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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一场渐变式革命 [打印本页]

作者: 投诚组 时间: 2010-5-10 18:22
标题: 一场渐变式革命
以出口为导向和高储蓄、高投入、高消耗为典型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持续了30多年。这种发展方式的成功之处有目共睹，促成了中国经济起飞的奇迹。

　　这种发展方式的成功，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全球化过程给我们提供了国际分工位置；二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我们得以长期维持着较低的一般劳动工资水平。

　　这一过程固然有外资带来的技术、观念与管理的作用，也有國镓适时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根本原因还是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勤劳和忍耐，不仅是对劳动收入水平提高缓慢的忍耐，还有对生态环境承载力变化的忍耐，这才是中国长期维持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根源。

　　如今，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尽头。

　　可以说，加快转变已是共识。这种转变大体可概括为两方面：从需求拉动方面，由过度依赖国际市场转向进一步扩大内需；从市场竞争力方面，由过度依赖低工资、低利率汇率、低环境补偿等要素低成本转向更多依赖科技创新竞争力。

　　然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极其困难和复杂的过程，成功的转变必然是一场革命。旧的发展方式有着巨大惯性，已经形成的竞争力虽然开始受到多种侵蚀，但毕竟还可以维持。而新的发展方式还需要探索，要在国际分工中确立新的竞争优势非常艰难。因此，转变发展方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如果说是一场革命，也只能是一场渐变式的革命。

　　渐变式革命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这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既要灵活把握财政货币等总量政策、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又要抓紧调整结构、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二者不可偏废。

　　另一方面，既然是革命就必须动真格，有些问题不能回避，必须拿出真正的改革勇气和决心，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否则，转变发展方式最终就可能仍然是喊得多、动得少。

　　一是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收入分配不合理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也直接影响着内需的不断扩大。

　　收入分配的调整是直接的利益调整，必然涉及体制问题。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各地也都普遍适度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相关劳动法规逐步深入人心，执行力度不断加大。

　　全国人大财经委最近在广东调研发现，东莞普通工人工资水平普遍达到1600元以上，而仅仅几年前，这一水平还在千元以下。而且企业招工普遍提出交纳社会保险的承诺。按照这一趋势，劳动工资所占比重会逐渐提高。

　　然而，目前更加突出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再分配力度加大且更合理。进一步改革财税体制，更好地利用个人收入所得税杠杆等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更根本也影响更大的是，已经积累的大量财富，即国有资本如何真正惠及或更好地惠及全民的问题。

　　以目前国有企业的分配方式，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出“全民所有”属性，更多倒是事实上的小集团享有。近年虽开始试行国有资本预算，但仅涉及国有企业利润的极小部分，并且还未真正进入公共财政领域，为全民所用。这种情况与当前国有企业的经营发展状况及其显赫的社会地位十分不相称。

　　有些人主张一次性量化国有资本到每个国民，我认为，打通国有资本收益进入公共财政的通道才是关键。比较好的方式是企业按國镓出资分红上交利润进入公共财政，并以此作为考核企业经营、优胜劣汰的一个基本指标。分红上交财政和上市公司向股民分红是一个道理，这也符合非上市国有企业市场平等竞争的要求。

　　涉及國镓财富分配方式的还有国有土地和自然资源收益如何惠及全民的问题，道理与国有资本经营大体一样。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使这笔巨大的财富能走入国民家庭，以比较直接相关国民福利的方式体现于公共财政支出上。例如，进入国民养老或医疗社会保险个人账户。

　　随着中国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险体系建设步伐的加快，这一做法在操作上也将具备完全的可行性。

　　宏观上看，通过使国有财富量化进入国民个人账户，这些财富将更加直接地融入到国民经济大循环中，有助于扩大消费和内需，转变发展方式。微观上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改善企业行为。

　　二是深化价格体制改革，包括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经济学理论和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实践都表明，经济结构合理化的基本动力还在于市场调节，依赖于利益驱动和价格信号的引导。

　　当前，转变发展方式、促进产业升级，依然要首先靠市场导向，最基本的就是价格信号合理化。例如，中国近年来工业领域节能成效较为明显，主要原因就在于能源价格上升直接影响企业经济效益，而对能耗价格信号相对不够敏感的建筑领域，节能进展就慢一些。

　　同理，工资水平上升和汇率升值，必然会影响和淘汰一些出口导向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为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打开空间。

　　当前较突出的是汇率问题。与一般商品市场存在较为充分竞争，可通过竞争实现均衡价格不同，货币作为特殊商品，其供给是由央行控制的。利率、汇率既是反映供求关系状况的价格信号，又是國镓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其价格指数变动不会像工资水平那样有单向趋势。

　　资本账户的逐步国际化如何推进，将会直接影响外汇市场供求关系。与其被动升值，不如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稳步推进资本账户有条件的自由兑换，从而使外汇市场更好地反映实际供求关系，并且适应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加大对外投资的需要。

　　没有资本账户的加入，目前的外汇市场只是半个，企业也很难以国际化视角进行投资决策。而加入这一因素，汇率波动幅度可能加大，对管理体制也会提出更高要求。风险是存在的，但任何一个经济大国，都必须迈出这一步。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做了很多探索，目前是加快进度的时候了。

　　三是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城市化过程，一定阶段的确会表现为城乡差距扩大、农村要素资源流向城市的过程，事实上农村为城市已经作出了很大牺牲。

　　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已经接近50％，如果考虑流动人口的话则可能远高于50％，如何使城乡协调发展，不仅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

　　日本、韩国等与中国人口和土地资源情况较类似的东亚國镓，大体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0美元时，基本实现了城乡协调发展，城乡收入水平达到1∶0.9左右。而中国目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超过3000美元，但城乡收入比却仍高达3.34∶1, 差距还在扩大，是极其不合理的。

　　解决城乡差距过大问题，仅靠免除农业税或增加一些支农资金是不行的，杯水车薪而已。关键的问题是要设法解决价格剪刀差，有效地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总水平，改善比价关系。而这就要求重新研究耕地总规模和粮食总产量问题，研究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

　　如果没有能力通过财政补贴大幅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就应该考虑允许耕作面积下降一些，并允许离土农民依法处置、流转土地。由此产生的粮食缺口由进口补充，让市场均衡建立在较高的合理的价格水平上。

　　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吸引一部分先进生产要素资源回流农村，创新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促进产业化经营，从而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护粮食安全，而非一味靠耕作面积；二是可以集约使用土地，同时使离土离乡农民带资入城，不至于仅是赤身打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使城市化更好地惠及农民。

　　当然，有关的体制改革要周密设计，以避免出现粮食产量起伏过大问题，影响國镓粮食安全；也要避免农民无序流转土地，出现“流民”阶层。例如，农村土地进入市场可以先从宅基地集约建设节省出的部分开始，这在成都等地已经有较好的实践可总结。对耕作土地的转让，应当设定一些限制，如只有在城市工作年限较长并参加了社会保险才可以转让等等。

　　这些在程序设计上并不难解决，关键是要真正承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相应的收益权，而不再模糊为集体所有。事实上，对于那些已经离土进城多年的农民而言，已经难以充分享受集体所有可能的利益，其权益虚置等问题应当解决。

　　四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可以说一直在逐渐进行。然而，与转变发展方式、进一步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相比，应该说还难以适应。

　　当前应当重点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进一步明确科学的政绩导向，引导和激励有助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的炡椨行为，避免盲目追求生产规模扩大的单纯GDP导向，大力加强社会保障建设，加快教育、医疗体制改革，搞好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把民生问题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

　　二是理顺炡椨管理体制，深化财政预算体制改革，使各级炡椨财权与事权相适应，减少和避免“跑部钱进”“土地财政”等不合理现象；

　　三是大力发展非炡椨组织，并依法加以规范，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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