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证明这种植物确实有抗疟疾功效，格拉茨和威尔科克斯需要做一个随机对照试验，完善这个离经叛道的药物发现过程。返回密西多哥城后，他们招募了301个患有疟疾的受试者，随机分为两个组，分别接受标准化剂量的蓟罂粟汤药和ACT疗法，并在接下来的28天里，跟踪观察这些病人的情况。这项研究的结果于2010年发表，其中，罂粟组的治愈率为89%，ACT组的治愈率为95%。这项针对蓟罂粟的临床试验，共耗费50万美元，由瑞士发展与合作机构（Swiss Agency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赞助。威尔科克斯和格拉茨预计，用草药来代替ACT，可以节省75%的成本。
“反向药理学”的研究方法，特别适用于疟疾这样的急性疾病。这类疾病容易监测，能够对多种药物产生应答。在大约10年前的印度，一个由大学、研究机构和制药公司组成的联盟，便已开始使用“反向药理学”的方法，从传统的阿育吠陀药物中寻找治疗关节炎、糖尿病和肝炎的潜在药物。印度浦那风湿性疾病研究中心（Center for Rheumatic Diseases in Pune）的阿尔温德· 乔普拉（Arvind Chopra）和同事，访问了全印度范围内的阿育吠陀医生，收集了很多有望治疗关节炎的草药，然后同时开展了观察性研究（观察这些草药在病人中的效果）和动物药理学研究。2013年8月，乔普拉在《风湿病学》（Rheumatology）上，发表了一项随机双盲对照试验的结果，440名患者参与其中。结果显示，联合使用4种草药的提取物，在减轻膝盖疼痛和改善膝关节功能上，与塞来昔布（celecoxib）即辉瑞公司的西乐葆（Celebrex）有类似效果。
威尔科克斯和格拉茨常常听到类似的质疑之声。在英国皇家热带医学与卫生协会（Royal Society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于利物浦召开的会议上，威尔科克斯做了一次报告。一位听众在报告过程中指出，“反向药理学”进行的临床试验根本无法通过英国的伦理审查，因为根据规定，受试者必须在医生提供的现代化护理下接受试验。也有人指出，相关机构应该将所有人力物力投入都常规药物的研发。威尔科克斯对此回应说，“如果资金只够维持两年的常规药物研究，那么两年以后又该怎么办呢？”迪亚洛愿意与威尔科克斯合作的原因之一是，马里炡椨已经建立了一个“改良草药”的监管体系，并试图扩充改良草药的数量，寻找更多的药效证据。马里的伦理审查会委员会批准了这项研究，并且，马里國镓公共卫生研究所已经着手研制标准化的蓟罂粟糖浆，以便在当地生产和供应。
威尔科克斯和格拉茨也找到了意想不到的盟友——位于日内瓦的疟疾药物初创基金会（Medicines for Malaria Venture）。基金会的首席科学官蒂莫西·韦尔斯（Timothy Wells）说，“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合作”。该基金会是唯一 一家专注于疟疾治疗（不同于疫苗防疫）的研究机构，员工几乎全是医药行业的资深从业者，他们所资助的项目全部遵循常规的药物研发模式。几年前，该机构曾资助诺华（Novartis）、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等制药公司，测试这些公司拥有的600多万种专利化合物的抗疟疾活性，最终挑选出25 000多种活性物质。这项研究树立了一个准则——一种药物要展现出多大的潜力，才有必要对它进行深入研究。但即便如此，这也不能保证研究人员一定能发现新的抗疟疾药物。
2013年1月，威尔科克斯前往密西多哥，向一年前刚刚过世的传统医师提莫卡·本格里的家人表达敬意。那一周，正值法国军队开始对马里北部的伊斯兰武装分子实施空袭，动乱的环境凸显了当地医药资源对于非洲人民的重要性。2010年，由于发现了腐败现象，对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会（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终止了1 800万美元的疟疾资助。2012年，该基金会宣布终止“可负担药物设施”（Affordable Medicines Facility）项目——这个项目旨在为进口商提供补助，以便让一些药物进驻乡村的药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