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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如上
一、对文革前17年的评价
这是有争议的第一个问题。原稿提出,在17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家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因为建国后虽然在某些方面的基本建设取得可观的成就,但政治方面不断地搞运动,出了很大偏差,整了几百上千万人。1957年,反右一下子整了55万,实际上远不止此数;1958年,搞“大跃进”,实际上是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原稿还回避了建国以来出现的路线错误。大家问:文革前17年有没有路线错误?有,那么主要是毝澤崬的错误,还是草稿所笼统说的是“党的错误”?这个有争议。当时大家强调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毝澤崬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不能回避,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多数人认为,草稿中许多评价是为毝澤崬的错误辩护的,很多提法都是说“党”在这个问题上怎么错了。大家反问:怎么都是我们全党犯错误啊?主要还是毝澤崬犯错误嘛!这是有区别的。我的印象中,会上强调毝澤崬有错误的人多;也有的同志反思自己过去对毛主席有迷信,“总以为毛主席是对的,我自己跟不上而已,‘只憾驽顽跟不上,前途遥见太阳红’,对毛主席有一种宗教感情。”(张执一发言,见中直机关第2组第1期简报,简写“中直2—1”,下仿此)也有稳健持重的少数同志提出要从政治上、从全局上考虑,十七年和毝澤崬思想不能一概否定,担心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第三世界有不利影响。
后来经修改通过的正式决议并未完全遵循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而主要决定于当时主持起草的胡乔木和中央领导人的意见。郰尒岼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连有九次讲话(见《郰尒岼文选》第二卷第291—310页),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毝澤崬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毝澤崬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写或不坚持毝澤崬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毝澤崬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毝澤崬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國镓抹黑。”(见《郰尒岼文选》第二卷第291、298、299、301页)
二、对“毝澤崬思想”的评价
对毝澤崬思想的评价是争论中第二大问题。其中特别是毝澤崬思想是否包括毝澤崬的晚年错误思想?要不要以毝澤崬思想为指导?争论也很大。因为党的八大已经不提毝澤崬思想为指导了。后来搞个人崇拜,重提毝澤崬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但晚年的毝澤崬犯了大错误,那么“毝澤崬思想”是不是也应当包括毝澤崬的错误思想?以毝澤崬思想为指导,是不是要排除他的错误思想?哪些是错误思想,怎么看?按原稿的意思,毝澤崬思想只包括正确思想,错误思想不属于毝澤崬思想,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很多人反对。
大家也不赞成把毝澤崬的错误归结为全党的错误。因为起草人要为尊者讳,所以一到某个具体问题,原稿往往说“党”没有认识到。甚至还说,当时受国际修正主义的压力,害怕中国变修,所以毝澤崬才搞文革。这是把自身的错误归咎于国外原因。
高法副院萇王维纲同志认为,毛主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作用估计过高,怕他们造反,这是一大病根。他在建国初期讲“人民民主专政”,还不一定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专政;而后来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把矛头对着资产阶级,把知识分子也都归入资产阶级,甚至说党内也有资产阶级、走资派等等。其实,建国以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政权只有名义,一直没有真正掌权,绝大多数人也并没有反对我们。他对资产阶级和阶级斗争估计过高,把革命的对象完全搞错了。才产生1957年的反右和十年文革。(见國镓机关第一组第一号简报,简写为“国1—1”,下同)
李维汉同志在发言中列举了毛主席的片面性错误的十大方面:
1. 熟悉新民主主义,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
2. 熟悉农民和地主,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
3. 熟悉农业,不熟悉工业;
4. 不懂政治经济学,很晚才读经济学教科书,才研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5. 不研究经济规律,主要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
6. 对知识分子按世界观划阶级,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批“臭老九”;
7. 搞农民平均主义,1958年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8. 在需要“外为中用”时,大批国际修正主义,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
9. 196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1966年又开始搞四个大破坏;
10. 钻进线装书,搞他的“古为今用”。
他还指出,历史上毛未犯过右倾错误,主要是左倾片面性。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强调“矫枉必须过正”,“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把赤贫分子(流氓无产阶级、“痞子”)和贫农一起当革命先锋。到八七会议后搞农民起义,普遍发生这种“左”倾。在哲学思想上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否定合二而一,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左”比右好,长期反右不反“左”。(反右扩大化不是他一人负责,我也是有责任的。反右斗争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我向部里建议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做个总结。)他把文革与打倒蒋介石并列起来,值得深思。(中直5—30)
三、对毝澤崬个人功过的评议
关于对毝澤崬个人的评价,也是这次会议的热点。据本组和其他组的简报所载发言,虽然大都对毝澤崬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功绩无大分歧,但对他在建国后掌权以来的历史实践,则殊多非议,有的还十分尖锐。
讨论中涉及建国以来的许多倳件,都与毛个人的决策及其为人、行事的思想作风相关。
李颉伯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这场浩劫实际上在1956年11月一次中央会议上就种下了根。这次会上,周总理讲话,肯定近年工作冒了;陈云、富春、先念都讲了类似的话。在这之前少奇还组织人写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会上毛主席没有吭声。后来乘反右斗争胜利和自莫斯科参加第一次会议归来,他很得意,1958年1月,他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上就发作了,说你们19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这些同志。黄敬同志在散会后就得了精神病,后来得脑血栓去世了。
房维中同志在一次插话中提到,1958年富春主持计委工作,经过算账,认为达不到预定钢铁翻番的指标,报告中说了些含糊话。毛很不满,批评富春是“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悬冰之冻。”(国4—18)薄一波同志发言中也谈到这个会上毛主席批评刘、周等人说:“你们反冒进,我要反反冒进!”会议气氛非常紧张。毛主席拿出柯庆施写的一篇《乘风破浪,力争上游》的文章,问周总理:“总理,你看过没有?你能写出来吗?”总理说:“看过了,我写不出来。”(国8—27)
李颉伯说,1959年上海会议,毛主席又批评刘、周、朱、彭(德怀),说我是主席,是统帅;副统帅就是总书记——实际上包含了要把刘少奇同志作为接班人撤下来的意思。1959年的反右倾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就都是通向文革了。(国5—21)
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同志谈到文革前他两次亲耳听到毛主席讲话,一次说要“钓鱼”,即搞“阳谋”;一次说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分子)。他说:“当时我听了很吃惊。无产阶级领袖怎么用这种语言呢!主席后来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改变党和國镓的根本大法,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毛主席实际上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议草稿上没有“机会主义”四字)。……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变成机会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必然性是什么?只有触及本质问题,才能解释。不能用(草稿中的)骄傲情绪、主观上要反修防修来概括,否则群众不满意,我们这些正统派也不诚服。”
胡克实还说,毛主席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如1953年团中央起草团章,上面有“用毝澤崬思想教育青年”一语,毛亲笔勾掉,还嘱咐我们不要再这样写;可是在文革中却把这事说成是反毝澤崬思想的罪行。我们挨斗,过不了关,他却不出来吭声。又如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要批左,却变成批右。1962年七千人大会,他大讲民主;没几个月,在十中全会上大批翻案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下马,主席并未反对;但情况刚好转,他又大批下马风。文革派工作组是主席批准的,后来却说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1972年刚批林,又批“右倾回潮”。他批别人(对他)搞突然袭击,他自己就搞。刚批了几天四人帮,转过来马上批邓。……他这一张一弛,把全党搞得不知所措了。
夏衍发言中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是否“有功无过”提出质疑。他主要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说毛主席有时判断和决策失误,却常诿过予人。譬如1945年8月13—16日,毛主席本是向蒋介石连续发出三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和文章,但斯大林派特使来延安发指示后,毛主席立即改变态度,于8月25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即“和平民主新阶段”。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时,他当众高呼“蒋介石万岁!”使在场的民主党派的头头们大吃一惊。章士钊才忙向毛主席递交了那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纸条。——在对敌斗争中兵不厌诈,用权术麻痹一下敌人未尝不可;但后来毛主席却把搞“和平民主新阶段”、“想到国民炡椨去当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刘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又如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讲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1949年我(夏衍)和许涤新等从香港到北京,为接管上海,向毛主席请示,毛又一再讲要让上海的资本主义有一段发展的时期,还讲一定要把荣毅仁、刘鸿生留下来,因为他们比我们懂得管工厂。少奇同志也讲了同样的话,声明是中央的决策。可是到1951年,毛主席就讲过渡时期要消灭资产阶级,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这也就是“兴无灭资”的祖本。后来还批判刘少奇讲“剥削有功”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国12—14)(关于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的功过,谭震林同志很激动地谈到在苏区搞“富田事变”反AB团杀了部队里许多革命同志的教训,详见郭道晖:《毝澤崬发动整风反右的初衷》,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此处不赘)
王光美同志发言中说,四清时我写的“桃园经验”,主席看过,很欣赏,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他在少奇当选國镓主席那天,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批少奇把四清搞“左”了,几天后他提出更“左”的口号。这次会前,小平同志出于好意说,你身体不好,可不必参加。但主席参加了。另一次会上他讲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时,少奇插话说,是各种矛盾交叉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第二天,毛主席大发脾气,说“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说话!”谈到高饶倳件,王说,事前毛主席约少奇谈话,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说反周对党不利,周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外有很大威望,绝不能反;并自己承担责任。后来高岗就反周、刘,毛默许。有的同志还以为毛主席支持高岗,他们才跟高岗。
夏衍概括毛主席的错误,是16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他说1957年反右时,就有人指出,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而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1958年毛主席才65岁,就有“老年性多疑症”。(国1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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