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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淫嫖娼“合法化”风波 400万从业者5000亿产值
2006-04-13 16:54:00 来源: 大众生活报 收藏此页 网友评论 0 条
2006年1月19日，周瑞金先生在东方网发表《两会代表不妨议议地下性产业》一文，提出将性产业纳入政府公共管理范围，对其进行阳光管理。3月中旬，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黑龙江代表迟夙生也提出建议，将“卖淫嫖娼合法化”。性产业合法化的争论，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支持者认为，将卖淫嫖娼合法化，有利于防止性病和艾滋病的传播。反对者则驳斥，它破坏了社会的公序良俗，腐蚀着人们的主流道德观念，还诱发各类违法犯罪，造成社会不稳定。
卖淫嫖娼“合法化”风波，源自专家学者的技术性考量，实际反映的是现阶段公民性道德标准之争。确切地说，公民性道德标准，不仅体现了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伦理判断，而且折射出当下公民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的文明程度，它绝非技术性考量所能完全涵盖。而技术性考量是远不能将性与道德剥离的。相关舆论的讨伐声，就勾勒出了“技术性”图谋的困境。
在社会生活日趋多元化的今天，获得新的社会共识来自于社会实践，来自于社会舆论的广泛参与。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本刊编发了此一专题，希冀为当今社会的价值重建提供一份参考。
大陆地下性产业“合法化”风波
文/记者 周季钢 实习生 魏敏钢
2006年3月7日，《人民日报》家属院内。
坐在《凤凰周刊》记者面前的周瑞金，发丝飘雪。在这张和蔼的脸上，记者已很难找到“皇甫平”昔日的政治烙印。1991年，《解放日报》发表了周瑞金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该系列评论被称之为“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先声”。
2006年1月19日，周瑞金在东方网上发表《两会代表不妨议议地下性产业》一文，提出将性产业纳入政府公共管理范围，对其进行阳光管理，是“为构建文明和谐社会计”。在此之前，包括萧瀚、潘绥铭、李银河等学者都先后公开发出过性产业“合法化” 或“非罪化”的呼吁。基于周瑞金的特殊身份，他的言辞给人诸多猜测。与此同时，他的言论被视为严重冲击社会主义道德底线，非议不断。
2006年3月1日，在新近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相关规定更趋严厉：嫖娼被抓将被通知家人，站接拉客等被定性为违法。
2006年3月上旬，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黑龙江代表迟夙生再掀风波。她在其建议“卖淫嫖娼合法化”被黑龙江代表团否决后，仍表示将争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再次提出该建议。
性产业合法化的争论，一时间，在中国引发了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轩然大波。
400万性从业者，5000亿产值？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伟曾如此描述中国性产业的“浮世绘”：在武汉，一度出现三陪小姐要求申领就业证的奇闻；从广东至东莞，沿途的山间别墅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二奶村”，别墅中多为港商包租的妓女；山西太原，公开登记的歌舞厅曾一度达到5000家，其密度堪称世界之最……
“性产业”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的概念。学术界认为，该产业一般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直接从事性服务的“卖淫业”；二是从事间接性服务（如性表演、色情按摩）的“色情服务业”；三是性用品和色情品业（如黄碟）。周瑞金认为，中国的“性产业”已经形成：“制黄贩黄”是其广告部门，“三陪”是其展销部门，江湖医生是其售后服务部门，直接性服务则是其核心生产部门。
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1984年中国查处卖淫嫖娼人员1.2万人次，1989年达到10万人次，1991年突破20万人次，1992年增加到25万人次。从1984年到1998年，中国累计查处大约237万人次。而社会学家估计，卖淫嫖娼人员的查处率为10%。
周瑞金认为，中国有性工作者约400万人，2005年产值达到5000亿元人民币。
事实上，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中国性产业的规模在学术界一直有争论。周瑞金说：“有人认为我的数据是最保守的，真实的数据应该要多出10倍。”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知名性社会学专家潘绥铭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则称，根据他的研究，中国的小姐数量约为100万人。
而美国国务院于2005年2月28日发表的《2004年度国别人权报告》认定，中国有1000万性工作者。
中国经济学家杨帆推测，假定性产业从业人员收入的50%用于消费，以5000亿元的产值计算，则每年消费额为2500亿元；其带动的化妆业、交通业、通信业等产业的发展是其消费的4倍，性产业带动的年社会总消费额高到10000亿，这相当于2005年中国GDP的5.5%。杨帆甚至估计，国务院颁发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在1999年下半年实施后，导致GDP下滑1个百分点。
“合法”说招致舆论抨击
2006年1月19日，周瑞金在东方网以《两会代表不妨议议地下性产业》为题发表评论称： “艾滋病已成为中国一个严峻的公共安全问题……近年来，中国社会学家提出不少好的建议，要求我们政府借鉴西方国家政府公共管理经验，出台‘性产业’的管理办法，让它从地下走到地上来。”周瑞金呼吁，上海的两会代表不妨“议一议”。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周瑞金就开始研究性产业问题。1996年10月，在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宣部召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座谈会，召集相关人士进行讨论。周瑞金与会时表示，怎么建设精神文明？首先要治好社会病。周瑞金将黄（色情）和黑（黑社会）、白（毒品）、赌（赌博）、愚（愚昧）并列为五大社会病。他指出，社会病的治理要靠社会公共管理来解决，靠突击性的打击这种过去惯用的政治运动方法来治理社会病，一定是失败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周瑞金担心的社会病在此后的10年间迅速扩散。
2006年1月，上海“两会”召开前夕，作为上海市政协委员的周瑞金认为“旧调重提”的时机到了。此前不久，他公开发表的《改革动摇不得》一文，被外界视为“皇甫平”重出江湖的信号。在该文中，周瑞金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同公共产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顺着这种思路，周瑞金自然而然地想到，“把日益扩展的地下性产业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围，对其实行阳光管理的必要性。”
周瑞金进一步认为应该参照国外设置“红灯区”的做法，把它从地下转到地上，限制范围，严加管理，杜绝性病流行；成立专门的工会组织，为性工作者开展维权活动和社会保护。
2006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律师迟夙生也提出建议，将卖淫嫖娼合法化，以便规范性工作者接受健康检查，防止性病和艾滋病的传播。迟夙生说，她争取了3年，最终游说到了3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签名支持。因为考虑到该议案的敏感性，她将议案改为了建议。
在建议中，迟夙生提出废除《刑法》第358条中关于“组织他人卖淫”的处罚规定；同时也表示，对于逼迫妇女卖淫者仍须惩处，也不容雏妓的存在。但迟夙生的该建议被黑龙江代表团“枪毙”，理由是她所提的提案、建议太多；同时人大会议接受代表议案、建议的期限已到。迟夙生透露，她正争取将该建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提出。
周瑞金和迟夙生的言论在网上引起巨大反响，有人赞同、支持，也招致广泛质疑和抨击，其核心是性产业合法化和中国的意识形态相冲突。
有人在人民网发表文章指出：性产业合法化，“其一，它破坏了社会的公序良俗，腐蚀着人们的主流道德观念；其二，它导致性病、艾滋病流行，危害国民身体健康；其三，它破坏婚姻家庭关系，诱发各类违法犯罪，造成社会不稳定。对此，我国政府一直将其作为违法犯罪予以打击，无论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还是《刑法》，都可以从中找到相关罚则。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身心健康，乃利国利民之举，也得到了绝大多数民众的热烈拥护。”
四川新闻网上也有人撰文指出：“国法从来就是社会和谐的根本保障。所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必须符合国法才是合理的，反之就是非理的。卖淫嫖娼在中国的国法下恰恰是非理的。试想，假如不顾国法而一味追求‘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无数违法犯罪的现象从市场经济角度分析，都具备市场特征和经济性质，这难道也是合理的吗？”
网民顾可尾认为，周瑞金把“性产业”说成“并非由社会制度决定的社会病”，极其不负责任。至少应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周瑞金所列的现象就不复存在。中国政府曾成功禁娼数十年，为世所公认。
性产业与道德底线之争
潘绥铭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将大陆解放初期禁娼的成功，归结为“改朝换代的力量”。
“解放军进城，机关大炮架着，别说禁娼，禁吃都能做到”，潘绥铭笑侃说，从方法上论，中共用的是正宗马克思主义，把妓女视为“阶级姐妹”，发动她们斗地主（妓院老板）；从卫生角度来说，在上海，陈毅曾批示把库存给抗美援朝志愿军用的盘尼西林，先用于为“阶级姐妹”治性病，仅此一项就花费18万元；政府还为妓女提供各种就业机会，包括去纺织厂做工，甚至参加卫生防疫队；鼓励妓女结婚成家；妓女回乡分土地，其阶级成分为贫农。
但潘绥铭认为，解放初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如今已不复存在。
一个客观事实是，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人们的价值观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道德观的变异就是其主要特征。
近二十多年来，大陆警方对卖淫嫖娼活动的打击从未停止过，但此类现象愈演愈烈也是现实。有学者认为，其根源在于生存方式的多样化，带来了道德评判标准的多元化。在计划经济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社会生活，“卖淫嫖娼丑恶化”成为社会成员共识。在社会转型期，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减弱，社会价值观也逐渐呈多元化趋势。在此背景下，“卖淫嫖娼丑恶化”作为社会共识的基础性条件是否仍存在，受到质疑。
一些学者认为，“卖淫嫖娼丑恶化”应为社会成员的较高道德标准，而非道德底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陆刑法对个体性的卖淫嫖娼活动不予追究，遵循的正是这一逻辑。同时，从现实的角度看，现阶段政府尚难保证社会成员的充分就业，而性从业人员多为边缘人群，其选择应视为个体理性。因此，如果将“卖淫嫖娼合法化”视为一种冲击，它冲击的是较高道德标准，而非道德底线。它对意识形态的冲击也就无需夸大。应该承认，正视地下性产业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降低了当今社会的整体道德标准，但称它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标准的一种客观写照也不为过。
潘绥铭说，前苏联就曾存在过妓女现象。《苏联青年的性生活》一书中披露：十月革命以后一直到1927年将近10年时间，列宁领导下的苏联，妓女的数量超过了沙皇俄国时期。《真理报》上发表社论：**不是天主教会，卖淫嫖娼不能归结为道德问题，是因为战争期间没办法解决众多农村妇女的就业问题。
事实上，卖淫嫖娼问题上的争论，在中国曾公开或私下发生过。据2000年10月25日的《人民日报》报道：1986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提交审议，围绕着是否应对卖淫、嫖娼处以罚款等焦点问题，在立法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历经3次审议后才趋于一致。
也有学者认为，卖淫嫖娼“合法化”风波，源自专家学者的技术性考量，实际反映的是现阶段公民性道德标准之争。确切地说，公民性道德标准，不仅体现了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伦理判断，而且折射出当下公民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的文明程度，它绝非技术性考量所能完全涵盖。事实上，技术性考量是远不能将性与道德剥离的。相关舆论的讨伐声，就勾勒出了“技术性”图谋的困境。
从地下走到地上的“试验”
对于卖淫的法律界定，世界上大致有三种立场：卖淫非法化；卖淫合法化；卖淫非罪化。
据了解，世界仅有少数国家和地区以法律形式规定卖淫为非法。中国的刑法并不惩罚妓女和嫖客，只惩罚强迫、组织、容留他人卖淫者。但治安管理法规却是禁止卖淫嫖娼的。
199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中指出，“严禁”，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良好的社会风气”；2006年3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执法部门对待卖淫嫖娼的态度更加严厉：嫖娼被抓将被通知家人，站接拉客等被定性为违法。
法学专家赵军认为，将卖淫定位非法，是将道德直接提升到法律的表现。在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道德与法律应该明显分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萧瀚则明确主张卖淫合法化。
尽管学者的主张并未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但潘绥铭还是感觉到了变化。潘说，在2003年前，一涉及卖淫嫖娼话题，舆论便是一边倒，骂声一片；如今已有支持或同情的声音。
2005年6月9日，卫生部公布《高危行为干预工作指导方案（试行）》：鼓励性从业人员接受性病诊疗，使用安全套。有评论担心，这是中国政府以防艾为由，默许性产业合法化。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行为干预室主任吴尊友解释：“推广安全套就像驾车使用安全带，当然不是鼓励你去违反交通规则，它的用意在于规范环境。这种做法不仅更负责任，而且更现代、更文明。”
事实上，一些地方已悄悄开始将性产业纳入公共管理的“试验”。潘绥铭曾在大陆东南部的某些县调查，发现性产业中已经出现了工会，有的叫娱乐业工会，有的叫文化产业工会，并且正按照自身规律运作。最为公众所熟悉的是，税务部门对性从业人员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做法，在大陆不少城市已推广开来。
性产业“合法化”论战未息，但交锋双方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地下性产业的无序生存状态，正日益成为诸多社会问题之源。胡会杰
[ 本帖最后由 iamahasd 于 2008-7-5 22:26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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