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上裤子，来聊聊左右吧…………【转贴】右与左如一丘之貉

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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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与左如一丘之貉 [/url]
金仕并 @ 2008-5-11 7:48:11 阅读(3720) [url=http://www.bullog.cn/blogs/liusu/trackbacks/136067.aspx]引用通告 分类: 他山之石
　　五四运动整整一年前，1918年5月4日，孙文孙中山先生作《辞大元帅职通电》，中有“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法律及民意之下”之句。其实，公正地说，孙先生自己也摆脱不了历史的局限，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里就告诉我们，是孙中山而不是蒋介石首先把国民党改组成独裁政党的，这正是孙中山从列宁那里学来的“俄国经验”。
　　昧古而不知今，学历史的趣味——有时也是悲哀——之一就是可以让我们看到，杜牧说的“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情形总是不断重演。下面推荐的徐晓宏的《长平事件：论中产阶级与政治领导权》（我并不同意该文的全部观点）一文中，最让我有所触动的就是援引法国大革命和伊朗革命为论据的那一段。正是这篇文章，让我坚定了自己的“右与左如一丘之貉”的看法。
　　别的不说，某些右派领袖借助自己的网志，煽动群众斗群众，这种手法和某些左派实在也没有什么区别。几个把自由主义当成道德制高点而洋洋得意的人需要粉丝，一群嫉左如仇的没有独立人格的小右右需要主子——事就这样成了。
　　说实话，如果人非要有点道德优越感的话，那他应该是靠实干来为之提供合法性，而不是靠干嚎。其实理论可以千头万绪，实干的路往往没有几条，否则欧美发达国家的左右政党何以会齐向“中”看齐，谁上台都差不多呢？这也可以算作一条经验吧：道理说得越天花乱坠的，普士摆得越悲天悯人的，“凡是”“一定”“必然”“只能”用得越频繁的，越是银样镴枪头，绝不能当真。
　　顺便说一句：徐晓宏的这篇文章原发于《儒家邮报》第62期。如果有人因为我推荐这篇文章就以为我是新儒家，那我想送他两个字——脑残。
2008.05.11
徐晓宏《长平事件：论中产阶级与政治领导权》
（红色为本网志转载时标明）
　　2008年4日，在臧独事件引发的振荡正处于顶峰的时刻，《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长平发表了以《茜臧：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的文章，借机再次提出了新闻自由的诉求。然而，该文所引起的效应，非但不是作者所期待的人们对于新闻自由这一诉求的支持，而是排山倒海式的批评和愤怒。长平先生大概现在还在纳闷为什么自己的发言会这么失败，抑或正在哀叹中国人是多么的不可救药。
　　然而，这一事件也集中暴露了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幼稚和中国民主化的政治困境。长平先生恐怕所不能理解的是，他的文章所激怒人们的，并不是他的新闻自由的主张，而是他对于民众情绪的否定，他那种教训民众的态度，和启蒙先知式的口吻。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似乎养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就是对于“民族主义情绪”的担忧和敌视。这样的担忧和敌视，当然有一定的理由。自由主义一般推崇独立的政治判断的价值，因此总担心这样独立的判断被多数人的情绪所淹没。
　　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民族主义情绪的恐惧，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它的国际背景，是晚近几十年来西方知识分子对于民族主义的批判和抛弃。这一批判和抛弃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知识生产领域的跨国流动急剧增加，使得西方主流知识分子在体制上依赖一种世界主义的政治视角。但即便如此，他们一般也是在学院里面以学术研究的语言对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行委婉的质疑，像长平先生那样在报纸上以教训民众的口吻公开攻击“民族主义情绪”的事情，几乎无法想象。而长平先生的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做老百姓的启蒙老师的士大夫习惯姿态。
　　然而，民族主义情绪真的那么可怕吗？民族主义真的与自由民主不可调和吗？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历史，民族主义和自由民主恰恰是两个如影如随的现象。英国——现代政治自由的故乡——从17世纪到19世纪几乎每一次的政治进步，都是与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交错在一起。光荣革命被当时的人们理解为把英国从罗马天主教的魔爪和法国的威胁中解放出来的革命，尽管事实上它是以荷兰执政者威廉三世入侵英国的形式登场的。直到1832年的民主改革，都是与人们对法国暴民政治会危害英国政治稳定的恐慌分不开的（英国人这种排外式的恐慌，在最近的伦敦奥运火炬传递中关于“中国流氓来了”的非理性的情绪中再一次得到了令人捧腹的展现，参见Brendan O’Neill对此精彩的讽喻：http://www.spiked-online.com/index.php?/site/article/4963/）。同样的，法国大革命尽管表面上看上去是人们对于君主专制的反抗，但这是与当时的革命者认为国王政府没有能力以法兰西民族的名义应对英国挑战的情绪纠集在一起的。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台独民族主义与台湾民主化难解难分的关系，不过是扎扎实实发生在我们眼前的对这一命题的又一例证。
　　理论上来说，民主化必然伴随着对于民众更加广泛的动员，而把广大的民众维系在一个核心政治体的，必然就是这看不见摸不着的“民族主义情绪”。就算在当代的西方知识分子之中，这样的情绪也并没有完全消逝，相反还有复苏的趋向。在本次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初选中，奥巴马之所以在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就是因为他把民主党的价值和爱国主义精神——这种已经和美国主流知识分子久违的情绪—— 成功地结合起来，让无数学院知识分子留下了热泪。
　　因此，无论从历史还是理论的角度来看，民族主义（国族主义）都是民主化不可避免的伙伴。长平先生崇尚自由，而这自由，当然包括少数人持有不同意见的自由。换句话说，是要照顾少数人的情绪。但是，当你连多数人的情绪都不承认都要教训的时候，你又怎么能够让这多数人再来照顾少数人的情绪呢？
　　也许有人会问：为了照顾少数人的情绪，难道不是应该通过打击多数人的情绪吗？在这样狭隘的思维中，隐含的是中国民主化真正的困境，那就是中产阶级在政治领导能力方面的匮乏。
　　民主化进程的成功，在现代国家的历史上，都需要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中产阶级需要有足够的能力和责任感来接管国家权力和民众的领导权。因此，中产阶级需要做好充足的政治准备，才能保证这个进程以成功而告终。中国民主化的荒唐之处在于，有许多人已经期待了十几年、二十几年，而多数人也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临，却没有人为此做有理性的政治准备。它就像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在我们上空，谁都知道它有一天会砸下来，人们或者焦急或者恐慌地期待着，却没人想过它砸下来时如何去接住它。
　　那么，中产阶级需要做什么样的政治准备呢？第一，要熟悉国策，熟悉如何管理国家事务；第二，要善于和民众沟通，照顾民众情绪；第三，要善于领导民众，保护个体、尤其是少数派的个体的自由。
　　现代国家是一台庞大的机器，有复杂的官僚结构，要负责数不胜数的经济、民生、军事和外交等事务。从国内的新兴媒体如《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新京报》、《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等对于国策的讨论逐渐深入和娴熟起来这一点来看，中产阶级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的确在熟悉国策方面正在取得一点点的进步。
　　然而，与国策方面的进步相对比的是，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不成熟。这一点，在长平先生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现代国家中，中产阶级在天性上总是热爱自由的。这种天性来自于他们的职业性质。他们的劳动方式，决定了他们需要信息流通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然而中国的中产阶级，却像长平先生一样，往往把他们对自由的热爱与民众的情绪对立起来，以为要有自由，要保护少数人保留不同意见的自由，就要否定多数人的情绪；他们把听取民众和听任民众等同起来；他们忘记了吸引民众支持与领导民众是一个辩证法，从而主动放弃了自己领导民众的责任，把它送还给了执政党。当他们要发出独立的政治声音时，他们就像被旧式知识分子附了体，变成了一副教训民众的腔调。他们还没有了解到，政治恰恰是不可能的艺术，是巧妙地保持有远见的国策、民众支持和个体自由三者间的平衡。
　　在这样的政治思维下，如果现有执政党出现危机、民主化进程突然启动的话，结果必然不是他们所期待的民主化，就连他们已有的一点自由都有可能会失去。法国大革命中，在废除封建制和国王专制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中产阶级出身的吉伦特派，因为不能解决物价飞涨和食物短缺问题却又不能安抚民众的不安时，就开始教训起民众来，从而把民众的领导权让给了更加激进的山岳派，为后者把自己送上断头台铺平了道路。俄国革命中，孟什维克们同样因为身上那股俄国旧知识分子好为民师的积习，疏远了民众，把苏维埃的领导权让给了更加激进的布尔什维克，为自己被清洗出政治舞台制造了条件。伊朗革命中，当国王被迫宣布自由化时，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们欣喜若狂，准备组阁接管权力，却发现自己并没有能力恢复秩序、安抚已经深受什叶派和霍梅尼影响的民众，于是甘愿忍受霍梅尼对他们的辱骂，试图利用他的影响力来领导民众，最终却发现霍梅尼夺走了他们手中所有的权力。他们推翻了一个国王的专制，却迎来了另一个带着头巾的“国王”的更加不自由的统治。
　　今天，在中产阶级达到领导能力与责任感的政治成熟之前，任何关于由执政党外力量接管国家权力的民主化期盼可能都是奢侈、甚至危险的。与其面对更加不可测的激进后果，人们宁愿选择接受继续接受执政党的统治：尽管不能获得充分的自由，但至少人们能够享有社会的稳定，以及或多或少的生活改善。
　　也许，就今天的中国现状而言，能够为民主化做好政治准备的，更有可能是执政党自身。这一道路所采取的方式，就是在执政党内部的竞争中部分力量被迫与中产阶级联合，开放政治自由，同时吸引民众支持，又维持强有力的国策能力。这大概也就是党内民主带动全社会民主的意涵所在吧。然而这一道路，我们在今天却很难预测得到。因为任何所谓改革派对保守派的思维方式，都是政治幼稚病一厢情愿的想法。迪斯累利的保守党所领导的民主改革和林肯的共和党所提倡的废奴运动，是无数反例中人们熟知的两个。这一过程是如此神秘，如此地不可测，我们无从知道它何时发生，怎样发生，是否会在现有秩序的稳定和繁荣耗尽之前发生。因此每当我们想起它，不过是另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而已。然而，当中产阶级始终缺乏领导民众的勇气与责任感、始终害怕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时，我们就只能忍受这达摩克里斯之剑的命悬之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