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1997年建立的斯德哥尔摩网络（Stockholm Network）和115家智囊团建立了联系，这些智囊团由大型制药商和石油公司资助。斯德哥尔摩网络声称：“每年影响上百万欧洲人。”对于舰队街的报纸而言，丹·刘易斯（Dan Lewis）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是多面手专家，他呼吁减少公共交通工具，减少炡椨支出，倡议取消关于环保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提高商家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作用，他被描述为经济研究委员会（Economic Research Council）负责人、炡椨效率部（Efficiency in Government Unit）总监、《英国官方公布的非炡椨组织介绍》（Official Guide to British Quangos）的作者、政策研究中心的作者和斯德哥尔摩网络环境部的总指挥。
媒体之门轻而易举就被打开，一些“专家”使劲推销自己的观点，即使他们根本没有资格谈论这些话题。最显著的案例是诺曼·布伦南（Norman Brennan），1994年，他建立受害者委员会，倡议加长罪犯的刑期，增设更多警察，给警察更多枪支，他的话被媒体广泛引用。而实际上，诺曼·布伦南仅仅是英国交警的基层警员，他却把自己的观点说成专家的观点。同样，约瑟芬·昆塔瓦莱（Josephine Quintavalle）接受无数采访，评价生殖伦理问题，甚至更复杂的人权问题，她唯一的相关工作经验是，她曾经是反堕胎组织生命委员会的顾问。更有谋略的是西蒙·白瑞特（Simon Barrett），他讲述的关于阿拉伯恐怖分子的故事令人毛骨悚然，西蒙·白瑞特被描述为警惕恐怖主义协会（Terror Aware）发言人、英国恐怖主义分析家、国际反恐怖主义联盟（International Coalition Against Terror） 总监、国际媒体智能（International Media Intelligence）分析总监等。谁也不清楚他到底擅长恐怖分析的哪些方面，他的公司对他的介绍也仅仅是记者。有人称，西蒙·白瑞特曾经是英国锡安主义联合会（Zionist Federation）的新闻发言人。
至少，这些自称的专家在现实生活中有“落脚点”，而不像迈克·肯尼（Mike Kenny），2004年他进入媒体视线，成为家庭暴力专家，只因为他讲述了自己被女友恶打的经历。电台、电视台和《泰晤士报》报道了他的观点，他组建了名为“的确发生在男人身上”（It Does Happen on Men）的压力集团，并宣布已经收纳三名避难者。但真相是，他根本没有挨过女友的打。被媒体当作英国SAS特种部队成员的汤姆·克鲁（Tom Crew）写了一本书，回忆他在阿富汗作战的经历，后来BBC《新闻之夜》曝光，汤姆·克鲁根本就在说谎。
一名观众却抱怨，同ITV的新闻相比，BBC花在每条新闻上的时间要长得多，过多报道细节，结果，漏报了新闻，比如比ITV少报道《加勒比海盗2》（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Dead Man's Chest）的电影信息。德高望重的记者马丁·贝尔看重的是采编原则，观众不怎么在乎信息量，他们在乎的是娱乐性，尽管这些娱乐新闻都是公关公司提供的。在商业文化中，观众比记者更有发言权。
这条规则鼓励新闻通讯社多生产可以在多家市场售卖的新闻。因此，他们喜欢与生活方式有关的新闻。2001年，路透社成立了生活方式新闻部（TV Life Feed），每天向媒体提供3－5条关于健康、度假的新闻，这类新闻被销往世界各地的发达國镓。同样，他们也倾向于体育报道和名人报道。以美联环球电视新闻为调查对象，克里斯·派特森教授还发现，1995年，体育、娱乐新闻占全部报道的1％，到200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25％。路透社增加了对美国足球、中东足球的报道。除了增加娱乐新闻，新闻联合通讯社声称要成为“世界最大的体育新闻供应商”。这样一来，大量关于人们生活状况的报道——国内贫困、世界贫穷、劳工运动、伊斯兰教恐怖主义者的内幕、真正的政治、国际贸易——都将成为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