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明星学者齐泽克（Slavoj Zizek）关切的问题是巨变之后的政治文化。他撰文指出，“当天鹅绒革命的崇高迷雾被民主资本主义的现实所驱散，人们陷入了不可避免的失望。”当抗议运动的英雄还沉浸在对一个正义、诚实和团结的新社会的梦想之中，前炡椨官员早就急迫地投身于新资本主义的市场游戏之中，无所顾忌地玩弄肮脏腐败的伎俩，远比那些异议人士更适合经营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于是，那个“新社会的梦想”化为泡影。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资本主义确实比社会主义要好得多，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仍然如此悲惨？”齐泽克的回答是，许多人以为资本主义必定会带来正义和民主，但这是一种幻觉。他分析指出，某些威权國镓实施的资本主义比起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还“更加资本主义”、更为有效、更有利可图。因此我们应该放弃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它与当初对新社会的梦想无关。他相信，在二十年前东欧的抗议者当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并不渴望资本主义，而是寻求一种生活的自由——“不在國镓的控制之下，随心所欲地相聚交谈；过一种简单而真诚的生活，摆脱粗糙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普遍的犬儒虚伪。”这种理想可以被最恰当地界定为“具有人性面目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而在今天，这种理想和态度应当被赋予第二次机会。
（我个人认为，当今这些看了菩提图挂愤怒得不得了的人中的大多数，实际上追求的并非是绝对西方的“民主”和“自由”，而是上面所描述的简简单单生活的自由，这曾经是前东欧的困局与崩溃的根源，如今也发生在中国身上。这是困局，但有史为鉴，这也是摆脱困局的机遇）
新资本主义还是新世界？
距离“天鹅绒革命”不到二十年，世界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华尔街的溃败之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就相当于柏林墙的崩塌之于共产主义”——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一篇访谈文章的标题，如今已成为被广泛引用的名句。2009年5月，著名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Richard Posner）发表新著，其书名点出了他对经济危机的诊断：这是“资本主义的一场失败”（中译本将书名做了更为耸动的修饰，译作“资本主义的失败”）。反讽的是，1989年的幻灭感似乎在二十年后再度出现，却是以“命运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的方式指向“资本主义”。
《國镓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2009年两次刊登有关中国崛起的辩论。在题为“中国的颜色”的讨论中，裴敏欣和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就中国经济的前景展开激烈辩论。裴敏欣持较为悲观的态度，他认为环境的恶化、民众的难以掌控、大规模基础建设的隐患、发展的社会成本过高以及发展失衡等等因素，会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对此不可低估。他的基本判断是，“如果中国不做必要的变革，将会面对远比低速增长要严重得多的后果——统治精英的脆弱联盟将会分化，执政党的合法性会被销蚀，社会动荡将会激化。”而安德森则相信，中国GDP势不可挡的增长力量会继续走强，甚至会打破世界纪录。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内，中国出现经济滑坡的可能性要比大多数人的预计低得多。他在回应中写道：“要想证明中国的崛起终将失败，仅仅含糊地指出发展的失衡或断言其经济不能完全维持原先的增长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发生一场能将中国推出发展轨道很长时间的全面危机，而且危机还要来得及时，最好在五到十年之内。”安德森确信，虽然裴敏欣指出了中国在长程发展中面临的种种挑战，但完全没能证明存在那个正在迫近的危机。
美国政治学家黎安友（这个人也是海外著名的民运份子，毛的医生日记那些书的发行和运作，后面有他的推手，不过作为学者，他的论述值得参考，基佬注）（Andrew J. Nathan）在评论中指出，雅克斯的著作是一部危言耸听之作，其中充满犹豫不定的论述。作者说“中国最终注定要成为首要的全球性强国”，又说“在未来二十年中，中国实质上仍然是维持现状的力量”。但最终，“中国将以它自己的形象重新塑造世界”，“迫使其余世界默许它的行事方式”。而对于中国的民主化前景，雅克斯告诉我们可以“合理地期望”这种可能，又说“儒家正统学说的力量会使民主化更为困难”，但“从长远来看，中国似乎不太可能阻止民主化的过程”。黎安友认为，雅克斯论述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企图传达某种实际上不存在的东西——中国所特有的“中国性”。而中国传统并非铁板一块，中国人彼此之间对根本价值也存在分歧和争议。在另一篇题为《当中国成为第一》的文章中，黎安友指出，“就历史意义而言，中国将成为一种新类型的首领（第一）。中国的支配地位既不是基于技术优势、也不是殖民其他國镓的能力，而主要是基于其人口状况：中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只是因为它有最多的人口。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国在可预知的未来仍然是相对贫穷的國镓。”
2009年人文社科领域的获奖者与辞世者
法国物理学家和哲学家贝尔纳·德斯帕那特（Bernard d'Espagnat）荣膺2009年度坦普尔顿奖（Templeton Prize）。他对量子物理之哲学涵义的探索打开了界定现实的新视野，也让人们重新审视可知科学的边界限制。德斯帕那特认为，人最终来自一种值得敬畏的高级存在，而无法（像唯物主义那样）予以概念化理解。他说自己不信奉任何宗教，而是一个唯灵论者（spiritualist）。坦普尔顿奖是目前世界上金额最高（一百万英镑）的授予个人的奖项。2009年度霍尔堡国际纪念奖（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授予科学哲学领域中的重要人物伊恩·哈金（Ian Hacking）。他对实验科学的重视，改变了科学哲学长期重理论轻实验的观念。并且，他将福柯“考古学”的历史观点引入科学哲学研究。他的贡献“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科学实践和特定社会及制度语境中出现的那些主要概念的理解方式”。该奖项由挪威议会于2003年创立，奖金为四百五十万挪威克朗（约合七十五万美元）。
2009年10月30日，被称为“法国思想界最后巨人”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他一百零一岁寿辰即将到来之际因病逝世。他是人类学结构主义思想创始人，他的思想激发了西方学界的许多新兴思潮。法国已设立一项奖励“人文社科领域内最佳研究者”的國镓奖，被冠名为“列维－斯特劳斯奖”。12月13日，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逝世，享年九十四岁。他的杰出贡献之一是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领域。他在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已成为一部经典，至今出了十九版。他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7月17日，八十一岁的波兰裔思想家莱斯泽克·考拉克夫斯基（Leszek Koakowski）辞世。他在哲学与宗教等多个领域中开展了重要研究。他的思想曾对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产生了重要启示。在2003年他获得了首届“克鲁格终身成就奖”。8月5日，政治哲学家杰拉尔德·科恩（Gerald Allan Cohen）因中风骤然离世，终年六十八岁。科恩曾领导1980年代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运动。他始终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核心是平等主义道德。3月10日，英国哲学家布莱恩·巴利（Brian Barry）突发心脏病去世，终年七十二岁。巴利在英美政治理论界声誉卓著，他在1979至1982年担任《伦理学》主编，使之成为道德与政治哲学领域中最权威的刊物之一。9月18日，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病逝，终年八十九岁。他曾创办《公共利益》和《國镓利益》，着力于凝聚保守主义的各种流派，被称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教父”。■
英国著名《经济学人》杂志（2010年12月4日印刷版）以罕见的醒目方式，刊登一篇长达十四页的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并在12月2日的网络版上全文发布，引起广泛关注，《福布斯》等媒体网站迅速做出评论与回应。这篇报道的导引文章以“正在崛起之中国的危险”（The dangers of a rising China）为题，作为“封面故事”推出。但整个报道无意宣扬“中国威胁论”，而是力图深度分析“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原题为“A special report on China's place in the world”）。
报道的主体分为六篇文章。首篇《卧薪尝胆》（Brushwood and gall）以著名的中国典故“越王勾践”开始，暗示着中国人的隐忍之心与雪耻情结，但作者随即援引哈佛大学科恩（Paul Cohen）教授对这一典故的新阐释：当今中国将勾践精神理解为“代表了自我改进与奉献，而不是复仇”。中国反复宣称其崛起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而其他國镓（尤其是美国）对此仍心有余悸，未来的前景包含着危险的不确定性。《第四个现代化》（The fourth modernisation）一文着眼于分析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及其困难，以及对中美军事力量对比的意义。《悬而未决》（In the balance）讨论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日本与印度等亚洲國镓所引起的复杂反应。《朋友，或其他》（Friends, or else）探讨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及其内在矛盾——美国希望与中国发展经贸合作，也希望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又担忧自己的地位会受到中国增长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威胁。这种伙伴与对手的双重关系困扰着美国。但美国不可能以冷战时代遏制苏联的方式来应对中国，因为这会付出过高的代价，而结局会是两败俱伤。因此，“承受中国的崛起，是对美国外交前所未有的考验”。《更少韬光养晦》（Less biding and hiding）探讨了中国在维护其核心利益方面表现出的决绝倾向。但文章指出，民族主义的高涨也正困扰着中国的外交事务。如果一切妥协都被看作是软弱或投降，那么大国外交就很少有回旋余地，而过于强硬的立场又会使周边國镓感到威胁，使“和平崛起”的承诺遭到怀疑。
坦普尔顿（John Templeton）基金会以赞助科学与宗教问题研究而闻名，其“大问题对话”（The Big Questions conversations）系列，每年邀请十多位著名学者与公共人物，就“经久不衰而备受争议的”重大问题做出书面回应，在知识界越来越引人注目。2010年第六届大问题对话的主题是：“道德行动依赖于理性推论吗？”十三位作者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神经科学、心理学、哲学、文化研究和神学），就这一问题各抒己见，汇编为一部五十多页的文集在春季发布。《大西洋月刊》、《探索》、《新科学家》、《纽约书评》与《纽约客》等英美报刊媒体予以报道。
阿里1969年出生在索马里，儿时随家人在多个非洲國镓流亡。她曾是穆斯林教徒，按照习俗接受女性“割礼”。1992年为了抗拒父亲安排的与陌生男子的婚事，阿里从肯尼亚逃往荷兰，改换姓名、编造履历，获准以难民身份定居。她后来进入莱登大学攻读政治学，获得硕士学位，取得了荷兰国籍。大约在2002年，阿里放弃了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成为一个无神论的女性主义活动家，并在2003年当选为荷兰国会议员，曾多次入选全球最有影响的一百位公共知识分子。她曾与荷兰电影人梵高（Theo van Gogh，著名印象派画家梵高的曾侄孙）合作制作一部短片《屈从》（Submission），揭示伊斯兰社会中女性的悲惨遭遇，引起强烈反响。2004年11月，梵高遭到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暗杀，尸体的匕首上留有一份死亡威胁名单，阿里的名字也在其中。这一倳件当时激起荷兰的反移民浪潮。2006年阿里在申请难民时作假的问题曝光，她在争议中辞去了议员的职务，从荷兰移民美国。
2010年霍尔堡国际纪念奖（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授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学教授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她的历史研究将早期现代欧洲与“比较历史”的新领域相关联，探索文化、地理和宗教方面的更替变化。颁奖辞称赞她的著作“层次丰富、面向众多、论证细致”，“揭示出更深的历史趋势和潜在的思想与行动模式。她的工作将性别推到前沿，同时坚持认为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总是根植于特定时代的文化话语与社会组织”。霍尔堡国际纪念奖由挪威议会于2003年创立，专门授予每年在人文、社科、法律和神学领域中成就最为杰出的一位学者，奖金为四百五十万挪威克朗（约合七十五万美元）。2010年度的坦普尔顿奖（Templeton Prize）由七十六岁的进化生物学家与遗传学家弗朗西斯科·阿亚拉（Francisco Ayala）获得。阿亚拉曾是神职人员，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欧文校区教授，在宗教与科学之关系的论题上著述丰富，主张进化理论与基督教信仰的一致性。创立于1972年的坦普尔顿奖鼓励科学与宗教领域的交叉与融合，是目前世界上金额最高的个人奖项。阿亚拉表示，会将一百万英镑的奖金用于慈善。素有“日本诺贝尔奖”之称的京都奖（Kyoto Prize）今年颁发给三位学者。京都奖分为尖端技术、基础科学、艺术与哲学三个类别。其中，南非视觉艺术家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荣获“艺术与哲学奖”。他开创了一种将素描与动画、视频与投影等多种媒体进行多层次融合的全新表达形式，对社会及人类活动予以深刻的洞察和展现。创始于1985年的京都奖由稻盛基金会设立，每位获奖者的奖金为五千万日元（约合六十一万美元）。
2010年1月27日，美国著名作家杰罗姆·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逝世，享年九十一岁。塞林格出生在纽约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二战期间曾从军前往欧洲战场从事反间谍工作。1940年代他在杂志上发表过数篇小说，1951年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出版使他声名鹊起。该书主人公霍尔顿·考菲尔德被看作西方战后“垮掉的一代”的典型人物，成为当时青少年模仿的对象。这部小说至今仍保持每年约二十五万本的销量。成名后的塞林格隐居遁世，虽未停止写作却很少公开发表。8月6日，纽约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Robert Judt）病逝，终年六十二岁。身为犹太后裔，朱特曾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但投身以色列国防军的经历使他彻底改变了立场。他称自己是“一个普世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近年来他对以色列炡椨的批评，以及主张建立单一國镓解决以巴争端的观点，引发关注与争议。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尽管身患“渐冻人症”却未停止写作和讲演。由于这种“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他获得了2009年的“乔治·奥威尔奖”。朱特的重要著作《责任的重负》和《战后欧洲史》等已被译为中文出版。10月3日，八十六岁的法国哲学家克劳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辞世。勒福尔受到其导师、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影响，曾在政治上非常活跃。1943年，他组织了托派国际珙产黨在巴黎的一个分支。1946年起，他开始批判苏联政体，后来逐渐转变成一个自由社会主义者。在学术生涯中，他曾在圣保罗大学、索邦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等机构任教和研究，著作论及马基雅维利、波哀西，并在民主政治理论方面有深刻的洞见。12月18日，法国著名的古希腊文明研究学者杰奎琳·罗米利（Jacqueline de Romilly）离世，享年九十七岁。她于1973年成为法兰西公学院（Le Collège de France）的首位女教授，1988年（继小说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之后）成为第二位法兰西学术院（L'Académie Frankgaise, 1635）的女性院士。罗米利是修昔底德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研究的权威，在古希腊的哲学、政治思想和悲剧作家等研究领域著述丰厚。 ■
