费时、不费财、不费力的拉丁化新文字”之理想。此外，随着全民英语程度的从普及到提高，可见的将来，谁敢说我们就不能用这种“汉字字母”把英语也给全面汉化了呢？最近看到的成功例子，是“逼模”，即Business Model。

　　说出口才像话，写下来才算字。字之为体，不在于怎么写，端视你写在哪里。凿在王巴盖子上，就甲骨了；刻在锅碗瓢盆上，便金文了……以此类推，键入电脑，乃有此“脑残体”兴焉。瘦鸡之下，唯有球球。从威妥玛到“草泥马”，笑看它万“码”奔腾；任你简体还是繁体，总归是天体无敌。此事还得从娃娃抓起，少年强则中国强，GG衰则MM霉。在这些乐不可支地录入着汉字的当代钱玄同们看来，目前急需解决的唯一问题，压根儿就不是什么简体和繁体，而是手写输入、软键盘输入还是硬键盘输入。而我们，蹲在这个“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万年毛坑”(瞿秋白语)之上，既然还打算一直占下去，短期内尚无起身离席的意思，总得做些贡献，多少出些东西，起码弄些动静出来不是？任重而道远，“裸体字”和我们天天奸面的日子虽然隔得还远，蛋也有鸡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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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不怕贪官(图)
2009-12-20 10:35:00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　跟贴 1 条 手机看新闻  

　　今天，2009年，中国普罗已经能够接受贪官存在人民阵营中，小说电影还能正面表现贪官和人民群众相爱，这个，早个二三十年，是绝无可能的。

　　毛 尖

　　　　　　电影《建国大业》里，宋美龄跑到美国去，白宫看门的见到她，情不自禁说出：SHEISHOT！这话，让一个看门的说，没什么好意，不过，这个不怀好意针对的不是宋美龄，是蒋介石，就像蒋介石的两个标志性用语，一个“达令”，一个“娘希匹”，因为后者是脏话，前者因此也是脏的。

　　用宋美龄来打击蒋介石，这是建国大业完成后，我们在文艺，包括小说和电影中的一种常规语法。长期来，珙产黨人的一个主要特色就是不被美色俘获，王晓棠再怎么大跳伦巴，也动摇不了虎胆英雄的心；相比之下，“脸不对称、满脸雀斑、包金大牙”的蝴蝶迷，也能淫乱敌营。所以，理论上，就像斯大林说的，珙产黨员乃特殊材料铸成。

　　可是钢铁也会生锈，霓虹灯下有赵大大，也有陈喜，渐渐地，珙产黨人的形象从高大全变组合论，从钢筋铁骨变有血有肉，老百姓也普遍接受了“珙产黨人也是人嘛”的“人性论”。随便举个例子，《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已经在网络上被“缅怀”了。课堂上，年轻的学生谈到甫志高的爱情，临别和妻子见一面，为她今后的生活作好安排，这才是男人啊！

　　甫志高是做了男人，但江姐做了犯人。好在，浴血浴火的年代过去了，战争结束，敌人完蛋，再没有冰冷的枪管抵住甫志高的脊梁，对他说“不许动”。甫志高回家，把老四川牛肉献给妻子，之后也用不着领着敌人去找江姐，甚至，可以按他自己曾经设想的，“把联络站办成书店”，然后“把书店办好，出版刊物，逐渐形成一种团结群众的阵地”（《红岩·七章》）。接下去，我们甚至可以想象，风度翩翩的甫志高成为时代偶像。

　　不是瞎说，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最完美的人物形象差不多都是这样，既有感情，又有理想。而逐渐地，爱情携手理想，以双赢的姿态彼此见证彼此提升，搞到今天，贪官赢得的那点民意就是他们对自己的情人还真是动感情，谁都不会忘记，成克杰和他的情妇李平“生死鸳鸯”的故事经过互联网的传播，几乎成了新世纪的标准爱情故事。

　　官人们的爱情赢得这么良好的群众基础后，《蜗居》出场。《蜗居》的故事很简单，姐姐海萍和丈夫苏淳名校毕业后留在上海，奋斗目标是“一间自己的房”。可是，辛苦的脚步赶不上涨价的速度，他们成为房奴而不得的过程中，一向受海萍照顾的妹妹海藻慨然出手，向她认识不久的市长秘书宋思明借了两万，而这两万，是海藻的男友小贝不舍得借的。接下来，故事的重心就从海萍转移到了海藻，有型有情的宋秘书在海藻全家的每一次难关前，轻轻一声“芝麻开门”，就超度了所有凡身。哦，且慢，宋秘书超度所有人，除了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当然，宋秘书超度得最厉害的是海藻，而且，小说给了两个最动人的理由，一，海藻像宋秘书大学时代的早夭恋人；二，阴差阳错，宋秘书以为他是海藻的第一个男人。第一个理由说明宋秘书有多么一往情深，像他喜欢对海藻说的，“从一而终”；第二个理由说明宋秘书真是没什么瞎搞经验，而且这个理由也“充分解释”了他为什么超度不了自己老婆，因为他不是老婆的第一个男人。

　　宋秘书对海藻好，方式蛮琼瑶的，买梦游娃娃，然后自己梦游着把车开到恋人楼下；恋人出差，还出其不意地把自己快递到恋人客房门口。当然，最感人的是结尾，要恋人把孩子生下来，“爱她就让她为你生个孩子，然后用两个人的血浇灌同一棵花朵。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分开了”，甚至，在自己死后，还安排了一个外国友人来接海藻和已经不存在的孩子出国。他一切都为海藻安排好了，孙悟空一样的男人，长得又跟刘德华似的，请问，哪个女孩抗拒得了？

　　书中有一个细节，为了帮姐夫还高利贷，海藻又去问宋秘书借了六万元。这六万元，是他们两人发生第一次关系后，宋秘书托海藻的老板带给她的。海藻拿着厚厚一叠钞票，“冷冷一笑，想来这就是自己的卖身钱？果然春宵一刻值千金啊！”不过，作者没有让海藻在这种不良好的感觉中沉浸，越过一段，海藻就把钱送到了海萍家。“看着姐姐浑身轻松的样子”，海藻“觉得自己很干净了”。海藻干净了，宋秘书自然也干净了。而更有意思的是，小说中的这段话，在连续剧中，以旁白的方式特别抒情地念了出来。

　　实事求是地说，在那一刻，如果小说还没能帮宋秘书完全收买人心的话，那么，连续剧做到了。不要忘了，在影像中，“旁白”不仅是最有分量的方式，而且几乎是最道德的影像提示，尤其中国影视因为深受苏联和朝鲜表达的影响，听到旁白，几乎是如奉纶音，《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如此，《无名英雄》也如此。比如，顺姬死后，伴随着学生装的顺姬在鲜花丛中复活，肖南的旁白以无比的激情既震碎了我们的心，也弥合了我们的心。是的，通过旁白，我们对顺姬涌起更大更深的爱。当然，年轻人可能没有《无名英雄》的记忆，不过不要紧，刚刚热播过的《潜伏》还在我们心头，左蓝死了，余则成站在她边上，旁白说，“这个女人身上的任何一点都值得去爱，悲伤尽情地来吧，但要尽快过去”，这个时候，所有的观众都愿意和余则成一起，跪在左蓝面前吧。

　　这样，当《蜗居》以旁白的方式反反复复为宋秘书和海藻漂白时，我们吃了迷魂汤一样地成了他们的爱情同情人，当然，一起被绑架到这场蜜蜜甜爱情中的，还有我们记忆中那些通过旁白强调的美好爱情。饭桌上，谈到《蜗居》，一个朋友说，妈的，明明觉得姓宋的有问题，可还是情不自禁希望他坏人有好报，邪门啊。说邪也不邪，稍微回想一下，哪个人物的内心获得画外音的次数最多？宋秘书嘛！相比之下，勤勤恳恳的小贝根本没有得到画外音的援助，在他失魂落魄的时候没有，在他发愤图强的时候没有，尽管他作为一个纯真爱情的符号出现在小说和电视剧中，但导演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让他买个冰淇淋表达爱情，中学生看了都觉得弱智。所以，小贝根本不是作为宋秘书的对立面出现，而是宋的赞美者，每次，海藻只会在小贝身边想念宋秘书，但从没在宋秘书怀里想过小贝。

　　还不止这些，整个故事中，海萍夫妻看重钱，宋秘书老婆看重钱，小贝看重钱，底层老百姓更别提，为了钱还丢了命。但恋爱中的人不看重钱，海藻最不看重，你看她乱花宋秘书给的钱；宋秘书更不看重，他只用钱擦亮爱情，其余时间不是高屋建瓴，就是深情款款，甚至，在他牵头的拆迁致死案发后，他还能特别人性地要求手下对底层百姓仁义些。啧啧，他几乎就是完美的男人，而且，在一笔带过的几次交代中，我们知道，他在工作中的人缘也很好，工作能力也很强，差不多是一个好干部。

　　那么，《蜗居》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为贪官招魂？歌颂真爱无敌？

　　嘿嘿，《蜗居》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毋庸置疑，《蜗居》是一部表现社会现实的力作，从开播后不断攀升的收视率和议论度就能看出，房子问题击中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连串数字蹦出：房贷六千，吃穿用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费三百四，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至少！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这些数字逼得我一天都不敢懈怠。”

　　房子问题压得海萍喘不过气来，海萍又压得自己老公苏淳喘不过气，不过，海萍在追求房子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她最后终于搬到自己新房中的那种幸福感，以及小说和连续剧最后的一个镜头——淮海路上，“海萍中文学校”正式挂牌开张——都在在说明了，这个奋斗是值得的。而更加了不起的是，在海萍夫妻奋斗过程中，苏淳意外入狱，虽然最后是宋秘书的法力解救了升斗小民，但前头小市民气十足的海萍却因此对丈夫焕发出了全新的爱。所有这些，几乎以铁的事实表明了海萍当年把自己和老公留在上海的决定是对的，虽然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海萍不断地想象如果回到老家，日子可以多么轻松惬意。可毕竟，老家没有东方明珠，没有伊势丹，也就没有梦想和动力。

　　也是这个逻辑，在小说中，原本应该构成对立关系的房奴海萍夫妻和地产推手宋秘书，不仅没有剑拔弩张，还实现了南北一家亲，甚至，钉子户一家最后搬入全装修房子的一幕，也没有一点血腥气。相反，有一点点血腥气的是海藻的流产和宋秘书的车祸，但这两个不幸，因为是政治正确的必要前提，对两人来说，都不能更好了。

　　所以，整体而言，《蜗居》的主题是社会和谐，禁播《蜗居》是站不住脚的，至于传说中的《蜗居》因黄被禁，那更是离谱。《蜗居》如果是黄的，那么肯德基的鸡腿广告更黄。而我对《蜗居》特别感兴趣，主要在于老百姓对宋秘书的接受。

　　排除前面提到的文字支持和影像支持，包括逆用“宋美龄语法”，宋秘书的情种身份有效地掩盖其贪官本质，女性读者如果够坦诚，多数都宁愿舍小贝就老宋吧？但无论如何，宋秘书作为贪官的事实是不能被抹除的，他利用职权侵占公共利益，结党聚伙牟取私利，甚至他和海藻的关系，用新闻报道的方式来说，也够得上用一个“霸占”，也就是说，宋秘书的本质不难揭穿，那么，普罗的政治觉悟哪里去了？

　　情形是，海萍一边抱怨房价，一边也投身了房市，观众对宋秘书的接受也是这样，接受他，就像接受现代化的事实和污点。而更重要的一点是，今天，2009年，中国普罗已经能够接受贪官存在人民阵营中，小说电影还能正面表现贪官和人民群众相爱，这个，早个二三十年，是绝无可能的。是我们的阶级阵营消失了，是我们的人民已经绝望地认同坏现实了，还是人民群众已经强大到可以消化贪官了，意思比如《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瞿恩对杨立青说：“你要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就像大海，有自我调节和净化的能力。”

　　我的想法是，不管《蜗居》的作者和导演对宋秘书的美化出于什么想法或目的，但从读者和观众对宋秘书的接受来看，人民群众不再把贪官放在眼里，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人民群众的力量和自信不仅今非昔比，而且人民的宽容力和包容力也显示出新能量。当然，这么说，可能会有乡愿的色彩，但是，就像海萍每天必须进账的“四百”中，房贷最多也就占一半，而终有一天，这个房贷会结束。我想说，如果要在民间调查贪官的性价比，《蜗居》提供了一次极为有效的社会普查，而随着贪官的性价比在公共生活中越来越低，我相信，中国人和中国能量会越来越高昂。


　　这么说，我再次感受到乡愿的压力，尤其目前阶段而言，《蜗居》在为宋秘书（没错，我一直有意在使用“宋秘书”，而不是“宋思明”）唱挽歌的时候，因为歌声过于动人，会让人因晕眩而失去判断力。所以，在一个真正强有力的人民群体建立前，我认为，《建国大业》这样的“宋美龄”策略还是可以继续征用一段时间。人民虽然不再害怕敌人，不再害怕贪官，但现阶段，似乎还没到为贪官盖被子的时候，否则建国后三十年，我们不遗余力打击的敌人，极有可能借尸还魂。

　　新中国至今六十年，上半年，大家都在讨论《潜伏》，下半年讨论《蜗居》，前者重提信仰，后者再现生活，这里，大概存放着2009年的重大意义吧。在信仰和生活之间，我个人觉得，2009年应该尽可能拖住《潜伏》，让它继续在生活中放大发酵，这样，在看到《蜗居》中的宋秘书时，观众能更快地一眼认出，嘿，小样，甫志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