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字禁忌义项本源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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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字禁忌义项本源的探讨


摘  要：“日”字的义项很多，本文就“日”字的禁忌义项：性行为，进行了本源探讨，认为该禁忌义项来源原始初民对太阳崇拜和男性生殖器崇拜，但随着“日”的帝王象征意义的巩固和强化，在中国古代社会，“日”字的“性行为”义项作为一种民族心理情结沉淀着，一直到反宋理学、宣扬人性时，才得以张显。
关键词：太阳  崇拜  君象  理学
史前的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思维水平、认识能力的简单，原始初民在对自然的恐惧和敬畏中，首先对万物有灵的自然产生了崇拜，尤其对给大地带来光明的太阳顶礼膜拜。因为太阳的存在，促进了农作物的生长，使人类得以生存与繁衍。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原始初民对太阳的自然崇拜和对人类自身崇拜的关系，来探讨“日”字禁忌义项产生的根源及其发展过程。
一
“日”字是汉语中最古老的字之一，义项众多，使用频繁，甲骨文一期中就有“日”字。《中文大字典》（《中文大辞典》第15册，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1982年，第295页。）罗列了“日”字的二十个义项，《中华字典》（王同忆主编，三环出版社，1990年12月一版，第851页。）列出六个义项，这六项基本对应《中文大字典》的第1、9、16、15、11、20项，《现代汉语辞海》(倪文杰、张卫国、冀小平主编，人民中国出版社，1994年6月第一版，第841页。)也列出了六种义项，基本对应《中文大字典》的第9、1、12、14、10、20项，《辞海》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88年7月第一版，第755页。)则列出了八个义项，前七项基本对应《中文大字典》的第1、10、9、14、15、16、11项，第八义项是新增义项，“旧时指日辰禁忌,唐柳宗元先生集十九三戒某氏之鼠：“永有某氏者，畏日，据忍异甚”。
“日”字属于象形字，取太阳之形，中间有一个点，表示太阳的中心是实体。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日，实也，太阳之精不亏。”随着发展，“日”字的义项发生了流变，一部分淡出历史，一部分得以保留，像“太阳”、“昼”、“一天”、“时间”、“光阴”、“国名”等义项至今仍在广泛运用，而“实”、“火”、“君象”、“德”、“日辰禁忌”等义项已经基本消亡，关于“二”的义项今天在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作为方言仍取古意，表示数字“二”（《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出版，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第693页。）。
值得关注和探讨的是，“日”字一个禁忌义项上述几本词典均没有收录，但却在今天运用甚广，即“性行为（多用于骂人）”（《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出版，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第693页。）。“日”字的这个禁忌义项是如何产生的，又经过了怎样的发展过程，为什么今天很通行，却难在古代文献中查找……等等，这些问题不是单单用“禁忌”二字可以概括解释的。
二
有研究者认为，“日”的禁忌义项，或者叫贬义功能，跟它的词源有关。“日”应该源于晋语的禁忌词“入”(男人的性行为)。“入”有两个读音，一个是通用音，如进入，入学;另一个是为了避讳而改变了的禁忌音，按晋语古今语音变化规则，入字的禁忌音跟日字同音，所以用“日”，作禁忌词的替代字使用。[1]这种说法是对的，但并不能完全解决上述所提到的问题。而且“日”字还有“密”的读法（史佩信：《“金日碑”的“日”为什么读“密”》，《文史知识》1997年第8期）。
王力先生曾说，文字学家凭什么辨别本义呢?主要是凭字形。分析字形，能说明字的本义，从而有助于了解词的本义。今天我们分析“日”字禁忌义项的根源，仍然要从字形上进行探究。《中文大辞典》中对“日”字进行了解字：“【段注】○象其轮廓，—象其中不亏”，“【徐笺】笺曰，古文尽作○－，象形。泰西戴进贤七政图，日中有小黑点数十，横互如带。以远镜目验实然，日字中画象之，古人造字之精如此。相传日中有鸟者，以黑点如群鸟飞耳。古字或作○Z，盖后人以乙象鸟也。”（《中文大辞典》第15册，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1982年，第295页。）在我国古代，原始初民曾把鸟与生殖联系起来，以鸟纹象征男根[2]。正如郭沫若在论说“玄鸟生商”的神话时所说：“玄鸟旧说以为燕子”，“玄鸟就是凤凰”，“但无论是凤或燕子，我相信这传说是生殖器的象征，鸟直到现在都是(男性)生殖器的别名，卵是睾丸的别名”。[3]
大量金文的出土，又可以在字形的辨认上有新的补充。从现有金文看，“日”的金文主要有这几种：
、  、  、  、 、 ，对此《金文诂林补》解释是，“开口吐舌谓之为日，金文之字形最古在 上加上—后做屈曲上画之形难以认为是吐舌气出之象。” （《金文诂林补》第三册卷五、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七十七，周法高编撰，第1247页。）从字形上对这些金文“日”字分析，可以明显看出是对成熟男性器的一种描画；而个中的解释，则是对男性性行为隐喻式的描述。
三
明确 “日”字的禁忌义项是随着“日”字的产生而存在，那么，“日”字的禁忌义项又是如何产生的？
首先我们看看古代人是如何认识太阳的。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极为低下，原始初民的思维水平、认识能力都极其简单，对大自然和自然规律无法认识，但是他们可以感受到太阳的升落，给大地带来了光明，促进了农作物的生长，使人类得以生存与繁衍。所以他们认为“有了太阳和月亮，才有白天和黑夜、冷与暖，万物才会生长，人才有吃有穿”，认为只有太阳的存在，万物才能生长。[4]在残酷的生存环境、落后的生产方式下，原始初民无法回避与太阳的联系，于是对其顶礼膜拜。正如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所说，凡是有阳光照耀的地方，均有太阳崇拜的存在。可以说太阳崇拜的产生主要源于农业文化和农耕文明，所以信仰日神的主要民族和部落一般居住在农耕发达之地，如黄河流域、尼罗河流域、西亚两河流域以及美洲农耕地区。
从整个远古时代看，对太阳崇拜其实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美洲的印地安人“把太阳视为活的精灵”[5]。普林尼也说：“我们应该相信太阳是整个世界的生命和灵魂；不仅如此，他还是自然的主宰……无论是看到的还是听到的，他都是最优秀最非凡的。”我国上古时代对太阳的崇拜，可以在甲骨文中找到很多有力的证据。商代人把太阳人格化，认为它是神，早晚都要进行祭祀。甲骨文中多次记载“宾日”、“既日”、“又出日”、“又入日”、“御落日”等等，就是祭祀太阳神，其中的“宾”、“既”、“又”、“御”等都是甲骨文中的祭祀名称。
对太阳的崇拜是原始初民在依赖和恐惧的心理前提下，试图对自然作出合理而令人信服解释的过程中而逐渐产生的。同样的，对于原始初民而言，在生产力极其低下和自然条件极其险恶的社会环境里作生存斗争，还需要繁衍生命，这个需要来得更为直接。为了蓄衍生命，就要性交。但是，他们同样也无法理解男女性交而带来的人类本身生命的诞生，于是逐渐产生了原始的生殖崇拜或称之为性崇拜。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原始初民的“性崇拜在意图上是纯洁的，完全不具有我们的宗教所具有的不纯洁或诲淫的观念。原始人实行的这些礼仪在我们现在看来无异于下流，但他们实行时却没有任何不纯洁和不虔诚的念头。”[6]
在作为自然崇拜的一部分——性崇拜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原始初民试图用自然现象来相互解释、印证人类自身的倾向。因为在他们看来，“天地万物统归神的主宰，天命不可违，对于天命的敬畏、信奉和景仰，对于自然的亲和与顺应，是人类社会安定幸福的保障。”[7]
原始人类进行性崇拜，把女性的生育和大地长出草木相联系，认为田野、河流、大地都是女性和女阴的象征，实际表达了原始人类希望人口繁衍如同大地生长草木那样永不断竭的美好愿望。延至后世，这种将女性崇拜与大地崇拜相联系的思想，仍以古朴的风俗予以保留，至今大地仍然作为受人崇拜的万物之母的象征。
但是，光明四射的太阳给人类万物以光明与温暖，没有太阳的存在，万物就无法生长；万物之母的大地没有了太阳的照射，将是一片荒芜。在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上， 原始初民也在母系社会的中期注意到，“如果男子不同女子交配，女子就不会生孩子。于是人们断定，男子对创造一个新的生命享有完全的荣誉。这种观点来自阿那克萨哥拉(公元前450年)的理论。阿那克萨哥拉认为，胎儿完全是由父亲的种子形成的，母亲只为它的发育提供了一个场所，就象一个植物的种子植入大地可以生长一样。”[8]这种对自身认识的提高深刻影响了原始初民对自然现象作探索性解释的思维，即逐渐形成了把天或太阳和男性甚至男性生殖器作关联性思考的思维习惯。
在我国的汉墓画像石上伏羲、女娲像中，可以得到有关的证明。伏羲和女娲互拥交尾状笫二种形式就是：伏羲、女娲分别手持规矩，意为伏羲执规画圆（即为太阳）以象征天，女娲执矩画方以象地，取旨于伏羲、女娲是天地宇宙之主。不难看出，伏羲、女娲图，突出的是“交和”之意，即男女交和，天地交和，阴阳交和，万物交和，交和则元气贯通，万物滋长。
《易•系辞下》曰：“天地姻媪，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象•归妹》：“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大地不交而万物不兴。”《诗经•大雅•生民》中“厥初生民，时维姜原。生民如何？克因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逐字逐句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得出，文中的“帝”指代的是太阳，而姜  正是因为踩上了太阳的足迹才受孕的。[9]而《管子•白心》“化物多者，莫多于日月。”中的“日”字，则可以明确解释为阳也。（《中文大辞典》第15册，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1982年版，第295页。）直到今天男性生殖器仍有阳具的俗称。与我国传说相对应，新几内亚西端及澳大利亚北部的土著则将太阳作为男性的本源，地球作为女性的本源，并认为因为有了男性的太阳，所以女性的地球才孕育了生命。
可以看出，“日”字的禁忌义项源于原始初民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这种对男根的崇拜折射在人类的原始思维中，即原始人类把性交、生殖和土地、天（太阳）等联系在一起，并由此产生了和太阳崇拜相关联的男根崇拜。这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印度著名的科纳拉克太阳神庙乃至世界很多地方的太阳神庙中都有男性生殖器的雕刻，这实际是以对太阳力量的崇拜表达人类对巨大性功能的向往和崇拜。
四
问题是，为什么“日”字的禁忌义项一直没有得到流传？究其主要原因，是对太阳崇拜的人格化发展。
我国古代社会，到了氏族制瓦解、军事民主制形成之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了首领人物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一些部落首领凭他们的人格力量、智慧力量和领导能力赢得了人们的信任。[10]他保护着自己的部落，给他们带来幸福、温暖，而且像太阳一样“能看到人间的正与错，他巡视整个世界，洞察人们的一切思想”[11]。所以人们象对待神一样崇拜着他们，在崇拜太阳的部落或民族很容易把他们的首领或王加以神化，他们便成为“天子”，成为“天”（太阳）的代言人，太阳神形象人格化。中国上古时代的伏羲、羲和、帝俊、太昊、少昊、黄帝、祝融、炎帝、颛顼等帝王形象均被视为日神形象。
唐代徐坚等的《初学记•天部上•日》也说:“日，象形也……又君象也。”在古代文献中，帝王的长相一般是“日角”或“日角龙颜”，帝王的仪表是“日表”，帝王住的地方称为“日下”，帝王居所附近是“日边”，帝王的车驾是“日驭”、“日御”，帝王古又称“天子”，即上天的儿子。这样，太阳很自然地成为王权象征，具有了政治色彩。   
但是，“文明的进步把羞耻心培植出来了，虔诚一变而为淫欲，惊畏一变而为玩狎”[12]，人们对男、女性器的看法逐渐转向隐私，男、女性器也变得不纯洁，甚至成了肮脏、淫秽的代言词。这在礼仪制度发达的古代中国，人们很难再把“男根”意象和作为帝王象征的“日”字明显联系。正如高福进先生所论述的：1、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比较发达，与此相关的祖先崇拜非常牢固；2、中国政治上个人主义权威非常顽强，甚至皇帝、皇权左右了人们的一切思想；3、中国的个人作用过于强大。[13]可以说，连太阳作为宗教神崇拜都没有显在的存在空间，所以“日”的男根意象和男性性行为象征，也只能作为一种民族心理情结沉淀下来。
五
随着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巩固，皇权进一步强化，封建伦理体系在禁锢人性方面逐渐体现出它的腐朽性。至到北宋，程颐、朱熹倡导的理学盛行，宣扬“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宣扬“存理灭欲”，使人性遭到极大的压抑和排斥。
随着人性张扬的内在要求和进步思潮的兴起，对“存理灭欲”的宋理学进行抨击和讽刺成为一些文人的心声。戴震在《原善卷上》中疾呼：“人欲即天理”，大胆向伪善的理学反击，认为“后儒以理杀人”和“酷吏以法杀人”一样残暴。另一方面，虽然 “人类的心理驱力中有很多是要受到社会规范所压抑的”，但是，“这些被抑制、但未真正消除的欲望与驱力就必须寻求社会许可的方式来发泄”[14]，所以这段时期中国性文化（性文学），如言情小说、色情小说、春宫画册等有所发展：汤显祖著《牡丹亭》歌颂热烈的性爱活动，突破了发乎情而止于礼义的柏拉图式的爱情；《金瓶梅》对性行为的描写可谓集大成；还有《红楼梦》、《西厢记》及《肉蒲团》等书，当然在社会规范的制裁下，有的成为名著流传，有的被定为禁书封毁。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日”字的禁忌义项开始张显。当然，更多的是以“入”来代替。元杂剧•孙仲章《勘头巾》三折:“那入娘的，平白揣与我个名儿叫做泼皮贼!”《水浒传•五一回》:“你这千人骑、万人压、乱人入的贼母狗!”在《水浒传》里这个禁忌词“入”已被写成“日”或“直”。如第一七回:“这日娘贼恨杀洒家，分付寺里长老不许俺挂搭，又差人来捉洒家。”第三回:“郑屠挣不起来，……口里只说‘打得好!，鲁达骂道:“‘直娘贼!还敢应口!，”第四回:“直娘的秃驴们!不放洒家入寺时，山门外讨把火来，烧了这个鸟寺。”[15]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日”字的禁忌义项，即“性行为（多用于骂人）”，是“日”的古老义项之一，基本和“日”字同步产生。
2、“日”字的禁忌义项来源于原始初民对太阳崇拜和男性生殖器崇拜。
3、“日”字的禁忌义项在中国古代作为一种民族心理情结沉淀着，一直到元代作为反宋理学宣扬人性时，才得以张显。

参考文献：
[1] [15] 陈庆延：所前缀“日”字——晋语构词特点研究之一 [J] . 语文研究，1999,(4)
[2]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 [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郭沫若全集•历史编 . 第l卷[A]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28-329.
[4] [10][13]高福进：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一种原始文化的世界性透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 [英]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6] [8]  [美] 魏勒：性崇拜[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7] 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J] . 文艺研究 ，2002 ,（5）.
[9] 江林昌：履迹生子观念源于太阳崇拜考[J] . 东方丛刊 ，1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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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闻一多学术文钞•神话研究[A]. 成都：巴蜀书社，2002.
[14] 吴光正：中国小说的原型与母题[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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