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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26 21:23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中国文化浅思 -- 文化成果论（续）
　　
　　可以说，乔布斯开创了人类的PC时代，而他从来没有停止自己的追求。在他被赶出自己一手创建的苹果公司后，在动画技术公司Pixar（皮克斯，第一个成功代表作《玩具总动员（Toy Story）》）大获成功。然后，他重新回到苹果，用iMac开启彩色PC时代、并且用iPod+iTunes、iPhone、iPad等划时代的苹果产品与技术平台，改变世界，推动世界的发展。美国《财富》杂志最新评选出2009年度全球最受尊敬企业排行，苹果公司以迄今为止最大优势连续三年当选全球最受尊敬企业。乔布斯说：“人这辈子没法做太多事情，所以每一件都要做到精彩绝伦。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宿命。” 当乔布斯在皮克斯制作《玩具总动员》的时候，一度不得不承认剧本实在不行，它就是不过关。所以，乔布斯将工期暂停了5个月，让让每个人都拿着工资放大假去了。好好琢磨了一番之后，他们做出了后来人们所看到的《玩具总动员》。假如当时他们没有停下来的勇气，那也不会有最终的《玩具总动员》，甚至也不会有皮克斯的今天。乔布斯说：“我们曾称之为 '危机总动员'，而且指望着这种事情别再发生。但是你知道吗？每部电影身上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当然，我们不再停工5个月，我们找到了更聪明的解决办法。但是总会有那么些山穷水尽的时刻，但是要蒙骗自己其实并不难－－说服自己：其实你心里清楚，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好吧，那你知道吗？在苹果，几乎每个大项目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拿 iPhone 举例。我们曾经有过一个迥异的 iPhone 封装设计，那时候离面世已经为时不远，甚至没有时间再做改动了。在某个周一的早晨，我走进公司说：‘我就是不喜欢这个东西。我无法说服我自己爱上这个玩意儿。而这是我们做过的最重要的产品。’然后我们就按下了重启键。我们重新回顾了曾经做出来的无数款模型机以及曾经有过的想法。最终，我们做出来了今天你看到的 iPhone。相比之下，好得出人意料。那个过程简直是去地狱里走了一圈，因为你不得不当着整个团队的面说：‘你们在过去一年里做出来的所有东西，我们都要全盘否定并且重头再来。而且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因为我们已经没时间了。’而你知道每个人都说了什么吗？‘算我一个。’这种情况发生得比你想象的频繁得多，因为这不仅仅是工程学和科学。这也是艺术。有时候当你身处这种危机之中，你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可以把整件事情推向终点。但我们总是能够到达彼岸。所以我们总是胸有成竹，虽然有时候你会心生疑虑。我认为事情的关键在于，我们在这种时候不会被完全吓倒。我指的是，我们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些事情之中。”
　　
　　2004年，乔布斯被诊断患了癌症。扫描检查的结果表明，乔布斯的胰腺上长了一个瘤子。而且，确诊这是一种罕见的、无法治愈的恶性肿瘤，当时预计乔布斯最多还能活三到六个月。很快，CNN写了一篇《如果没了乔布斯，苹果未来会怎样？》的文章，悲观地认为乔布斯的离去将让苹果失去发展空间。乔布斯患病的消息传出后，华尔街非常担心，导致了苹果公司股票当日的下挫。后来，乔布斯再一次与命运搏斗成功，他竟然恢复了，虽然消瘦了很多，但是一直在推动苹果的发展，而苹果则持续为这个世界创造着新的精彩内容。我个人认为，如果当时上帝就让乔布斯因为癌症而逝去，那么将是人类的一大损失。相信不少人会同意我的观点，包括中国的一些“山寨”电子产品生产商。现在，有不少仿苹果的山寨电子产品在中国生产与销售，包括仿iPod的MP3、仿iPhone的手机、高仿苹果本、以及山寨的iPad产品，还有更多的假苹果配件。如果没有苹果的经典产品，那么山寨电子产品市场会冷清不少，山寨厂商也少了不少赚钱的产品。而这些山寨电子产品之所以有不错的销路，很大程度上因为苹果的产品外观出众，但同时价格有点过高，中国消费者难以承受得起。所以，劣质低价的仿苹果产品填补了这个市场空间，让喜欢时尚、但是钱包有限的中国消费者也“过把瘾”。而山寨版苹果的电子产品只是中国“山寨工业”的一小部分，大量山寨产品成为中国生产的一大特色。更确切地说，“山寨”产品更应当被称为盗版产品，通过偷盗他人的知识成果，为自己牟利。大批量的假名牌服装在中国生产，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善的假名牌生产系统，甚至让人们难以分辨真伪；家居装饰的生产主要仿制国际上的流行样式；就连汽车这种大宗产品，都在仿制外国汽车的外形。另外，盗版软件和电影DVD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人们在几乎“无成本”情况下，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精神产品。而中国盗版的源泉，是各行各业中像乔布斯这样的领导者。这些领导者通过对技术和艺术的狂热追求，通过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尤其是知识产权产品），推动世界的发展。按道理来说，中国人应当为这些知识产权付费，因为人们使用了这些知识产权。但是，习惯于偷盗的人们，并不把盗版当回事。而中国的法律对于知识产权的偷盗显得极为宽容，让以知识产品为主营业务的企业遭受大量的损失。以微软为代表的知识产品企业，一次次在中国进行打击盗版的行动，但是收效甚微，损失了大量的收入与利润。而盗版让跨国企业损失巨大的时候，对中国的知识产品企业则是“灭顶之灾”。中国一度有些起色的软件领域、音乐领域，现在基本上已经被消灭。像乔布斯、比尔盖茨这样影响世界的人物，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中国人只能希望美国能够创造出这些“英雄人物”，然后当做自己的榜样，激励自己在逆境中前行。
　　
　　“中国人好赌”似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麻将、扑克是中国人平时娱乐的重要手段，也是最为常见的赌博工具。随着國镓放开对公开场合打麻将的限制，棋牌馆似乎在一夜之间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而且，如果把麻将仅仅当作娱乐的话，那是不恰当的，因为人们都知道，打麻将如果不算输赢，根本没有意思。那么，只要不是一家人打麻将，大多数情况都是把打麻将作为手段，把输赢看做目的，打麻将就是为了赢钱。同理，很多人聚在一起打扑克，也是为了赢钱。很多人就是在麻将桌上或者扑克牌桌上，玩得倾家荡产，家庭离散。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到了世界各地。那么，世界各地的赌场中，也大量出现中国人的身影。澳门赌场基本上就是为中国人服务的，而澳门回归的十年，也是澳门赌场和赌场经济得到巨大发展的十年。中缅边境的赌场、马来西亚的云顶、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朝鲜的英皇赌场，甚至新加坡都要开始赌场，主要目的就是吸引中国人。而且，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中，也有很多中国人的身影。 2004年12月，北大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研究员王增先在“博彩业与社会公益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透露，国内每年至少有6000亿元赌资外流。在国内，地下赌场也越来越多，开设赌场的人增多，参与赌博的人数越来越多，赌资的数额越来越大。而且，人们除了传统的赌博方式外，还进行赌马、赌球、地下六合彩等赌博活动。同年12月，广东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就“六合彩”问题对29个县2460户农民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广东省29个县的农户购买地下六合彩的资金高达33.2亿元，估计流失金额为13.3亿元，平均每个农户损失300多元。当然，更大规模的赌博活动发生在中国的股市和楼市，人们在股市和楼市的输赢，让这些赌博活动“相形见绌”。 1个人如果在2003年，用60万元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以按揭贷款20%的比例，购买300万元的房产，到2009年底房价上涨5倍，那么就等于资产增值到1500万元，合220万美元，这是一个多么疯狂的数字！拿这些钱移民到加拿大，够一辈子花了。
　　
　　文化可以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明确地说，文化是围绕利益展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利益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相互增进利益的关系就是朋友关系，相互损害利益的关系就是敌人关系。每个人在世界上想生存下去，首先需要定义朋友和敌人。尤其是在战争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对于朋友和敌人的定义，直接决定人的生死存亡。乔治 w 布什总统的名言：“with me，or against me”，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朋友和敌人定义的宣言。一个社会，其命运的关键也在于，分清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给孟子寻找朋友的过程。孟子自幼丧父，母亲倪氏一人承担起两个人的生活。孟母从农村迁到铁匠铺旁，再迁到门口是一片坟地的荒郊野外，看到孟子仿效人们哭丧，于是再次搬家，到了一个私塾旁，孟子也开始仿效，后来孟子被尊为儒家的“亚圣”。最失败的人们，就是把真正的朋友当作敌人，把敌人当作朋友。把真正的朋友当作敌人的人，在世界上是孤立的人，就像中国60年代在国际上是孤家寡人。而把敌人当作朋友的人，则往往死无葬身之地，就像跟随黄巢、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流寇的人们，基本上没有人有好下场。而中国社会的悲剧，就是因为人们普遍缺乏辨别朋友的能力，所以一次次被反人类、反社会的流寇夺得统/治权，最终走到今天的田地。现在，很多人非常困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考公务员，进入体制之内。其实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考了公务员之后，只要看看周围的人，都是表面上的朋友、实际上的敌人，人们为了利益机关算尽，只有通过坑害别人才能够获得自己的利益。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中，只要有一点不小心，就可能被别人暗算，死都不知道怎么死掉的；那些能够活下来的、继续往上爬的人，因为没有朋友，内心也总是处在阴暗、孤独和恐惧之中。另外，如果这样的一个“人防人、人害人”的机制能够长久，那么就不用谈历史规律、历史潮流了。而在体制之外，做独立人的关键，也是能够找到可以长期相处的朋友，只有这样才有独立人的意义，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才能够有效地应对。
　　
　　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引导人们“认敌为友”的文化，也就是让人们死无葬身之地的文化。在文化中，人与人关系的结果是利益，关系的起源是思想。那么，在“利益-人-思想”的社会文化链条中，利益是显性因素，就像树上的果子。而人像是树干和枝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利益的结果。而思想和知识可以说是树根，决定人和关系。现代文明社会通过发展思想和知识，提升社会民众的素质和能力，通过更聪明的劳动，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创造出更多的利益。以色列人在“犹太复国（犹太教+民族素质和知识+民族团结）”的思想下组织起来，通过几十年的劳动（农业知识积累与高新科技农业工具升级），在沙漠中创造出高效农业，成为真正的农业强国。以色列的文化就是思想作用于人，人通过持续的学习和思考提升民族素质，然后通过聪明地劳动，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创造更大利益、分享更大利益的过程。总的来说，以色列作为一个面积很小、以荒漠化土地为主的國镓，基于其强大的思想“根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合作，共同长期努力劳动，然后成为世界上的高科技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强国（利益果实）。那么，中国的文化系统通过头脑灌输和现实经验，让人们只看到表面的利益，而忽视利益背后的人和思想因素。中国文化到了后期，演变成为流寇主导、暴民参与的“戏班子”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人们是满口的仁义道德，表面上一个个显得自己像是圣人；实际上人们为了利益不择手段。那么，“老实人吃亏”就成了这样文化的主要特点。不能认识中国文化本质的人，很容易让自己死无葬身之地，让子孙受到拖累。胡适从孙中山时期开始，长期批判国民党，而且经常点名批蒋。 61年前，蒋派自己的专机到北京接胡适。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不肯走，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问题。胡适说：美国人来了，有面包，也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胡适到南京后，又力劝蒋介石派出另一架飞机，到北京去接其他的教授和自己的学生吴晗等，并亲自到机场去迎接他们，但当看到飞机上只走下毛子水等几个人时，忍不住痛哭一场，说中国文化完了。后来，胡思杜大肆批判自己的父亲后，仍无法解脱，最后上吊自杀，吴晗被批斗至死，很多北大教授也遭殃毙命。
　　
　　当人们只看到利益的时候，社会文化就很容易变成“盗贼文化”。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真理大讨论”中，人们总结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际上这样的表述并不是正确的方向；应该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的本质是利益导向，也就得出“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人们的思维仍然脱离不了只看眼前、只看表面、只看局部的问题；而只有人们将自己的思考超越时空，从历史思考到未来，才能更加接近真理。通过对时空的思考分析，我们发现流寇和暴民的特点在于，急于获得利益，时间是他们最大的敌人。那么，如何快速“致富”呢？基本上有两个方式：抢和偷。比如说，人们都爱吃桃子，那么怎么吃到桃子。有的人种桃树，培育桃树，养护桃子，直到成熟之后，然后享受桃子，这就是农民的方式；有的人做出养护桃子的工具，来换桃子，这就是工人的方式；有的人了解到农民想卖出多余的桃子，而工人想拿工具换桃子，于是通过把工具贩卖给农民，然后把桃子贩卖给工人，从中赚取桃子的差价，这就是商人。还有人就是跑到农民的桃园里抢桃子或者偷桃子，这些人就是流寇和暴民。那么，中国文化就是让人们只想着桃子，然后大家共同偷抢农民的桃子，实现吃桃子的目的。当年，“打土豪、分田地”，“公私合营”，都是让人们关注于利益，然后大家共同摘桃子。结果，地主的地分了，资本家的企业归公了，大家就觉得富起来了。于是，大家追求更高的目标，于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大炼钢铁”、“亩产万斤”、“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等等，结果没想到“桃子”摘没了，所以饿死几千万。这就是时间的意义，人们可以为了一时之快，把桃子都摘了，但是今天吃尽耗光桃子，明天就得饿肚子，饿死人。更重要的是，耕地和企业都收归国有了，然后让大家都成为奴隶，等于流寇把“树”抢了。奴隶的生产效率是最低的，所以很快物资就开始全面匮乏，人们必须开始凭票生活了。1953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发行面粉购买证，这是北京市发行的第一种票证。1954年7月1日，北京市开始正式实行食油定量供应，发行油票，每人每月二两多油。1955年12月1日，粮食实行以人定量，凭票供应，北京市粮票诞生……从此开始了票证时代，各种商品票证渐次推出，对生活所需商品进行计划供应，几乎每种都分全国票证、地方票证，有的票是多人一张，有的票当月有效，有的票可以一年内使用。到后来，从化工、机械、煤炭、粮、油、布、肉、蛋，到烟、酒、糖、茶，都实行按人发票、凭票供应，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文化现象。据民俗文史专家郭坤聪老先生回忆，当时粮食极度缺乏，城市普通居民每个月限量供应24斤粮票，只能买到24斤粮食，根本就不够吃。在票证的限制下，那些不需要票证购买的食物价格飞涨！“1958年到1962年，街头一个用菜皮包住馅的薄饼都要卖8元钱。”当然，随着人们越来越穷困，就需要从思想深处对人们进行“灵魂的革命”，于是当时的口号就从“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变成“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农民家里养猪养鸡都可能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也就是说，当人们开始穷困的时候，不是想方设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让大家通过劳动富起来，而且通过控制人们的思想，禁止别人劳动，然后共同穷下去。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下，再加上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人们越来越穷困。在这段时间里，以色列和中国的对比相当明显，以色列人将沙漠变成绿洲，发展农业，人们吃的越来越好的时候；而中国人把森林和草原变成沙漠，农业退化，人们越来越没有吃的。
　　
　　改革开放后，进一退三的方式，让人们重新回到“偷抢桃子”的文化中。 1980年代，一身清正的胡耀邦一方面致力于“拨乱反正”，把过去的观念扭过来，另一方面起到个人榜样作用，而且知识分子地位受到明显提升，农民因为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有了种粮积极性，教育重新恢复，年轻人“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种系统的文化变革让整个社会关系缓和，社会开始经历快速的发展期，民众的生产建设热情被激发出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全面的提升，大量人口从饿肚子开始能够吃上肉。不过，在这个文化系统中，根本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人们开始看到外面的世界后，感觉到中国和美国的差距更大，于是产生更加急切的心理，希望中国能够富强，能够快速赶上美国。另外，穷怕了的人们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快速富起来，过上吃饱穿暖的生活，而且生活越来越好。在人们这样的心态下，“实践”成为检验的“唯一标准”，所以“抓耗子”和“部分人先富”让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动力，希望自己成为最为实用的先富者。更加本质的问题还是在教育，也就是教育导向思想。虽然当时恢复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正规教育，比前面完全摧毁教育进了一大步，但是教育的导向仍然在错误之中。“中华崛起”本身是个非人性的口号，仍然在强调國镓，强调利益导向。“中华崛起”的主要标志可以归结为國镓经济增长和國镓武力强大，而“人”并没有被考虑进去。人们往往会觉得，“大河有水小河满”，“中华崛起”也就能够让每个人更加富裕。但是，这明显是个误区，是个倒果为因的逻辑错误。但是，长期受到中国文化洗脑的奴隶们，本身就没有逻辑能力，所以无法辨别哪个正确、哪个错误。所以，从1990年代开始，当“中华崛起”加速的时候，也就是人们重新向狭隘、短视、肤浅、穷困退化的过程。人们以为自己属于國镓的一分子，开始产生集体幻觉，把别人的给自己演的“戏”，当作自己的真实，在“人生如戏”的过程中，滑向痛苦绝望的境地。
　　
　　时代不同，人们的做法往往也不同；而考察文化特点，就会发现不同做法下的相同文化基因。在西方发达國镓，学校教育帮助个人形成良好的学习思考习惯，并且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另外，社会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教育就是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社会中的各种事务。或者说，西方國镓根本不考虑自己是否“崛起”，因为良好的社会是由良好的公民由良好的方式组成，那么培养了良好的公民，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制度，社会自然就会发展，國镓就会强大。如果光强调國镓的强大，忽略了民众的学习与思考，忽略了社会的组织机制，就会陷入如纳粹德国那样的灾难之中。而在发达國镓的生活中，每个群体并不关心“國镓经济”这个不着边际的内容，而是为了自己的经济而斗争。所以，经常会出现公交系统员工大罢.工。这些人难道不知道他们的做法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降低经济发展吗？当然知道，但是为了个人或者小群体的利益，可以牺牲所谓的“國镓经济”，这也是人.权高于主.权的一部分。那么在中国，由于文化思想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社会机制问题（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没有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次强调“利益”（“中华崛起”只不过是“超英赶美”的翻版）就等于让人们陷入一个新的灾难过程。不过，50年代的过程是个“疾风暴雨”的过程，在军队的支持下，人们即使是痛苦，也无可奈何；而90年代开始的过程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往往是当虚幻在“中华崛起”的人们自己发现自己失去饭碗的时候，才知道个人经济是第一位的，个人经济的意义要远远高于國镓经济。对于每个人来说，國镓经济危机不是危机问题，而个人失业下岗才是真正的危机问题。
　　
　　当人们注重“实践”的时候，等于新的一轮“偷抢桃子”的过程开始了。要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先富起来”的目标，那么人们的首要目标并不是种树，而是要“偷抢”已经成熟的“桃子”，然后“砍树”加速色花劳动者的个人折旧，让人们未老先衰，最后通过思想灌输，让人们相信这样的思想理念。 30年河东，30年河西，看上去方向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由于上位者“子承父业”，有其父必有其子，流寇的本质不变，所以河东河西只是表象，文化的实质相同。这个过程是渐进性过程，不像50年代的“疾风暴雨”式的过程，让大多数人一下子陷入贫困，而且通过一步步的行动，逐渐走到今天的局面。而这个过程仍然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过程，从农村的改变开始，深刻改变了人与人关系与社会文化，瓦解了整个社会经济。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几个重点的社会人群，形成了今天的社会经济文化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