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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坚持己见言行不一又迷信风水的康有为 [打印本页]

作者: sckaka 时间: 2009-7-9 20:02
标题: 坚持己见言行不一又迷信风水的康有为
坚持己见言行不一又迷信风水的康有为

一个人的性格对共事业往往有重大影响。康有为最突出的性格特征是自信、坚毅。“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摇动之”。一旦认惟了方向，就坚持到底，百折不挠，绝不妥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一点康梁师弟的性格恰好相反。康致书于梁说:“总而言之，汝真一极流之质，吾一凝质。”①梁也说:“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②称康是“最富于自信力之人”的“自信家”。

在前期，他认准只有维新变法，走资本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自信天下必可为，敢于藐视权威，勇于向强大的封建势力和顽固的习惯势力宣战。不顾个人安危，不怕杀头灭族，屡遭挫折仍坚持斗争。“知其难而为之，此康有为所以为康有为也。”这是他成功的秘诀和保证。正如梁启超所说:“先生所以不畏疑难，刚健果决，以旋撼世界者，皆此自信力为之也。”③由于他的不懈努力，终于掀起波澜壮阔的维新运动，由布衣而成为戊戌变法的领袖，成为近代伟大的改革家、革新派的巨人。

晚年依老卖老，更加自信，认定今国只有实据英因式的虚君共和制，才能结束军阀混战，才能使国家免于灭亡。他到处被吹自己的理论，、认为这就是真理，一再宣称谁能破他论文一篇者愿赏千元，并多次仿效伍子胥的故事，要把头悬诸国门，看看因不听他的劝告而亡国，其自信达到如此程度。曾狂妄地说；“试问吾读数十年之中国书，游卅一国之域，凡十六年所得者，岂不出域外与不读书者所能作考官乎？何其不自量而可异也！”④乃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复辟帝制而奔走，“齗齗守之，终不少变”。撞南墙、碰钉子也不回头，成为顽固的复辟狂。他的成败得失皆与此性格密切相关。梁启超对他的认识最深刻，他说:“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⑤堪称的评。

他性格的另一特点是达观、果断。梁启超说:“先生之达观，真不可及也。”他的格言是“素位而行，顺受其正。”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故遇患难，遇穷困都认为是应有之事，常泰然处之。他思想敏锐，遇事果断，梁启超很佩服他“论一事片言而决，凡事物之达乎其前者，立剖析之，厘然秩然。”大刀阔斧，开解事业，此先生所最长也。“⑥这一点在前期有助于他克服困难，去争取胜利。晚年则认为”诸天历劫数且无穷，又何有于区区吾人哉？“见大则心泰，而逍遥乎诸天之上，助长他的享乐思想。

言行不一，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这是康有为的一大缺点。他标榜”古今言论以理为衡，不以圣贤为主，但视其言论如何，不得计其为何人之言论“。批判”圣权无限。凡奉此圣之教者，所有言论，惟以此圣为主，不以理为衡“的错误，斥为”与几何公理全背“。然而，他所奉行的，恰恰是他所斥责的，大搞”圣权无限“，把孔子的言论捧为”范围万世“的绝对真理，把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家纪纲奉为国粹，强把孔子推为教主，大搞尊孔迷信。他赞美西方的一夫一妻制，主张男女平等自立，妇女解放，尤其反对”一夫可取数妇，一妇不能配数夫“，说这与”公理不合，无益人道“。可是，他自己却先后娶妻妾达六人之多，而且已经62岁了，还娶一个刚20岁的黄花少女为妾，难怪有人指责他好色。他鼓吹老师与弟子应各有自主之权，反对弟子不能自立，绝对服从老师，说这样”大背公理，无益人道，其弊甚大“。而他的实际行动却处处维护师道尊严，对弟子实行封建家长专制，独断专行，把弟子者作自己的附庸，不许弟子自立，不许有言论自由，更不许革命。自己错了，还要迫使弟子服从。他宣扬”天地生人，本来平等''。认为屈抑他人为仆婢，“大背几何公理”⑦。可他晚年使用的仆婢竟达数十人之多，没有一天不役使仆婢。他的言行往往如此相反，以至为他作传的弟子们也批评他:“先生日美戒杀，而日食肉；亦称一夫一妻之公，而以无子立妾；日言男女平等，而家人未行独立；日言人类平等，而好役婢仆；极好西学西路，而礼俗器物语言仪文皆坚守中国；极美民主政体，而专行君主；注意世界大同，而专事中国。凡此皆若甚相反者。”⑧对他言行小一的坏作风的批评是很中肯的。

康有为非常迷信，主要表现在迷信死生有命、迷信神仙扶乩和迷信风水。他年轻时，有一天经过华德里，忽飞砖掠面而过，若再近一寸就会打中脑袋而死，他经常以这件事证明死生有命。当变法危机四伏，康广仁劝他引退时，他以死生有命而不甘离去，当他出京时，劝他化装避人耳目，又以死生有命而不听。出逃过程险象环生，有11次死亡的危险，都化险为夷，更使他相信死生有命。

相信天命必然耍相信鬼神，晚年迷信更笃，他和在上海的一些遗老，以集云轩作为扶乩之所，凡有疑难就请济颠神（济公）指示。1917年将行复辟，他和沈曾植等扶乩叩示复辟能否成功？“仙判大吉，故放胆为之。”以国家命运，个人存亡的大事，取决于扶乩仙判，可见其迷信之深。复辟失败，已证明“仙判”是错误的，他仍不觉悟，当他准备逃出北京前，还特地写信给梁夫人，要她“可往集云轩问吾何时出为宜。”他的女婿麦仲华，在香港曾请一“异人”给康算封批“八字”，算他死于72岁，他说“所批八字甚验。”然而，他却提前两年死于70岁。

他对风水的迷信极深，相信先辈的坟墓埋葬在风水好的“龙穴”上，会对子孙产生无穷的福荫。因此他对坟址的选择极为重视，……。

他得到此墓穴非常满意，自豪地说:“吾生数十年，所得只有此一地。”在葬母祭文中赞此墓云:“茅山郁郁，实翼金陵，秀发飞扬，蹈集仙灵，积金作屏，狮峰献英，遂吐青龙，地荫汇荣。嗟吁择藏，八年来成，奔走旁徨，今乃获营。”⑨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葬于“龙穴”的祖坟，不但没能福荫子孙，连墓主的骨植也保不住。在46年后（1966年）竞被红卫兵炸坟毁尸，遗骨难寻，这是对他迷信风水的一大讽刺。

作者: sckaka 时间: 2009-7-9 20:03
康有为的书生意气

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在现实中却很难获得成功。

可惜的是，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康有为，偏偏打算在现实中干一番事业。

康有为在1898年正式变法之前，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和宣传他的变法思想。作为一个书生和学者，他最值得人们关注的，也应该是他的变法思想。

康有为的整个思想体系，集中体现在他所著的三本书里，即《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其中《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应该说是为了适应维新变法的需要而写的，目的是破除人们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思想的迷信，进行思想解放，以便为日后的变法维新做好准备。所以说这两本书更多的是具备政治上的意义，是变法维新的武器，而非真正的学术研究。《新学伪经考》里说，中国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刘歆伪造。刘歆为了给西汉末年的新莽王朝提供统治的合法依据，就篡改了孔子的学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思想领域的李代桃僵，把自己给新莽王朝辩护的学说说成是孔子的思想。

从此孔子的真正思想就此埋没，中国社会几千年流传的儒家经学，都是经过那时候改造的，是新莽王朝之学，也就是所谓“新学”。所以他康有为现在要“雪先圣之沉冤，出诸儒于云雾”，给孔子正名，发扬光大孔子的真正思想，证明新学都是“伪经”。那么孔子的真正思想是什么呢？那就是《孔子改制考》里的内容了，康有为说孔子提倡周礼，正是要改革当时政治现实中的种种弊端，所以孔子是推行改革的先祖。而孔子推行的那些政治原则和信仰，正是民主政体、人民权利这样一些近代西方政治原则中核心的东西。这可真是牵强附会，让人哭笑不得了。

康有为好歹也是个读书人，怎么能写出这样毫无根据的东西呢？他的目的，当然是要为他的变法维新找个正当的理由。毕竟在当时的中国，虽然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对社会思想的冲击很大，但是人们的思想禁锢还是十分严重，封建道德和社会体系被认为是天经地义，要说到变法维新，人们还是谈虎色变。在这种形势下，要提倡变法，完全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果不为自己找到一棵大树来遮风挡雨，根本无法抵御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压力。

为了找到这棵大树，康有为就写了这样两本书，一本用来攻击顽固不化的守旧派，说他们信奉的经典都是“伪经”；一本用来为自己寻找理论依据，说至圣先师孔子正是变法的始祖。由此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在中国要进行变革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康有为为了尽量为自己的变法寻找到一个盾牌，竟然使出了这么异想天开的招数。二是康有为真是书生气十足，迂腐之至，找个靠山也要到历史里面去找，拿出孔子来吓唬人。怪不得后来他一门心思抱光绪的大腿，就是不肯考虑考虑太后老佛爷。

康有为还有一本书叫做《大同书》，这本书应该说是他自己毕生功力之所聚，不是敷衍之作了。一个学者的思想，应该具备超越现实，穿透未来的特性，不能把眼光仅仅放在现实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改革上，而这本书尽管其中的观点在现在看来是幼稚可笑的，但却正好体现了康有为的学者特点。在这本书中，康有为把儒家“仁”的思想、佛家普渡众生的思想、基督教的救世思想、资本主义民主观念和一些模糊的空想社会主义观念掺杂在一起，用《礼记·礼运篇》里的“大同”说法作为题目，写了长达10部30卷20万字的著作。

在书中他描绘的未来世界的美好景象: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人按需分配，国家、阶级、民族、种族这些分别全都已经自动消亡，人人享受民主，不再有剥削和压迫，甚至就连动物也不再遭受人类的奴役和宰杀，因为人类发明了一种食物，其味道比动物的肉还要鲜美，完全可以替代动物的肉……这些描述体现了康有为超凡的想象力和敢于打破一切旧制度、旧思想的勇气，但是同时这些描述也无异于空中楼阁，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实现。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在人间永远不可能建成天国。凡是这样的尝试，最终都将走向其反面-地狱。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就是这样的例子。而康有为本人也隐约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本书他斟酌再三才发表了前两部，死后才由其弟子全部印刷发行。

此书最初名为《人类公理》，他自己还曾自豪地说: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这固然体现出他追求永恒真理的理想，但是也表现出他本人那种过分的自信。康有为一生，从自己的个人功绩的角度说一直有一个最大的梦想，就是把自己变成像孔子一样的圣人，后人都信奉他所创立的学说，在他所设想的社会里生活。总的说来，从康有为的三本著名著作和他整个的思想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产生于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所进行的政治改革，都是以他这些思想为指导原则的。然而他并非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仅凭这些奇思妙想，书生意气，终究难成大事，所以最后戊戌变法走向失败，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作者: Aphrodite 时间: 2009-7-9 20:03
独立思考

作者: sckaka 时间: 2009-7-9 20:04
康有为热衷名利为名利曾建议慈禧继续垂帘听政

公元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农历戊戌年，将是康有为在中国历史坐标图中永恒的坐标。

他出身平凡，经过若干年的奋斗，终于到达天子身边，施展宏图，力图挽狂澜于即倒，撑大厦之将倾。如果他成功了，那将是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又一个诸葛亮、王猛似的标杆人物。虽然这场维新运动中他不是高官显贵（仅仅是六品官），不是战斗在第一线的战士（没有与皇帝策划一个又一个上谕），但在同志和敌人心中，他永远是这场改革的旗手。

改革这一天的到来，那是他至少40年的梦想啊！！

托身明主、展才济世，从来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这个理想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能够实现。纵观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浮史，比比皆是怀才不遇和怀才误身者。李白“斗酒诗百篇”，其酒，是怀才不遇的浇愁之酒，以至“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只有月亮与自己的影子是自身才干的知音了。所幸他虽然怀才不遇，却不曾误身，终有“诗百篇”留芳千古。而多数知识分子就不如他，虽怀才，却既“不遇”，又“误身”，闯荡到老，只唱着“归去来兮”而自娱，连所唱的都不是自己的创作，于是“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倒不如无才的好了:但正因为如此，“虽九死而犹末悔”者反倒更加受到知识阶层的崇敬。在晚清那个多事的时代，康有为就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榜样。

康有为是从旧学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是他偶然从康家两万卷的藏书中翻出了《海国图志》等几本新学著作，他将永远沉缅于旧学，不能自拔。但新与旧的冲突显些把他弄疯了。

原因在于他的抱负至大。他的家乡，广东省南海县西樵苏村之敦仁里（今广东省南海市丹灶镇），地近广州，得外洋风气之先，文化发达。有适宜生产知识分子的气候，土大夫们“以理学兴起，肩摩迈接，彬彬乎有邹鲁之风”。于是，在这样的气候中，在一八五八年三月十九日，在敦仁里深处一幢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里，子夜时分，一声尖厉的哭声，康有为诞生了。正如他后来自己的描述: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以一身为必能有立，以天下为必有可为，以圣贤为必至可期——有为、有为，他一出生，便似乎预示了他的一生正将大有可为。

他很聪明。六岁便读四书，读书以寸记。就像他的胞弟康广仁对他的学生们说的那样:“你们先生，从小就很用功读书，每天早上拿五六本书放在桌上，右手拿把很尖利的铁锥，用力向下一锥，锥穿两本书，今天就读两本书；锥穿三本书，今天就读三本书，每日必定要读一锥书。他有时要完成看一锥书的任务，看书看得上眼皮闭不下来。”总之，康有为发誓:三十岁前读尽圣贤书。因此，同乡笑之曰“圣人为”。

具有如此伟大抱负的准圣人，当然不会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讨厌科举、不重功名”。在那个时代，科举是中国知识分子扬名立万的唯一道路，康有为岂能免俗。于是，这位在戊戌变法中力主“废科举”的康圣人，中举之前，逢科必试，甚重功名。然而事与愿违，他三应乡试，三次落榜．大受刺激，“愤学业之无成”。

如此天才人物却学业无成，是老师还是学生的问题呢？在康有为及其家人看来，当然是老师的问题。从启蒙到赴举，康有为的家人为他十易其师。终于，1876年，十九岁的康有为出现在南海县九江乡的礼山草堂，成为朱次琦的学生。

朱次琦(1807-l882)，人称九江先生，广东南海人，清代著名学者、教育家、诗人，也是著名的清官。朱次琦比较敏锐地觉察到当时国学的种种偏颇，力图从儒学的源头——孔子之学那里汲取活力、寻求解决时弊的办法。他临终前将自己一生的文稿焚毁殆尽，成为再传弟子梁启超眼里中国旧学的一个句号。这个讲学终身的道学先生，极端讨厌洋务，这世界上一切外来的新东西，他无不反对。就在康有为拜他为师的1876年，得知朝廷派遣原广东巡抚郭嵩焘使英，竟大为愤怒，撰文斥之“何辱国如此”。

十九岁时的康有为对此公崇拜得五体投地:“当时，我捧着老师的手，接受老师的教导，就好像旅客得到了旅馆，瞎子看见了光明；于是，我洗心绝欲，一心一意，旺依朱门。”他后来还有一个比喻:他的朱先生传授给他的“大道”，就好像供奉在圣堂上，给圣人享用的大块祭肉。

这大块的祭肉，康有为吃得津津有味，培育出一个他一生追求的理想:成为帝师王佐。这当然是大学问。经世致用，用为帝师，做学问的用处，何过于此。

但康有为太着急了。

他一旦选定帝师的理想，便以为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帝师之路，近在眼前。然而，屡应科举不弟，连个举人也考不上，谈何帝师？于是，康有为认定老师指的道路是对的，但老师“道术浅薄”，因此他只当了朱次琦两年的学生，便“悄然而谢本师”，另觅高人。

他找到了佛祖。

1879年，二十二岁的康有为脱离师门，茫茫然走进南海西樵山，在白云洞里搭个窝，专读道教和佛教书籍，试图“习五胜道”以“肉身成圣”。

康有为的这段经历，中国的影视文学渲染得太多了。

作者: sckaka 时间: 2009-7-9 20:05
那西樵山本是南海县有名的风景盛地，松柏交映，泉水叮咚，花开四季，清香宜人。一处灵山秀水，一个乱世狂人，演出一场既痛苦又壮阔的心理剧。有时，他写出诗文，谱上曲子，面对高山大川，放声啸歌，如嵇康长啸。有时，他披散头发，在清流间徘徊，却突然冲到瀑泉之中，让清澈的瀑水冲刷自己。一边冲着，一边狂吼。本来，他是到一个清静之地，来神定自已的未来，但其实，他只有枕卧在石窟瀑泉之间，在震耳欲聋的喧嚣中，才能入睡。

更经常的是“夜坐弥月不睡”，在芳草地上铺一张席子，在溪水之旁搭一个窝棚，清泉贯耳，姿意神游，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他所练习的五胜道，有时还真能使他出现幻觉:“见身外有我，又令我入身中，视身如骸，视人如彘”。但幻觉过后，依然故我，不禁又是长歌当哭。在当时的中国，可有谁能懂得他难以自拔的苦闷彷徨:既有孤芳自赏、扼腕叹息的压抑感，又有锥起东山、必伸大志的宣泄欲，时时悲从衷来，回顾茫然。外间的人们，常常指着西樵山，对自己的儿子说:“那里有一个精神失常的康疯子，你千万不要学他！”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哪里是知我的人呢？

这时候，转机出现了。知我者出现了。

有一天，翰林院编修张鼎华与乡宦五六人畅游西樵山，忽然遇到了蓬头垢面的康有为，便交谈起来，但“相与议论不合”。张编修大声呵诋，拂衣而去。康有为呆住了，但依然没有醒悟。没过多久，他怀着一肚子飞魔入心的怪念头，以几乎精神失常的代价，走出了西樵山。

但他听到了什么？他听说那个对他大声呵诋的张鼎华居然对他很是赞赏。张鼎华是这样说的:“这次来游西樵山，那山嘛，不过是一座土山，但却遇到一个异人，这真是痛快呀！”此言一出，粤中士大夫们从此都知道这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康怪人”。

这张鼎华是谁？他的言语何能有如此影响？原来他是个上通朝廷的官员，还是咱广东的老乡！哦，他曾经入直军机处，三十二岁入翰林，终身不婚，也不留文字，同样是个怪人，怪不得能欣赏另外的怪人。

正所谓惺惺相惜！

康有为心头一亮，立刻便认定，这个张鼎华是个必须交结的人。他立刻给张鼎华写了一封信，说“您对我的雅量真让我感动”，然后便走进广州城，屈身下节，拜访张编修。

张鼎华对帝国政坛和中外时事十分熟悉。康有为与他结交后，开始了解帝国政治，并得到他的提携。他后来结交的一批任官京师的粤中名士，如梁鼎芬、邓承修，甚至初为两广总督的张之洞，都出于张鼎华的介绍。康有为后来感激地说:“我自从师从朱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自从与张鼎华交上朋友，而得悉近代文献之传。”

但他更重要的收获，是初步铺上了一条通往京师的大道。从此“慨然有揽辔澄清之志”，他觉得他的帝师之梦有盼头了。

1882年，二十五岁的康有为赴北京考试途中，游历了上海，购买了一批科技图书和介绍西方历史、地理、政治、法律的社会科学著作。一个零落不全的西方世界，从此在书中向他打开。很偶然，他弄到了一台显微镜，把物质置于镜下，大为惊讶，世界万物之理突然之间豁然开朗。显微镜下，他“看虱子就像车轮，看蚂蚁就像大象，于是悟出，所谓大的和小的，原来是同一个道理呀！那电机、那光线(其实是电线)，一秒钟跑数十万里，于是悟出，所谓长久和速度，原来也是一个道理呀！我从此明白了:很大的东西之外，还有更大的东西，很小的东西之内，还有更小的东西；解剖一个东西，你永远也解剖不尽，有一万种东西，就有一万种不同，根据元气之混沌，就能推出太平之世啦！”

然而，康有为可不想成为什么科学家，成为科学家从来都不是这个国家读书人的梦想。他在科学中看出的是政治，点染着浓烈的政治色彩，“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终于“尽破藩篱而悟彻诸天”。而这一悟，就真的把一个怪人悟成了一个圣人，他的所学所感一下子融会贯通了:“合经学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顾变，剖析今古，考察未来，妙语精理，日新大进。”

那一年，他又没有考中举人，但他成圣了。一旦悟出自己原来真的是个圣人，他就立刻着手把自己的“圣道”卖给帝王家，而且，一下子就想卖个好价钱。

作者: sckaka 时间: 2009-7-9 20:06
这可太难了。紫禁城外，九门常闭锁；紫禁城内，宫门又九重。九五之尊，身旁有的是权臣谋士，岂容一个乡下出产的普通知识分子圣。康有为怀揣满肚子的理想，转着九九八十一道心眼，也造不出开启紫禁城的钥匙。他想得都要愁死了。

1885年4月，张鼎华要康有为陪着他到北京去。但到京又能怎么样呢？康有为想呀想，忽然头痛大作。几乎疼死，眼睛也疼得不能识文断字。医生来了，束手无策，说，没办法。康有为用毛巾裹住头，满屋于转圈，“行吟于室，数月不出”。他觉得自己真的要死了，便开始检视书稿，从容待死。忽然找到一本西医书，读之。本来不相信，但反正也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使试着吃西药，不料那头痛病竟然渐渐地好了。于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每天到村后的一棵大树下转着圈行走，走了一个多月，病愈。

1888年仲夏，三十一岁的康有为应张鼎华之召，又一次来到北京，参加他一生中的第三次乡试(考举人)。此时，张鼎华已官授御史，康有为高兴得就好像他自己也升了官一样。

然而不幸的是:康有为的登科梦再次破碎，张鼎华也突然去世。康有为大为伤感，但在为张鼎华办丧事时，却说自己“病而不悲”。这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因为他太痛苦了，在张鼎华的灵前所作祭文中，他又痛不择言，文中竟说:“竹君已往，覃溪为谁？”

这又是一个典故。乾隆年间，大师戴震来到北京的时候，全靠翰林学士朱筠（字竹君）揄扬，方才名动京师。但突然之间，朱筠失势，戴震立刻被政敌攻击为“破碎大道”。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罪名，等于说他是知识界的叛徒！但就在这时，内阁学士翁方纲(字覃溪)出头为戴震辩解，使他终于先是中举，再由乾隆皇帝特命殿试，钦赐进士。是的，“竹君已往”—一当年的戴震曾失去政治靠山，这就好像一直为康有为的仕途护法的张鼎华死了一样；“覃溪为谁”——当年的戴震又有了一个翁方纲成为他的仕途护法，那么，我康有为的仕途护法又是谁人呢？

此时的康有为，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虽三试未捷，却“学有所得”。他参透了帝国统治术的奥秘:只要能够操纵君王，“挟独尊之术”，便能顺利地把自己的政见销售出去。

真巧。这年七月，天坛祈年殿遭到雷击，引起大火焚烧。迷信的慈禧太后慌了，七月二十七日正式宣布，明年光绪大婚礼成，她便交权退休。此时，慈禧已二度垂帘听政十五年，光绪也已年满十八岁。康有为屈指一算，天哪:该当圣人出世了！

按照康有为的算法，天坛祈年殿，这座象征天降皇权的宝殿，从当年建成到今年焚毁，整整“五百年矣”。而治在此时，光绪即将亲政，按照孟子的预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则年轻的光绪，必是受命改制、大有作为的圣君。

那能够辅佐君王的圣人是谁呢？找来找去，只有自己能够胜任。自己不是从小就被人称为康圣人吗？汉朝时的纬书上说，孔子曾经“端门受命”。真是无巧不成书:圣君即现，他康有为，就将是天命已定的辅佐圣君的帝师呀！

新朝将立，托命纬书，专制政体，万年惯例。其实，说穿了，那不过是一套“应天命”的说法而已。实际情况很简单:慈禧将交权，光绪将掌权，独裁君主的权力转移，首先意味着帝国中枢的人事改组。这是政治常识，也是—切野心家大搞政治投机的好时机。康有为是不是政治野心家，很难论定。但他具有强烈的领袖欲，膨胀到自我感觉“安石不出，如苍生何”的地步，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当此关头，康有为思出其位，认定他准是块宰相坯子，确也符合逻辑的。

因此，尽管乡试未捷，康有为仍居京不归。他在张鼎华死后，很快靠上了一位“翁覃溪”——据说是“直言敢发，忠义愤谏，直声震朝野”的监察御史屠仁守。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评价这位屠御史:“监察御史屠仁守，笃守朱学，忠纯刚直，我每次与他谈论国家大事，他都痛哭流涕，整个朝廷没人比得上他。于是，我频频代他向朝廷草拟奏折。”

康有为开始学着把他的政见通达朝廷。根据历史学家疏理，康有为代屠仁守草拟的奏折有好几道，其中最著名的是《门灾告警折》。

那是1889年1月21日，贞度门忽然火起。灾施太和门，栋柱皆毁，瓦铁俱飞、百官仓皇，小民色变。太和门乃正朝之门，其设也，以“王居门中”为义。因此，历朝历代，守门体制崇严。修建工材坚致，峻巍十余丈，墉厚七八尺。人们惊异的是:就算守门人有疏忽之罪，却何至于火起贞度门而殃及太和门，且火焰上扬，真不可遏制。非要烧个精光不止！更要命的是；就要过年了，按照预定计划。光绪的大婚、朝贺、亲政、太后的归政等诸种大型圣典，件件近在眼前。此时此刻，门兆忽焚。修之为时不及，不修行礼无地，真真好像是上天有意告警。

专制政体的君主，谓之真命天子。其所惧者，唯有上天。一旦忽来天火，自然惧为天谴，必须寅畏天威，一切仰承天鉴，方可告罪于天。但上天究竟送来一个什么警告，这就需要朝中百官来说明了。当此之时，正是以言官为任的监察御史们大显身手的时候。

作者: sckaka 时间: 2009-7-9 20:07
这时，屠仁守来找他了，希望他代写一个《门灾告警折》，并授以大意:请慈禧太后归政后颐养天年的颐和园工程停止修建；请光绪亲政后，他的父亲醇亲王不要干预政事；当朝的宰相不好，这次火灾就是警告此当国之人，请予罢免；请那些太监们也不要再干预朝政了……等等。

但康有为没按屠仁守的指示办。他草拟的《门灾告警折》，其内容却是:

一、请罢不急之园工，以奉天戒。

二、慈禧归政后，中外臣工有紧要奏章，仍然要呈达慈禧，并在台头恭书“太后圣鉴”。就是说，慈禧归政后，至少还要当一半的家。不仅如此，这一条还要请朝廷下达给九卿，命令他们拟出章程来，昭示外廷，一定要严格执行。

三、命令朝廷大臣，都要做一回检讨，看自己的错误是什么。而且不要阻碍有才能的贤人，许多现在虽然还是小官小民的宏远之士，是能够在国家的艰难时期出把子力气的。(似乎在说自己啊！^-^)

然而这份折子，屠仁守没上。

言官说是以扬正驱邪为己任，但何尝不是领导们的马屁虫，最是擅长察言观色。

屠仁守把康有为的第2项内容发挥了一下，在1889年2月18日，离光绪大婚(二十六日)还有八天时间，屠仁守忽然上了一个折子，名:《归政届期，谨溯旧章，直抒管见折》。这份折子说:“臣愚稽考典章，揣度时势，认为，中外奏章，(在慈禧归政后)还应该有一个变通的办法。”这办法便是康有为曾经提出的那个建议:外臣的密折、廷臣的封奏，仍然要恭书“皇太后、皇上圣鉴”。

请注意，在专制国家，凡是需要“密折封奏”的，都是国家大事。应该说，无论这建议是屠仁守的，还是康有为的，虽有讨好慈禧之嫌，其本意还是:光绪太年轻，希望他当政后，能借重太后的长才，治理国家，同时又可减少慈禧与光绪之间的嫌隙。如此苦心，理应得到慈禧的欢心。

不料，屠仁守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折子递上两天后，二月二十慈禧的懿旨震撼了朝纲(译文):

垂帘听政，本来属于万不得已之举。深宫运鉴前代流弊，特饬及时归政。这样做，上符列圣成宪。下杜来世口实，主持坚定，用意实深。况且，这种深刻的涵意早就通过圣旨而宣示中外，天下臣民，共同遵守。今天，倘若在皇帝刚刚要亲政的时候，又降懿旨，饬令官员们的奏折仍要由我来“圣鉴”，披览奏章，这简皇就等于让我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使天下后世，把我看成什么人？！而且，垂帘听政，权宜之举……该御史此奏，既与前旨显然相背，且开后世妄测争议之端，其建议属于特别地乖谬。此事关系甚大，若不予以惩处，无以为逞臆妄言、紊乱成法者的警戒。屠仁守着开去御史，交部议处，他的折子掷还给他本人。

又过了两周，三月三日，光绪亲政，慈禧归政(三月四日)的前一天，朝廷再奉太后懿旨:将试图包庇屠仁守的吏部堂官，交都察院议处，“承办司员，著查取职名，交都察院严加议处。屠仁守著即革职，永不叙用。”

总之，一个本来可能代替张鼎华，成为康有为仕途护法的屠仁守，倒下了。

对康有为来说，这件事是严重的。此前两个月，1888年12月10日，康有为不甘于仅为屠仁守写奏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勇敢地写了《上清帝第一书》，但“大臣阻格，不为代达”。在现代中小学教科书上，所谓“改革与保守”的斗争，从此就开始了。但实际上，以一介布衣而直接给皇帝写信，大臣倘不“阻格”，是要被治罪的。他的这一行动，除了显示康有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勇于对朝廷指手划脚的胆识外。谈不上什么改革与保守。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直到失去之后才后悔莫及，如果上天再给我一个机会的话，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我爱你；如果非要在前面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

这段无厘头的话，如果换一个倳件，相比也是康有为此刻想说的。

他要向皇帝说的话，本来是可以通过屠仁守向皇帝说的。但现在，完了，屠仁守完了，这简直就等于他康有为完了！他在北京连续呆了两年，除了给皇上写了一封人家根本看不到的信，以及数封代别人上书朝廷的信，别的事情，无一有成！他确实有些灰心丧气了。1889年9月13日，他愤然出京，并写了后来赫赫有名的《出都》诗:

落魄空为梁父吟，英雄穷暮感黄金。

长安乞食谁人识，只许朱公知季心。

海水夜啸黑风猎，杜鹃啼血秋山裂。

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沈沈叫不得。

作者: sckaka 时间: 2009-7-9 20:08
他觉得自己就像正在垂钓政治大鱼的姜太公，但却命运不济。“只愁莽莽乾坤大，无处沧浪著钓钩”。只得“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峰”。

然而，他并没有把自己藏进深山。他不屈不挠，出京赴粤，重打锣鼓另开张，开辟了准备“端门受命”的第二战场。

1890年初，三十四岁的康有为从北京返粤。他先回老家，百无聊赖，又赴广州。他在给友人的诗中说:

上书痛哭叹中原，岂意穷山却埽门。

已净万缘随念尽，更无一法与人言。

讲堂漫有青纱帐，春信偏知黄叶村。

时事近来都绝口，只将风月共君论。

他认为，自己不仅在仕途上栽了，学术上也一事无成。看来，只好当个教师了，但满目青纱，可供自己鞭策学生的讲堂又在哪里呢？怎么，你们还要与我谈论政治时事么？罢了，罢了，别提这个了，你们就和我谈谈风月吧！

自以为可以担当帝师之任的康有为，竟沦落为只能谈风月的布衣百姓，其情可悯，其愤可知，但他说的是老实话。要担当帝师，首先要成为被帝师承认的大学问家，至少，像孔子那样，作一部《春秋》。可惜，当时他很没有把握，自己能否写出足以同《春秋》媲美的著作。

多年来，在学术上，康有为雄心勃勃，急于建树，始终难产。正如在政治上张鼎华给了他一声棒喝才如梦方醒，在学术上，他也正需要棒喝者的相助。

天遂人愿。康有为居然真的想起了一个棒喝者，立刻便前去拜访。因为，此人正在广州。

这个人就是廖平。

廖平曾是张之洞提携的门生。作为学者，其一生论学，见解多变，时有新论，屡有创造。然而，他有创新之识，却少守定之魄，勇于自我否定，怯于坚持定见。就在1888年，当康有为正在北京追求政治进步的时候，廖平将其旧著《今古学考》分为《辟刘篇》和《知圣篇》。后者说:统治中国知识界两千年的《周礼》等“古文经传”，大多都

是东汉学者刘歆伪造出来的；前者说:西汉的“今文经传”才是孔子改制的创作。但这两部惊世骇俗的著作，却因受到张之洞的申饬，廖平未敢公布并出版。

在广州，康有为忽然想起了廖平。几年前，他读过廖平的著作，观点确过人之处。据廖平后来说，康有为拜访他后，他将《知圣篇》手稿给了康有为。过了不久，二人函约再谈。这一次，廖平是否将《辟刘篇》手稿交给康有为，并无史证。但仅仅过了一年，廖平发现:康有为的一部与《知圣》、《辟刘》之恩想观点几乎完全相同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出版了。廖平很愤怒，指控康有为的著作是“祖述”其手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剽窃。但康有为根本不理睬，不久，《孔子改制考》又联翩而出，其观点仍与廖平同。

一百多年来，康有为最著名的这两部学术著作，是否剽窃廖平的两部著作手稿而成，已成为晚清学术史上最大的版权官司，孰是孰非，历史审判官始终末予裁判，但梁启超的证词却值得重视。他说，康有为确实是“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

作者: sckaka 时间: 2009-7-9 20:08
然而，康有为著书也罢，办学也好，本来便不是为了学术，而是为了政治:“思圣道之定，悯王制之缺，慨然发愤，思易天下。既细之于国，乃讲之于乡。”理想还是过去的理想，追求还是过去的追求。他的学堂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学堂。他培养的不是学子，而是政治家。

1890年夏季的一天，广州长兴里的墙壁上，出现了一份广告，说是康有为即将开始讲学，请有志于学的青年学生们前来报名。然而，阅读广告的人无不嗤之以鼻。第二天，广告上多了一行墨色:“一个小小的监生居然也出来教馆么？”

众所周知，中国知识分子的科举阶梯是，先考秀才，再考举人，然后考进士，最后选拔翰林，甚至钦点状元，达到科举荣身的顶端。打个并不太贴切的比方:秀才就好像刚刚中学毕业，举人便是大学生了，而进士相当于硕士，翰林才是博士。那么，什么是监生？按照科举荣身的阶梯，如果—个人考不上秀才，就等于堵死了上升通道，就好像今天你连中学都不能毕业，便根本不能考大学一样。但清代科举制有一个变通，如果考不上秀才，可以花钱捐个，只是所捐的不能叫秀才，而是生员，统称监生。监生便可以继续朝着举人的学位冲刺。此时的康有为便是这样—个没有考上秀才而花钱捐来的监生。仅有如此低级“学位”的一个三十三岁的“中学生”，居然敢在广州开馆教学，并公开贴出广告，难怪出现了讽刺。

当时，广州没有学校，教师开馆教学，都在书院进行。广州有五大书院:学海堂、粤秀堂、粤华堂、菊坡堂、广雅堂。这五个书院，在今天，可以称为省立研究院了。书院的主干人称为山长，必须是舆论所归的学术名流，地位崇高，由督抚亲自聘请。新任总督、巡抚到任，总要先拜山长，以表尊崇。而且，就是在书院担任教学任务的讲师，也必须是进士、翰林，最差也得有个举人的学位。而康有为，一个监生，到这样的书院来当学生都不一定够格(例如，此时学海堂的学生梁启超便已经是举人)。居然要与当世的大人先生们并驾齐驱，悬壶教馆，自然被视为蚂蚁充大象—一滥竽鸿业，不自量力。因此，康先生的招生广告悬贴半月，不见一个学生光顾。先生之宏愿，眼睁睁的就要胎死腹中。

康有为的唯一办法就是等。

他在等待戈多吗？他等来了吗？

他等来了。

一日，学海堂的教馆先生石星巢，其时正走鸿运，有学生百人之多。一日因事外出，仓促之间。没有替手，忽然想到康有为，便请他暂代一时，入堂讲书。—个人的历史，常常便是由这样的机缘创出生机。无意中，康有为得此千载一时之会，不禁大喜。讲堂上，逞其海涵地

负之才，悬河不竭之口，旁征博引，独出新解。—席既终，学生们无不骇愕，以为闻所末闻。

康有为的大弟子陈千秋便是这时前来拜门的。他已在学海堂肆业，陈读书甚多、且能考据。但—接触康有为，立刻觉得自己过去所学，简直都是无用的垃圾。先是震撼，继而折服，伏身拜倒，五体投地，立刻成为康门首徒。

渐渐地，学海堂的学生屡有到康有为处执经问难者。康有为认为，时机终于到了，遂在长兴里开馆执鞭。于是出现了一个笑话:康初开馆，患学生太少，便书达石星巢，请他把学海堂的学生分一些给康有为。给康有为创造了讲学机会的石星巢正后悔不迭，又见他前来挖墙角，不禁笑着说:“康先生，我的学生已经走的差不多了，还要把学生分给别人，这个帐，我得怎么算？”

这时。梁启超来了。

他是被他的同学陈千秋拽来的。可能，此前康有为在学海堂的代课讲学，他没有出席。他此时的年龄不到十九岁，自小便有神童之号，而后少年中举，又是学海堂高材生，尤精词章之学，颇为沾沾自喜。而康有为，一个尚无功名的监生，他梁启起怎会瞧在眼里。然而，初次见面，康有为即“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把梁启超自以为已经精

通的上下五千年旧学，一律斥之无用，然后进行驳诘，一条一条地全部“摧毁之、廓清之”。

梁启超被打蒙了。不禁长拜而皈依。多年以后，他这样回忆这次拜门:

“自辰入见，及成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捧，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又惊又喜，且怨又艾，且疑又惧，竞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新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作者: sckaka 时间: 2009-7-9 20:08
举人拜监生为师，就好像今天的大学生拜中学生为师，其示范效应可想而知。一日之间，康有为声誉鹊起。优秀学子，摩肩接踵，联翩而来。学生就是钱财，康有为终能赁地府学宫。开馆长兴里，有了自己的地盘。越一年，讲堂移址，搬到邝氏祠；又半年，讲堂三移，在文昌后殿驻定，始称“万木草堂”。

要让这些当代优秀青年视若神圣之师，康有为是有两把刷子的。康有为有个学生叫子褒，有人问他，“你这位姓康的老师怎么样？”子褒给他写信说:“上下上千年，纵横九万里，康先生尽之矣！”

这就是说，康有为有学问。但在当时的中国，有学问，甚至比康有为学问大的老师多了，为什么是康有为的学问，而不是别的名师的学问，俘虏了这一大批最小十五岁、最大十九岁，“皆天真烂漫”的优秀学生。康有为的学问，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

要打量康有为，必须先从孔子和他的《论语》开始。

孔子曾经是个人，《论语》曾经是部书。一个教书先生，成绩不错，学生们敬爱他，把他说的话记录了下来。他的话并不多，一部《论语》，后世的哲学家们一个字一个字地数，数出一万二千七百个字。孔子说“三十而立”，按他“而立”以后的年龄算，他还活了四十三岁。作个除法，他每年说的话，平均三百字。但请读读这部小书。一部很好的书。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多是这样温馨的家常话。也有不少昏话，但他说得认真，因此便也行得真诚。他有理想，追求政治进步，—旦遇到阻碍，也发牢骚。他教书不要钱，但要吃东西，吃饱了，便诲人不倦。给你讲许多有用的道理。他的道理是家常活，但他用于治国，让你听得懂，觉得亲切。总之，你觉得他是一个好老头，一个聪明的智者，一个会讲故事的老师。你如果是个孩子，准会说:他要是我的爷爷该多好！

但他死了，死后变成了神，《论语》也变成了《圣经》。

孔于由人变神的历史，从他死后便开始了，至东汉初而登峰造极，时间长达五百年……概括地说，那五百年间，孔于形象凡四变:由子贡作俑，使孔子由普通贤人一变而为超级贤人；由孟轲发端，荀况定型，使孔于从贤人再变为圣人，凌驾于世俗王侯之上而在人间不得势的圣人；由董仲舒首唱，西汉今文博士们应和，使孔子从不得志的圣

人，三变为接受天命，为汉制法的“素王”；由王莽赞助在先，刘秀提倡于后，使孔子从奉天命为汉朝预作一部法典的“素王”，四变为传达一切天意的通天教主。

所有这些变来变去的孔子，都不是真孔子，都是为既定的政治目的而重新塑造的假孔子。为要打鬼，借助钟馗。孔子成了政治家借用来打倒政敌或进行愚民统治的意识形态！

康有为也创造了一个假孔子，或者说，以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他的学生们面前捧出了一个新孔子。这个孔子，一反千百年来人们心目中的孔子形象:他不再是复古派，不再是保守派，而是主张变法、主张改革制度，甚至以改革家的身份僭望王位的“素王”。

这说法太离谱？不然。如果我们知道，康有为给他的弟子所起的别号，都相似于孔子当年的弟子；如果我们知道，康有为此时给他自己起的别名叫“长素”——孔子是“素王”，康行为(和他的弟子)认为自己比“素王”还伟大，出此是“长素”——“长于素王”，我们便有可能在这似乎离奇的答案引导下，勘探到包裹着“学术创新”外

衣的康有为的内心深处。

真的。要在政治学术上惊世骇俗，没有比雕刻出一个惊世骇俗的孔夫子更便利的了。在政治江湖上闯荡了二十年而一无所获的康有为，这一次获得了真正的成功。不错，这个国家还有保守的力量，但在国事日非的局势下，求新求变更有市场。此时的康有为，已经把自己定位为改革家。“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贵古而贱今，人之常情，倘若直言自己有意进行思想革命，势必引起当权者的反对，甚至，那说法刚一露头，便会给掐死。只有说明自己的想法是古圣前贤早已有之，方能攻守有据，进迟自如。自己要搞改革，便把孔子说成改革家；自己要当教皇，便说孔子早是“素王”；自己要作帝师，孔子也曾“端门受命”。一切是“古已有之”，一切都是以孔子为榜样:旧瓶装上新酒，假的说成真的，手段变成了内容。这便是古往今来煽动艺术的精髓------观点必须震撼，论据必须彪悍------那么从论据到论点到底是什么逻辑，就没有人注意了。

万木草堂在如此彪悍的观点指导下，俨然已经是广州的一个政治论坛了。我们再看自号长素的康有为给弟子的号:

陈千秋号超回（颜回），

梁启梁号轶赐（子贡），

麦孟华号驾孟（孟轲），

韩文举号乘参（曾参），

曹泰号越伋（孔伋）。

再加上康有为号长素（孔子），如此豪华的孔教阵容，真的要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作者: sckaka 时间: 2009-7-9 20:09
康有为当时的好朋友梁鼎芬------时任张之洞的幕僚，有诗称:

九流混混谁真派，万木森森一草堂。

但有群伦尊北海，更无三顾赵南阳。

诗中把康有为比作卧龙南阳的诸葛亮，更真实地道出了万木草堂的政治色彩。所有这一切，都过多过早地暴露了康有为的政治理想。对这一后果，他很快就将品尝到它的滋味。

从1890年到1894年，康有为讲学之余，并没有忘记他“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崇高理想。北京的科举考试，他是决不忘记参加的，尽管他后来力主“废科举”。这一时期，他的声名渐渐地影响到京师。《新学伪经考》也被他自己偷偷地贩运到北京。当时的宰相翁同龢便在一八九四年六月五日的日记中，有“阅读《新学伪经考》”的记载。但案件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

此前一年，康有为终于考上了举人。但他还要继续追求进步。一八九四年春天，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主要任务是入京会试，就是说“参加博士(进士)考试”。但他们都没考上。有一天，康有为乘车出游，下车的时候，一不小心，把脚给伤了，遂作南归之计。六月，他回到了广州，但把梁启超留在北京“办事”。他万万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一个月，—份奏劾康有为“惑世诬民，非圣无法”的弹章震撼了朝纲。

御史安维峻，查不出他与康有为有什么私人仇恨。看他的弹章，他至少阅读了《新学伪经考》，了解康有为在广东名为讲学、实为政治运作的企图，他似乎也很有学问，康有为给自己起名“长素”，给弟子们每人一个“孔徒”名号的象征意义，他也给考证了出来。因此，他的弹章十分尖刻而严峻，说康有为“自号长素，以为长于素王，而其徒亦遂各以超回、秩赐为号”，简直就是战国时期那个妄图篡党夺权的少正卯！为杜绝出现这样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请求朝廷:禁止广东的学子从学康有为，禁止《新学伪经考》的发行，但既然已经有所流传，那么，请把《新学伪经考》毁版，以绝后患。

如此弹章，朝廷当然重视，一纸严旨，谕令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之兄）查办。

康有为慌了，甚至可以说，他非常狼狈而且恐惧。幸亏梁启超留在了北京，可以“四处奔走”，把这个案件摆平。但这个案子是如何摆平的，无论康有为还是梁启超，都讳莫如深。我们只有根据一点蛛丝马迹，略作分析。

《梁启超年谱长编》略记(译文):“一八九四年八月，康有为先生的《新学伪经考》被余晋珊、安维峻等京官参劾。那时候，梁启超先生正在北京，多方奔走。最后的结果是:两广总督谕令康有为把《新学

伪经考》自行焚毁。”

此时的康有为和梁启超，都不过一介举人，虽说其声名在北京有—定影响，但要摆平如此“谋逆”大案，那“多方奔走”四个字里，—定有许多的幕后文章。

根据梁启超写于此时的似乎很不重要的信，历史学家发现，他的“多方奔走”，其实就是“走后门”，走高官的后门。这些大官僚至少有:直隶总督李鸿章、皇帝老师翁同龢、两广总督李瀚章、广东学政(副省长)徐琪，当然还有其他人。例如，要和翁同龢说上话，他们请

托张謇来作翁的疏通工作，因为张是翁最宠信的学生。如此层层托人，直指朝政最高层，这个后门，可是走得不小。

然而，对一个专制国家来说，有谋逆嫌疑的《新学伪经考》案，毕竟是个不可等闲视之的政治案件，即使康有为花钱买路，要抹平如此嫌案，确实很难。

真是天从人愿。恰在这时，弹劲康有为的御史安维峻犯了一个错误。那错误是如此严重，使朝中那些愿意为康有为说话的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时机。

那是—个“爱国”的错误。当此之时，一八九四年的下半年，日本侵略中国，清炡椨对日宣战，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一战即溃，全军覆灭。于是，所有的朝中大臣都露出了爱国主义嘴脸，把满腔愤怒抛向李鸿章。本有言官之责的御史安维峻自不例外。但他在弹劲李鸿章“跋扈之罪”的时候，竟然让愤怒的子弹在慈禧面前擦边而过。他“请慈禧不能牵制光绪，李莲英不得干预政事”:如此开枪走火，甭说慈禧不能饶他，就是光绪也不敢不办他。于是他有了一个很惨的下场:不仅被撤职，而且被充军，从此便湮灭在边疆的茫茫荒野之中。

如此一个大逆不道的御史，其弹动康有为的奏章能没有问题吗？我们可以这样想象一下:当朝廷要两广总督李瀚章查办康有为的谋逆之罪，而因京中许多大官请托，试图保康的李瀚章正不知道如何办理的时候，忽然得此消息，能不大喜过望吗？于是，安维峻在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被撤职充军，李瀚章仅仅过了一个星期，便在一八九

五年一月五日向清廷递上了《查明举人康有为参劾折》，使这场喧闹一时的大参案得以平息。李瀚章的覆折，是这样的（译文）:“这个叫康有为的举人，我查过了。该举人为了求学问。多年吃苦。他读书颇多，应举而得科名，苦耕以资朝夕，决不是什么聚徒讲学，互相标榜。他是有自号长素这回事，那是取那两个字的延年益寿的意思，决不是希望自己成为素王。还有人说他的徒弟们有超回、秩赐等号，根本没有这回事！至于所谓《新学伪经考》嘛，那是一本关于本意尊圣，意在尊崇孔子的伟大著作。里面当然有些怀疑什么的文字，但那是怀疑传经的诸儒。而康有为要说的是:读书要有点距离感，不要为古人所欺骗。如此好学之心，决非离经叛道。他的书在基本原则方面没有什么发明创造，求学的知识分子并不崇尚它，大街小巷也没有出售的，他用来教点学生，那不过是为了科举罢了！臣的意思是: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件事，让他把书自己销毁，就算了……”

历史学家查阅当时宫廷御档，对李瀚章这一奏折，有“知道了”三字批示。《新学伪经考》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此案如此摆平，康有为无比欣慰。两个月后，一八九五年三月八日，他再次陪梁启超来到北京。此次进京，又是参加会试。但历史给了他另外一个契机:他走在赴京途中的时候，正与甲午战败、赴日求和的李鸿章擦肩而过。

历史教科书上告诉我们的“公车上书”拉开了序幕。

（摘自《清朝那些事儿》作者:朱景晖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者: shabee 时间: 2009-7-9 20:09
你帖那么长有人看么？

作者: 日王贝才 时间: 2009-7-9 20:10
在46年后（1966年）竞被红卫兵炸坟毁尸，遗骨难寻，这是对他迷信风水的一大讽刺。
死无葬生地？这也太毒了。

作者: Sfiles 时间: 2009-7-9 20:10
字太多啊

作者: 白晶晶 时间: 2009-7-9 20:10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内容自动屏蔽

作者: iamahasd 时间: 2009-7-9 20:11
长

作者: hysteria 时间: 2009-7-9 20:11
这种贴就纯装逼了
你发再多人家不看就更谈不上懂你意思了

作者: =IF=MIND 时间: 2009-7-9 20:12
我非常讨厌这个怕死鸟人。学学别人谭嗣同

作者: 天热啊 时间: 2009-7-9 20:14
好你吗长

作者: sckaka 时间: 2009-7-9 20:16
戈尔巴乔夫主政后对解决官僚特权阶层问题也做了一些努力。他在1986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要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从自身做起。宴会、礼品、招待会——我们曾鼓励所有这一切，而且自己也参加过，各级领导有自己的食品供应基地，他们的妻子连商店都不用跑了。在每个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基地和内部供应商店，在那里分配着进口商品。我们自己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有错。感谢上帝，我们自己没有走上犯罪的道路。这一切应该好好地反省一下了”。

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因此也就谈不上采取实际措施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更为他所没有认识到的是，正是这批人——官僚特权阶层，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触及他们的利益时，他们极力阻挠改革；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破产时，他们则乘势加速了党和国家的瓦解。

当然，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所说，他也是这个特殊阶层中的一员。有资料载，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之后，专为他在黑海之滨克里米亚福罗斯修建的别墅就耗费11.5亿美元。别墅的所在地是世界上唯一的古老树种桧树的自然保护区。别墅区专机停机坪、体育场、露天游泳池、夏季电影院、人工石洞、冬季花园、从主楼通向大海的升降梯和接待、警卫设施等一应俱全。大理石是从意大利采购的，卫生洁具是德国的产品，很多建筑材料都是运输机从国外运来。有记者写道：“20世纪克里米亚半岛南岸一共建了两座神奇的建筑，一座是尼古拉二世的利瓦吉斯基宫殿，另一个就是戈尔巴乔夫的那座革命色彩十足的‘霞光’工程。”戈尔巴乔夫的贴身警卫负责人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少将后来回忆说：“我知道并亲眼见过苏联时期所有总书记的别墅，里面就没有福罗斯别墅的竞争对手。这座建筑的诞生真是神了，在克格勃的文件中，它被冠以‘霞光’工程，修建这座别墅到底花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钱，听起来实在有些不可思议。按照军事施工单位提交的付款文件，福罗斯别墅的价值不超过1亿卢布。苏联前财政部长和总理帕夫洛夫非常清楚如何编制这类报表，按照他的测算，这座别墅的建设费少说也有8.5亿卢布，依照1986年苏联中央银行的货币牌价，1卢布兑换1.3美元。如果把缪谢拉别墅算在一起，以及它们的维护保养费用，国家一共要拿出多少钱呢？！”

也许，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也可能是戈尔巴乔夫对官僚特权阶层难以下手的原因之一。

对此，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浮沉录》一书中分析指出：“党不断地同各种派别、反党集团、机会主义分子、派别分子以及其他现实的和虚构的反对党的路线的各种政治敌人进行斗争，但是党还从来没有同自己上层中的贪污受贿者、自私自利者作过斗争。这是苏共历史上新的一页。这种病削弱和损坏了党的免疫系统，破坏了党的巩固。苏共许多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各种肮脏勾当，赠送贵重礼品，包括赠给总书记，被认为是正当的。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信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送从南方各地区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寄来的盒子。”

党内官僚特权阶层的存在和腐败之风的蔓延，其危害是不言而喻的。阿尔巴托夫说，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

苏共在这方面的教训告诉人们：长期和平的环境，长期执政的条件，往往是腐败和享乐的土壤与温床。党的各级官兵按严格的“官本位”和等级制分享权利，按级别分配信息资源，按职务的高低享受生活待遇，党内的平等和尊严遭到了蔑视和愚弄。官僚们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又随意作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一边批评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们接触西方社会，一边又从特供商店购买进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没有什么比这种言行不一，比这种对自己和对人民的双重标准，更使党失去人民信任的了。腐败现象腐蚀党的肌体，切割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大敌，是执政党最危险的敌人。

作者: 别愁BloodBrood 时间: 2009-7-9 22:13
好了~~看了3段不看了

作者: qq10000 时间: 2009-7-9 22:15
某人是不是康有为不说。
不管怎么说康有为，康有为在当时做的事是积极意义的。
比慈僖和封建那些老朽大臣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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