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哪种西方模式

投诚组

最近国际上的热门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希腊债务危机，二是中国的人民币汇率。

　　在我看来，希腊危机不过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诸多矛盾的一个体现；而人民币汇率问题则是横跨太平洋的贸易失衡再平衡过程中的冲突导火线。相对前者，后者是更大的问题。

　　尽管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已经有所改善，缩减到GDP的3％左右，而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下降到GDP的5％左右，但是德国、瑞士和挪威等國镓的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例要高于中国，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产油国也同样是重要的贸易盈余国。

　　当下，没有人听说美国人抱怨并督促海湾國镓的货币脱离与美元相关的联系汇率制度。

　　其实，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一个短时期的问题，真正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应该是，下一个30年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式，这包括金融发展模式的调整。

　　从1979年中国启动对外开放政策算起，已过去30年，未来30年将是60年这个周期的第二阶段。基于各种对中国经济增长轨迹的预测，中国的名义GDP可能在2025年－2030年间超越美国，而同期印度可能超越日本。这种预测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

　　在20世纪80年代末，大家都在鼓吹日本是No.1，当时日本的GDP和股市总市值都已经非常接近美国，但是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元大幅升值让日本陷入了严重的债务紧缩危机，至今未能摆脱。

　　南怀瑾先生在回顾中国历史和哲学思潮时指出，评判中国在现代世界崛起要着眼于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由于西方模式不是单一的，我们究竟应该学习哪种西方模式？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高瞻远瞩地去设计，把科学与科技的教育跟哲学与人文汇流。不然，科学发展如一头脱缰的野马，会给人类自身带来毁灭性的祸害。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与世界合流的方式怎样影响中国的文化和社会政治？南怀瑾大师以日本为例阐释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不幸的是，日本近期的经历更多是一些负面的教训，而非正面的经验。

　　我们的经济学理论很大程度上源自西方，那么就从传统的经济分析出发，来看看我们当前究竟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大卫·休谟和卡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集中于分析三个关键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

　　这三种要素在2010年的表现如何呢？因为零利率政策和全球央行不断增发钞票的缘故，当前资本的价格接近于零；新兴市场國镓青年劳动力源源不断的供给，使得劳动的价格非常低；投资者因为担忧长期会出现通货膨胀，结果推动了土地价格的快速升高。

　　在发达國镓市场，资产价格泡沫刚刚破灭，但是在新兴市场，因为全球化和套利交易驱动，资产泡沫才刚刚兴起。任何一个新兴市场國镓只要提高利率，就可能诱发“热钱”的流入，这些“热钱”大部分都是通过杠杆化的套利交易来实现的。

　　这些投机性套利交易盛行的一个原因是，投机失败之后炡椨可能救助失败者，这样一来，一些无效率的市场活动和机构不会自动清除。

　　因此，我个人的推测是当前全球并没有真正走出危机。截至目前的经济增长，不过是财政刺激政策和历史罕见低利率政策造成的。

　　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当前全球面临两大危机：金融危机和气候变暖。这两大挑战都源自人们借助过度的杠杆来支持过度的消费。那么，应对之道在哪里？

　　这个问题其实也就是南怀瑾大师提到的第一个问题——究竟应该选择学习哪一种西方发展模式。

　　在我看来，最好的选择是在盎格鲁-撒克逊的利伯维尔场模式和以奥地利的制度经济学和斯堪的那维亚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两支的欧洲模式之间找到某种适当的平衡。

　　当前这场危机已经清楚地表明，不受约束的贪婪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终究会出现问题，作为其支撑的利伯维尔场理论也凸显种种不足。

　　让人惊奇的是，日本通过共识社会而建立起来的发展模式，事实上比欧洲还要社会主义。下一篇文章，我将阐述日本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國镓政策在过去20多年间的失误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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