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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这期的南周有一篇易中天的文章驳12月的论门安天上的孔子 [打印本页]

作者: 灰灰 时间: 2011-1-24 23:10
标题: 这期的南周有一篇易中天的文章驳12月的论门安天上的孔子
本帖最后由灰灰于 2011-1-24 23:39 编辑

我们从儒家那里继承什么，又该怎样继承
作者: 易中天
2011-01-20 10:47:58
来源: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54800

以共同价值为标准，抽象继承为方法，现代阐释为途径，大约就能解决“继承什么”和“怎样继承”的问题。

孔孟的“仁学体系”，它有一个靠得住的基础（亲亲之爱），一个行得通的方法（忠恕之道），还有一条做得到的底线（恻隐之心）。靠得住，行得通，做得到，就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空头支票”，这很了不起。

孔孟的所有思想，所有概念，都有时代的背景和历史的语境。比如“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就是在宗法制度的背景下说的。

三纲要不得，五常就要得吗

馊了的饭菜，怎样“创造性转化”？

2010年12月2日《南方周末》刊登的《究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一次重量级学者的对话。杜维明、袁伟时两位老先生，温文尔雅坐而论道，心平气和谈古论今，十足的大家风范，确实令人敬佩，也确实给人启迪。

不过恕晚辈直言，先生们的某些说法，恐怕还可以商量。比如两位先生都说，三纲要不得，五常可以有，我就觉得很可疑。民进党要跟陈水扁切割，都不容易，何况三纲跟五常？这两个，当年可没实行“AA制”，反倒俱为一体，共存共荣。它们之间，其实是纲目体用关系，即三纲为纲，五常为目；三纲为体，五常为用；三纲为皮，五常为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三纲没了，五常还会有存在的合理性？

更何况所谓“五常”，本身就问题一箩筐。且不说董仲舒在孟子的“仁义礼智”之外再加一个“信”，是何等的不伦不类；也不说这五个字，是不是都能进行现代阐释，变成现代价值。就算是吧，那么可以拿出来说，拿过来用的，又岂止“仁义礼智信”？比如忠，比如恕，比如勇，都不比“信”差。既然如此，整出个“仁义礼智，忠恕信勇”的“八常”，不行吗？为什么只能“五常”呢？又不是联合国。

所以，我真的想不明白，干嘛一定还要留着“五常”？也许，先生们对我们的文化传统太有感情了，总希望能保留和抢救多少，就保留抢救多少。因此，杜维明先生甚至提出，“儒学要对一些糟粕”进行“创造性转化”。

这又让我看不懂。没错，神奇可以化为臭腐，臭腐也可以化为神奇。这样看，糟粕也未必不能转化为精华。但是对不起，第一，这是道家的辩证法，儒家似乎不这么讲。第二，就算糟粕可以变成精华，也得先承认那是糟粕。第三，也不是所有的糟粕，都能变成精华。比方说，馊了的饭菜，怎样“创造性转化”？变成“脑白金”吗？

三纲五常，就是“馊了的饭菜”。因为以前，这玩意是可以吃的。我们中国人，也吃这一套，还吃了两千多年。不过，在汉代，它是“新鲜饭菜”；后来，是“家常便饭”。辛亥革命后，就变成了“剩饭剩菜”。加上又没放进冰箱，哪里还能再吃？那可是要拉肚子的。

五伦早已不伦

某些已经死去的，就让他“死在沙滩上”。

肯定五常，或许是因为要肯定五伦。原因，则大约因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传统社会五种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号为“五伦”，也叫“五常”。由此产生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就叫“人伦”。具体内容，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在杜先生那里，是被看作“普适价值”的。那么请问，君臣有义，还需要吗？不需要了吧！夫妇有别呢？杜先生说还要。因为这个“别”，不是差别，而是分别。比如以前是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可以女主外男主内，等等。

这又让我不明白。一个家庭，为什么一定要“有人主外，有人主内”呢？都主外，也都主内；或者因时、因事、因人而异，轮番主外主内；甚至有事“一致对外”，无事“共享天伦”，不分主外主内，不行吗？何况还有实行“AA制”，各人的内外自己主张，自己打理的，也没见天塌下来。“主外主内”的“夫妇有别”，究竟有什么必要？就算有，那也是家庭内部的分工，为什么要作为道德规范提出来？如果但有“分别”就关乎“道德”，那么请问，授精怀孕的“男女有别”，难道也是？

还有“长幼有序”，也成问题。大哥哥和小弟弟，为什么一定要有道德上的序列呢？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必须规范为“兄友弟恭”？平等相爱，就不行吗？我在家里就是老大，我一点都不觉得对两个弟弟，要摆什么哥哥的谱！

一个要不得（君臣有义），一个没必要（夫妇有别），一个很可疑（长幼有序）。所谓“五伦”，岂非丢了半壁江山？这样的“半吊子”，岂非早已“不伦”？

所以我说，儒家的很多东西，恐怕都是“馊了的饭菜”。就算依照袁伟时先生提出的附加条件，把它们“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怕也无法“起死回生”。何况能不能这样重建，也还难说。毕竟，诸如“五伦”之类，只是在传统社会才有意义。传统社会既已“无可奈何花落去”，传统道德又何必一定要“似曾相识燕归来”？

因此，某些已经死去的，比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就让他“死在沙滩上”，用不着再去“创造性转化”。我们需要继承的，只能是确有生命力的东西。

一个标准：共同价值

没有哪个民族，会把仇恨当作核心价值观。

其实，儒学当中，可继承的东西很多，比如“仁”。

仁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仁学是孔孟的卓越贡献。它的基础，是一种“人皆有之”，因此可以“不证自明”的“人性的善”，这就是“亲亲之爱”。既然是“亲亲”，那么，子女要爱父母，父母也要爱子女，这就是“对等相爱”。同样，亲兄弟要爱，堂兄弟、表兄弟、族兄弟，以及相当于兄弟的乡亲、同学、战友、少数民族和外国人，也要爱。这就是“顺序延伸”。于是，从纵向的孝和横向的悌出发，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可以让世界充满爱。这是一个伟大的理想。

何况做起来也不难，不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或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忠恕之道”。这是行得通的。自己不愿意的，也不强加于别人，有什么难呢？就算没能力帮别人立，帮别人达，不嫉妒，不破坏，不阻挡，总做得到吧？

如果连这也困难，那么，还有“恻隐之心”作为底线。前不久，许多媒体，都相继报道了当年的红卫兵向被迫害者道歉一事，很让国人震撼。其实反过来想，如果那时他们能有“不忍之心”，又怎么会对老师和长辈恶语相加，拳打脚踢？也就没有后来的良心谴责和内心煎熬了。“于心不忍”这“一念之善”，岂非极其重要？

这就是孔孟的“仁学体系”。它有一个靠得住的基础（亲亲之爱），一个行得通的方法（忠恕之道），还有一条做得到的底线（恻隐之心）。靠得住，行得通，做得到，就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空头支票”，这很了不起。

不过更重要的，还在于仁爱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同时也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体现了人类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追求。事实上，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在，没有哪个民族，会把仇恨当作核心价值观。因此，尽管孔孟仁学当时就遭人诟病（比如墨家的批判），后世也遭人质疑（比如“五四”的批判）；也尽管它的某些具体内容，包括父慈子孝和兄友弟恭，仍不乏可以商量之处，但它的基本内核是合理的，也是可以继承的。

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就弘扬之；不符合，就抛弃之。这就是我主张的取舍标准。

一个方法：抽象继承

也许得把儒学 “放进洗衣机，再加漂白粉”。

有标准，还要有方法。标准，讲“继承什么”；方法，讲“怎样继承”。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继承？

照单全收是不行的，拿来就用是不行的，不加改造也是不行的。因为孔孟的所有思想，所有概念，都有时代的背景和历史的语境。比如“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就是在宗法制度的背景下说的。依照宗法制度，所有的贵族，包括天子之王族，诸侯之公族，大夫之氏族，都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传嫡长子，世代相传，万世一系，是为“嫡系”，也叫“大宗”。大宗之子，世代为君，或为国君，或为家君。他们的儿子，就是“君子”，即“君主之子”。不是嫡长子的次子和庶子，分出去成为“小宗”。分到最后，最小的小宗，已经做不成贵族，只能做庶民，这就是“小人”，即“小宗之人”。

小人（小宗之人）在家族里，不能跟君子（家君之子）平起平坐。女人在家庭里，也不能跟男人平起平坐。这就叫“男尊女卑，嫡尊庶卑，君尊臣卑”。但是，大宗小宗，都是同宗；女人男人，都是家人。疏远女人和小人，他们当然要抱怨。这就是“远之则怨”。反过来，如果太亲近，他们又会没大没小，忘了规矩。这就是“近之则不孙（逊）”。亲近也不行，疏远也不行，所以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毫无疑问，孔子这个说法，明显地带有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的色彩。但是完整地看，却又有合理成份。什么合理成分？凡事都要有“度”。远了近了，都不合适。同样，快了慢了，多了少了，长了短了，也不合适。适可而止，恰到好处，才合适。

这就是中庸了。中庸作为思想方法，正如仁爱作为社会理想，都是孔子留下的宝贵遗产，可以继承，也必须继承。只不过，不能“直接继承”，不能“具体继承”，不能“全盘继承”。比方说，不能再讲“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那又怎么办？抽象继承，也就是把其中的合理部分抽离出来，不要“核桃壳”，只吃“核桃仁”。比方说，不要“为难养也”，只要中庸。

显然，这是一项挺费事的工作。看来，也许得把儒学“放进洗衣机，再加漂白粉”，冲了又冲，洗了又洗，一直洗成“灰色”为止。

一个途径：现代阐释

只有经过现代文明的打磨和洗礼，儒家思想才能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其实，儒家思想当中，有麻烦的不仅“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比如“亲亲相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同样麻烦。

毫无疑问，孔子的这个主张，很人性也很人道。因为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师生之间互相告发，其实是很野蛮的，更不用说抓起来严刑逼供了。因此，现代法学的主流意见，便认为近亲属可以“知情不报”。他们在法庭上，也有权提供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没有义务提供不利证据，甚至可以不出庭。这就是“免证特权”，已为许多现代國镓的法律所采纳。可见，亲亲相隐，有着合理的内核，而且是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

可惜，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比方说，如果父亲是汉奸，儿子是八路呢？如果这父亲还带了日本鬼子来烧杀掠抢，甚至轮奸了儿媳妇呢？再比方说，纪检委的干部，手上掌握了儿子贪腐的材料，要不要交出去？不交，就违背了“执法如山”的组织原则。交，则违背了“亲亲相隐”的道德原则。请问，他又该怎么办？

也只有一个办法，即明确“亲亲相隐”是权利，不是义务。是义务，当八路的儿子就不能杀死做汉奸的父亲，当领导的父亲也不能举报有贪腐嫌疑的儿子。是权利，就可以选择。他可以“知情不报”，这是行使“免证特权”；也可以“大义灭亲”，这是放弃“亲亲相隐”。但不论行使和放弃，都是公民的权利，也是他的自由，而且是不可或缺的自由。

看来，亲亲相隐也好，其他什么也好，都不但只能“抽象继承”，而且必须“现代阐释”。这就要引进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观念，立足于公民权利、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现代意识。有此“他山之石”，方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事实上，穿越了两千年历史的儒家学说，原本只是锈迹斑斑的出土文物。只有经过现代文明的打磨和洗礼，才能放射出璀璨的光芒。墨家、道家、法家，所有诸子百家和传统文化，也都如此。

以共同价值为标准，抽象继承为方法，现代阐释为途径，我们大约就能解决“继承什么”和“怎样继承”的问题。此即所谓“愚者之得”，恳请杜先生、袁先生和诸位方家赐教。如有唐突，亦请海涵！

作者: Bookends 时间: 2011-1-24 23:14
无内容无真相。。。

作者: 灰灰 时间: 2011-1-24 23:37
究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杜维明VS袁伟时
作者: 腾讯燕山大讲堂供稿
2010-12-01 23:11:58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53024

仁、义、礼、智、信，应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否则，它只能为宗法专制服务。——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
在自由之外要带进公正。在理性之外，要带进同情、慈悲。在法治之外还有礼让。个人尊严以外，还有社会和谐。现代西方所代表的基本核心价值，是扎根在西方的普适价值，但同样有一些可以是扎根在中国、在东方的普适价值。——杜维明：哈佛大学教授。他提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为儒学的现代转化开拓了国际视野。

向春/漫画
否定三纲，肯定五常？
子云（主持人）：袁老师觉得“五四”是对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杜维明先生则认为“五四”把儒家的老底子都坏掉了，为什么？
杜维明：有点断章取义。我的观点是“继承五四”和“超越五四”。“五四”知识精英对儒家的创造转化有极大贡献。但对一种源远流长的文明全盘否定，把一个民族的没落，全归结在儒家文化头上，有些粗鲁。不能平心静气地判断传统核心价值的优质部分，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一样残酷。
当时的精英认为激烈批评传统文化，即能为学习西方创造条件，还认为西化了，就充分现代化了。今天，最普通的知识人也知道，这种极端心态必须超越。
袁伟时：新文化运动从1912年开始。蔡元培做教育总长，下令“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必须从教育方针中剔除；公民道德的全部要旨就是法兰西大革命揭示的“自由、平等、亲爱”。
它对传统文化不是全盘否定，只批判、否定传统文化中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杜先生曾提出，新文化运动应肯定仁、义、礼、智、信，我赞同，但想补充，五常的道德规范应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否则，它只能为宗法专制服务。
杜维明：我基本同意。我曾认为三纲是权威主义、等级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王元化先生以前提倡新启蒙，晚年跟我说，不要轻易否认三纲。他说，陈寅恪在为王国维写墓志铭里，说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价值，我很惊讶，要进一步思考。
我所了解的三纲是从《白虎通义》开始，并不是孔孟儒家最基本的价值，但五常毫无疑问是。三纲五常是双轨形式，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如，夫妇有别的那个“别”并不是差别，而是分别。以前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可以女主外男主内。
《白虎通义》里，君为臣纲，并不只是说君是重要的，大半都是臣对君的不合理、不合情的行为做批判；父为子纲，也多半是子对父的批判；夫为妇纲，多半是妇对夫的批判，有很多要进一步考虑。
五伦、五常也是普适价值，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法治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可以平等对话。
儒学要对一些糟粕，特别是从三纲引发的不合现代精神的东西，创造性转化。
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张力
袁伟时：王元化对陈寅恪那段话的理解有问题。陈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明确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制度”，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民国以来，很多知识分子想对三纲重新解释，有人把君为臣纲，解释为职业的忠贞精神，对上级的尊敬、尊重。非常勉强。现代社会的这种关系，人格、法律地位平等，与三纲格格不入。三纲确如陈寅恪讲，无可疗救。
现在的危险，是对传统文化过度美化。
每个古文明都有自己的贡献，17世纪后，汇合成为现代文明，它的代表者是西欧、北美。现代西方文明吸收了东方文明很多东西，包括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的精华。吸收了这些，它就缔造了一个文化高峰，就是“现代文化”。
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文化的精粹；“不虞匮乏的自由”是社会主义精神；“免于恐惧的自由”总结了希特勒的國镓主义，以及专政主义的负面教训。
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的贡献应该肯定，但不能否定它有天生弱点。例如，虽有一些抗议精神，但制度上没有形成权力制约；没有形成法治精神，对经济自由也是压制的。结果，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制度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发展不起来。再加上先秦诸子思维方法的弱点：缺少逻辑、实证精神，也发展不出现代科学。
这样，当东方社会转化为现代社会时，面临抉择：要不要接受现代文化？
知识阶层的一些人还在制造各种借口，来抵抗现代文明。
一个借口是反对西方中心论，认为人类文化是多元的。这对一个落后的东方國镓听起来很舒服。
还有一个借口是不要拿现代西方文化同传统中国文化比。但是，现代文明是无法遮蔽的一面镜子。为什么两个不同体系的传统文明，一个自行转化为现代文明，一个却至今仍在蹒跚学步？
中国知识分子老想发扬儒家文化，没想将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的精华吸收过来，创造新的思想。现在的主要问题在这里。
现代性大同小异
子云：袁老师最担忧的是权力站在儒家后面？
杜维明：这是你给他点出来的，他没讲，也许是这样。袁老师刚才讲的，很多地方我完全赞同，很多有保留。
确实不能把西化、现代化、全球化分裂，它们没有明显的疆界，不可能独立存在。现代文明是主流，但不是独一无二的。
1948年，文化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影响世界的四个典范人物，有苏格拉底（包括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释迦牟尼，耶稣基督与孔子。在这个论述中，主要的精神文明包含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的精神文明、印度的精神文明以及中国所代表的精神文明。
袁老师似乎把它们悬隔起来，认为现代文明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市场经济，还有法治、自由、个人的尊严。的确，这些价值是人类共享的，但不是静止的，需要不断发展。
人们常以中国文化中糟粕的糟粕与西方文化中的精华的精华相比。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即是鲁迅所批判的阿Q精神、续妾，抽鸦片烟，而西方文化的代表则是自由民主和个人尊严。
这样比较，对中华民族的自信有非常大的摧残。一个民族要发展，尤其在危难中自救，除了政治、经济、制度建构方面的改变，还需非常深刻的文化乃至文化心理的建设。现在很重要的就是怎样使我们的心态改变。
我像牟宗三先生一样认为，一个民族自信心彻底丧失，它是无力的、无气的、无理的，一个失去自信的民族，要向西方学习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可能性太小了。在对传统文化进行非常强烈的批判时，一定要真正了解它的精华，把它的优质部分好好保护，批判糟粕与发扬精华相辅相成。
“五四”的精英们，对于真正继承、发扬传统并创造性转化传统的力度不够。甚至包括蔡元培。蔡元培要以美学代替宗教，把经学整个抛弃了。
要重新认识这个大难不死的传统。袁老师提的那几点，我有一些不同意见。
1.袁老师说在整个中国传统中没办法发展出一个市场经济，马克斯·韦伯他们理解，一度中国的市场经济很蓬勃。比如宋代，国内及海上、陆上都有贸易。当然，它只是一个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传统文化也发展出一些科学技术。一直到17、18世纪，一些中国的技术、科学跟西方比，不一定落伍。比如在生物、医学、农业技术，甚至官僚系统方面，都有长处。
2.不应用现代的西方和古代的中国比，不应用西方最杰出的价值和中国最糟糕的价值比，有更好的比较方式，但我不是专家，不敢冒昧述说。
历史上，整个东亚社会，所谓儒教文化圈被西方吸引的力度非常大。这些大的文明能够充分现代化，确实在西方模式之外，有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比如在日本、台塆（地区）或香港地区，或现在中国大陆沿海，确实有新的发展道路。
这个新的发展，与自由民主的发展有相契处，也有文化上不相契的地方。不能说台塆（地区）、日本、韩国不民主，它们都属于儒家文化圈。
3.现代性是多元的。从袁老师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一个借口。但确实不能用几个主要普遍规律或基本因素，概括庞杂的现代性的独特性。
我们曾以为要把传统彻底消除，才能进入现代文明。其实，传统文化是塑造现代文明的基石，是背景，是“零”，它加在任何数字后面，都是十倍百倍的增加。如果德国没有强烈的日尔曼民族主义，或英国没有一种渐进的对宗教重视的过程，美国就没有市民社会，也无法形成现代的社会形态。日本、韩国、中国的路都有很大不同，越南也有所不同。
我的基本观点是，现代化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文化形式。以前讲古今中西之争，现在只是古与今的问题。不能把中国当做落后，西方当做现代，中国有现代有落后，有古有今。
中国能不能走出一条现代中国的独特道路，我不知道。我基本上赞成袁老师，对西方的学习与理解还要更强。即使现在，中国也还要深刻理解启蒙。
要注意的是，启蒙在西方又受到很多批评，包含女性主义、社群主义，还有像文化多元主义、宗教的对话，相当复杂。中国现在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多半是过去五十年西方发展之前的现代性，要注意最近的发展。
袁伟时：这样补充很好，讨论更加深入。但我想，各个民族的现代化，应该大同小异。基本方面大同，比如制度上不能不要市场经济，不能不要个人的自由、独立，民主、法治，但各个國镓没有完全相同的具体形式。
不同文明之间有冲突，更需对话
袁伟时：现在，盲目的民族自大还非常厉害。有些解释太过勉强。比如碰到环保问题，就说天人合一是最好的解决环境问题的哲学基础。但现在最好的环保对策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环保观念也来自西方。
杜先生对民族自信的讲法，有一些问题。比如德国的民族自信就招来世界大战，它对于民族主义没有警戒；日本政治上没有现代化，招来军国主义，也是二战的元凶之一。
对东方来讲，还是民族主义阻碍接受现代文明，这是主要障碍。
有的人不恰当地美化传统文化，抗拒现代文明。有人美化墨子，说很多逻辑都在里面有了；有的则说《易经》里面有现代性。
中国有民本思想，人人都承认。但它没有发展成比较系统的，有制度性的东西。杜先生讲，中国的宰相有相权，知识分子有批判精神，是接受了西方观念的人回过头去看，有夸大、美化。宰相只是棋子，皇帝要处理你，一句话就够了。
杜维明：极端的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自信，两者有根本不同。纳粹的产生，不是来源于德国人的自信，而是产生于极端的民族主义。
现在西学的影响已经很大，传统文化的声音非常薄弱。语言就很明显。政治、经济、社会、哲学、宗教这些名词都是外来的。以前中国没有“哲学”，没有“社会学”，是从日本过来的。严复想把society翻成“群”，比较符合传统，大家没接受。
但如果一天到晚在传统文化中找现代因素，也危险，我也不赞成。
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有很多值得比较。我认为，现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文明之间对话，已经有了气氛与基础。
我要补充：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观念都是现代不可或缺的，同时现代性面对21世纪的生态环保、精神的没落等问题，还要把很多的其他文明的价值带进来。在自由之外要带进什么呢？公正。在理性之外，要带进同情、慈悲。在法治之外还有礼让。个人尊严以外，还有社会和谐。
就是说，现代西方所代表的基本核心价值，是扎根在西方的普适价值，但同样有一些可以是扎根在中国、在东方的普适价值。
美国内部的民主制度比较完善，但国际间的政治民主制度根本没有建立，基本美欧说了算。我的朋友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他晚年说，如果文明有冲突，那文明对话更必要。西方文化人对自己文明的反思，在很多方面，比东方文化人更深刻，反思力更强大。
美国人对东方的了解非常缺乏，他们太傲慢，认为所有普适价值都在那边，不需要向我们学什么。他们今后会在文化层面出问题。十年二十年后，世界将是另一种格局。
“儒表法里”不成立
袁伟时：现在流行一个观点：“儒表法里”，包括一些自由主义学者讲：儒家非常完美，不好的东西都是受到法家的影响。我认为这个观点不成立。
陈寅恪先生对儒家和传统社会制度的关系分析得非常透辟。他说：“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治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专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
说得太精彩了！我怀疑不少“儒表法里”鼓吹者，有没有读过这个报告。
仁义礼智信是不是“习惯法”
杜维明：哈佛法学院有位韩国学生，叫咸在鹤，他的博士论文认为，儒家礼乐的观念和宪法很相似，在传统韩国社会，礼所起的作用类似宪法。礼有像现代英美的习惯法。
子云：我对此有疑问。习惯法的前提是保障自由，保障一些基本权利，约定俗成而来。而仁、义、礼、智、信则是作为礼教，起源是官方的教化，逐渐沉淀下来，对某一阶层进行压制和管教，我认为不能叫习惯法。
杜维明：你讲的我大部分赞成，但你认为是压制、管教我不赞成。官方，包括皇帝都很受此限制。皇帝绝对没有隐私权，一言一行要求公正，压力很大。内朝和外朝官吏制度之间的抗衡，非常重要。
在日本，官是公，私是对一般的人民而言。但在中国，官、私、公三者分开来。黄宗羲把官当作一个私欲集团。
如果认为中国整个古代文明都是专制的，认为知识分子没有独立性，这站不住。认为美国是一个完全自由民主的发展过程，也站不住。
子云：礼教不仅是伦理道德，还是一套制度规范。包括怎么下跪、怎样哭，女孩怎么笑……都很仔细，也固化成了制度，这一套不那么可爱。从三纲里找现代性的可能非常稀薄。
杜维明：你认为西方在前现代没有这一套吗？束胸、缠腰，比包小脚还要厉害。因为缩腰，有的二十多岁就死掉了。不要总觉得东方的文明比不上西方的文明，不能有这种自卑心理。
对西方平等的观念，也要加以分析的欣赏。比如今天，美国两个最不平等的制度是大学和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主宰员工，大学校长主宰教员。
子云：跨国公司的总裁与普通员工有区别，主要是在人格上平等。
杜维明：毫无疑问，这是两个层面。但说到人格平等的价值，儒家传统里同样非常深刻。比如社会各有分工，但牺牲10%、5%的人为社会大众造福，也完全不符合儒家精神，所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53024

作者: kkk1234486 时间: 2011-1-24 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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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灰灰 时间: 2011-1-24 2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